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30卷，这是一部编年体西汉皇朝史，也是我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皇朝史。它流传至今，有广泛的影响。

《汉纪》著者荀悦（148—209），字仲豫，东汉末年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献帝时官至侍中。《后汉书·荀淑传》载：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辞约事详，论辨多美”。《汉纪》记事起于刘邦之兴，讫于王莽之败，而以班彪著《王命论》、班固撰《汉书》事为殿，以明本书主旨及其之所由来。荀悦在《汉纪》卷一开宗明义说明撰述此书的原则和方法是：“谨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119]他又在书末指出：“于是乃作考旧，通连体要，以述《汉纪》。”[120]这里着重交代了两点：一是改纪传体为编年体（“列其年月，比其时事”），一是综合凝练（“撮要举凡，存其大体”）。其总的要求是“通而叙之”、“通连体要”，“以副本书”。荀悦也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编纂思想，认为：“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121]这表明，荀悦《汉纪》一方面是忠实于班固《汉书》的思想，如取材的严谨，全文引用《汉书》帝纪赞语，尤其是在书末全部照录了班彪的《王命论》，等等。另一方面，荀悦也在编撰中阐发了自己的历史见解，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为《汉纪》撰写的三十多首史论（即“荀悦曰”）中。荀悦说的“达道义”，是以儒家“三纲”为核心的，认为“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122]。他说的“彰法式”，是要维护汉皇朝的成规，中心是维护皇权。如认为汉废分封之制“以为县治民”，本是为“强干弱枝，一统于上，使权柄不分于下也”，可是现今“州牧号为万里，总郡国，威尊势重”，这是“近于战国之迹，而无治民之实”[123]。他说的“通古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着意考察西汉皇朝政治统治的得失。他在《元帝纪下》中论述了“自汉兴以来至于兹，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观也”的见解，历数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几朝朝政的利弊，进而阐发了教化和刑法的关系是“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然后用于正矣”。他还提出了“六主”、“六臣”的看法，“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认为“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深览乎！”[124]这显然是暗示君臣们各自“对号入座”，在汉献帝被挟至许昌的当时，发如此议论是要有相当的胆识的。荀悦结合秦汉之际历史，分析“立策决胜之术”有三条：形、势、情。认为：“形者，言其大体得生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125]这是把客观形势同人的心理、志向结合起来考察“立策决胜之术”，是看到了主客观因素对历史活动的影响。荀悦强调用人的重要，他甚至公然批评为史家歌颂的汉文帝在这方面的失误，认为：“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周勃）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岂不痛乎！”[126]，等等。从荀悦的这些史论来看，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表明作者对于政治统治和历史经验之密切关系的十分重视；第二，表明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荀悦的史论不同于班固史论的空泛说教，而上承司马迁史论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遗风。范晔称颂《汉纪》“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应是中肯的评价。

荀悦在历史观上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的窠臼，认为：“三光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由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王见之而悟，敕身正己，省其咎，谢其过，则祸除而福生，自然之应也。”荀悦《汉纪》记了不少人事，上面所举的史论大多也是关于人事的，但他论说“事物之性”有“三势”和“天人之道”时，却又把天人完全混为一谈：“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势之数深不可识，故君子尽心力焉以任天命。”[127]可见，在对历史做具体的考察时，荀悦是抛开“天命”的。但是一回到理论上来，他又津津乐道于“天命”了。这是他在历史思想上的矛盾。荀悦还撰有《申鉴》5篇，早于《汉纪》成书，然其思想跟《汉纪》史论是一脉相承的。《申鉴》今有传本。

正像《汉纪》在内容上主要取材于《汉书》，而在史论上有超出《汉书》的地方一样；《汉纪》在体裁上效法《左传》，而在体例上比《左传》更加严整。《左传》由编年体国史而来，其主要任务是排比年月，扩大记事范围。这两点它都做到了。《汉纪》内容袭《汉书》而体裁仿《左传》，这就在编纂上给它提出了新的问题：怎样在按年月排比史事时，容纳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传记和典章制度的知识。荀悦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即采用连类列举的方法，在有关的史事之下记载与之有重要联系的人物和制度，这不仅使体例更加严谨，也扩大了编年体史书记事的范围，从而使编年体史书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知幾论史书二体，极力推崇《汉书》、《汉纪》，认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128]

荀悦在《汉纪》书末总论《汉纪》一书时写道：“《易》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云：‘古训是式。’中兴已（以）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鉴矣！”这是说明以编年体的形式撰述了一代皇朝史事及其主旨所在。

《汉纪》——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皇朝史之要义即在于此。难怪四百年后的唐太宗赞许说：“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他还以此书赠大臣李大亮，命其“公事之闲”，“宜加寻阅”[129]。司马光《资治通鉴》西汉部分，采录《汉纪》文颇多，又选荀悦史论8首入书。其对后世影响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