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总的特点，是史学的多途发展。其具体的表现是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而种类繁多。这是秦汉时期的史学所不能比拟的。

史风之盛和史家辈出，一方面是这时期各个皇朝对修史的重视，史官制度有相应的发展，造就了众多的史家；另一方面是这时期历史的急剧变动，使私家撰史蔚为风气，自也涌现出一批“在野”的史家。《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1]可见，在史官任非其才时，这种“在野”史家的地位就更为突出了。

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在讲到魏晋南朝史官建置时说：“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当时的大著作、佐著作郎或著作佐郎，都是“专掌史任”的。他举出曹魏、西晋的华峤、陈寿、陆机、束晳，东晋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南朝宋的徐爰、苏宝生，南朝梁的沈约、裴子野等，都是“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齐、梁、陈三朝又设修史学士，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等，都任此职。刘知幾以魏晋南朝为考察的主线索，但也论到三国时蜀、吴二国及十六国的史官建置。他论北朝及隋史官，于北魏提到崔浩、高闾；于北齐、北周、隋则谓“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独步关右，王劭、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诸葛颖、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亦各一时也”[2]。这只是举其大概，实际情况尚不止于此。至于私家撰史而成绩突出者，如魏之鱼豢、西晋之王铨、南朝齐之臧荣绪、南朝梁之吴均、北魏之崔鸿等皆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的剧增和种类的繁多，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同《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史书的比较中得其大体。《汉书·艺文志》撰成于1世纪末，它以史书附于《春秋》家之后，凡12种，552篇。《隋书·经籍志》撰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上距班固去世之年（92）凡564年。其中，前120余年是为东汉，后60余年是为隋与唐初，中间370年左右是为魏晋南北朝。《隋书·经籍志》以四部分类，其史部后序称：“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它继承了前人的四部分类法，而在对史书的内容区分上又比阮孝绪《七录》不仅多出一种，而且更加严谨。这13种史书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总共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3]。这些书，除极少数是东汉、隋朝的史家所撰外，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它们约占《隋书·经籍志》所录四部书种数的五分之一弱，卷数的三分之一强。

总之，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史学从兴起以后，曾一度附属于经学；司马迁倡导“成一家之言”，对强调和提高史学家的自觉意识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而史学之真正成为泱泱大国，则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这个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集中表现出史学家对史学内容认识的开阔和撰述的热忱。如：于“正史”，自西晋以下，“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于杂史，自东汉末年，“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于杂传，自曹魏始，“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于谱系，“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等等。这些都是“史官之事”或“史之职也”[4]。

综观刘知幾《史通》的《六家》、《杂述》、《古今正史》等篇，亦可说明这一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其《杂述》篇云：“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5]他说的“近古”，指的是两汉魏晋南北朝；从其所举之书来看，则主要出自魏晋南北朝。刘知幾把“史氏流别”概括为10种：

一曰“偏纪”，如王韶之《晋安帝纪》、姚最《梁昭后略》，是“权记当时，不终一代”。

二曰“小录”，如戴逵《竹林七贤论》、王粲《汉末英雄记》、萧世诚（梁元帝）《怀旧志》、卢思道《知己传》，是“独举所知，编为短部”。

三曰“逸事”，如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是补国史之遗逸。

四曰“琐言”，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裴启《语林》、孔思尚《宋齐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乃“街谈巷议，时有可观”。

五曰“郡书”，如周斐《汝南先贤传》、陈寿《益部耆旧传》、虞预《会稽典录》，记“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六曰“家史”，如殷敬《殷氏家传》、《孙氏谱记》（无撰人名）、陆景献《吴郡陆氏宗系谱》，记“高门华胄，奕世载德”。

七曰“别传”，如赵采《忠臣传》、徐广《孝子传》，记“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者。

八曰“杂记”，如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这是“求其怪物，有广异闻”。

九曰“地理书”，如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山水记》，记一方之物产、风俗。

十曰“都邑簿”，潘岳《关中记》、陆机《洛阳记》、《建康宫殿》（撰人无考），此记“帝王桑梓”，“书其轨则”，“龟镜将来”。

在这10类“史之流别”中，刘知幾共列举40种书作为论证之例，上面举出的32种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这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出此时史学的多途发展的生动面貌。

此外，南朝梁太子萧统编纂《文选》，专立“史论”一目。其序称：“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6]《文选·史论》除收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一首外，其余所收录者则为干宝、范晔、沈约等之论赞。《文选》是诗文总集，但“史论”以专题出现，这还是第一次，说明史论在这个时期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在史注方面，也涌现出一批名家，如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裴骃《史记集解》、晋灼《汉书集注》、臣瓒《汉书音义》、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后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其自注者如羊衒之《洛阳伽蓝记》，亦颇知名。史论和史注的受到重视，亦为此时史学之多途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视野开阔，撰述多途，除记一代皇朝之史外，在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域外史、史论、史注等许多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显示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而南朝梁人刘勰撰《文心雕龙》，其《史传》篇是讨论史学发展的专文，预示了史学工作即将进入一个更加自觉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