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范晔的这种自我评价，后人有种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嘲笑。宋人洪迈评论说：“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3]

第二种看法是宽容。宋人叶适认为：“范晔类次齐整，用律精深，但见识有限，体致局弱，为可恨耳。其序论欲于班氏之上增华积靡，缕贴绮绣以就篇帙，而自谓‘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盖宋齐以来文字，自应如此，不足怪也。”[4]尽管叶适认为范晔“见识有限”，但对范晔所撰的序论、赞语及自我评价，都视为当时文风所致，不应引以为怪。

第三种看法以称赞为主要倾向，而持这种看法的人较多，由此可以证明范晔对于自己在《后汉书》中所撰写的“评论”的评论，大致是中肯的。

首先，从流传和影响来看。范晔的史论在南朝就有很大的影响。梁朝萧统所编《文选》，第四十九卷共辑选史论九首，其中班固一首，干宝二首，范晔四首（即《皇后纪》论、二十八将论、《宦者传》论、《逸民传》论），沈约二首，赞语四首，其中班固三首，范晔一首（即《光武纪》赞）。范晔的史论被选入的最多，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据《隋书·经籍志二》著录，有范晔《后汉书赞论》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上》著录，有范晔《后汉书论赞》五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同此。可见，自南朝至北宋，范晔史论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

其次，从对范晔史论的整体评价来看。刘知幾是不大赞成史家撰写史论的；而在诸家史论当中，最为推重班固，说他“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而班固以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5]。不论怎么说，在刘知幾看来，班固以下，当首推干宝、范晔等人了。清人王鸣盛从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着眼做总的评价，他认为：

《班彪、固父子传》论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此虽华峤之辞，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矫班氏之失。如《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善读书者当自知之，并可以想见蔚宗之为人。[6]

王鸣盛这一段话所做的结论，是从范晔对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之批评中引申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比较中所得到的认识。这里涉及的史家，有司马迁、班彪、班固、华峤、范晔以及王鸣盛本人，的确值得人们反复比较和思考。王鸣盛不仅赞同范晔对班氏父子的批评，而且明确地肯定了《后汉书》史论的精神境界。

关于这一点，在王鸣盛之前，顾炎武论两汉风俗时，曾有所涉及，可与王鸣盛之论相互印证。顾炎武指出：

从顾炎武所论中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即认为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是有切实的社会历史根据的，并不只是反映他的思想倾向与“为人”操守。

清人赵翼也是推崇范晔史论的，他举例说：

又其论和熹后终身称制之非，而后崩后则朝政日乱，以见后之能理国。论隗嚣谓其晚节失计，不肯臣汉，而能得人死力，则亦必有过人者。论李通虽为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谶记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为王莽所诛，亦不可谓智。此皆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足见蔚宗之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8]

赵翼是精于考史又擅长史学批评的史家，他所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极容易引起歧异认识的人物。因此，用范晔对这几个人所做的评论来说明范晔史论的面貌，当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赵翼末了所做的“立论持平，褒贬允当”“有学有识”的结论，应该说是很高的评价了。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除上文曾提到《党锢》《独行》《逸民》等传外，直接评论范晔《后汉书》史论的，还有邓禹论、窦宪论、马蔡论赞、《陈蕃传》论、《党锢传》总叙、《孔融传》论等。即使是嘲笑范晔的洪迈，对其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传论，多少也是肯定的。综合以上诸家所论，对范晔史论表示推崇和肯定者，有24首，除去3首重复提到者，尚有21首，范晔史论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好评，自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