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如何深入，是一些同行十分关心的问题。有鉴于此，我趁着2011年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写了一篇题为《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的文章，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我在此文中所说的“新路向”有三个。一是认为中国史学自古以来都有重视理论的传统，因此加强理论研究是第一个“新路向”。二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多以史家或史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80多年前梁启超提出来的。时至今日，这种研究模式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说，它仍然是起步阶段的“必修课”。但是，如果要从学术前沿的开拓与创新来看，似应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以问题为主要对象方面上来，尤其是那些具有贯通性的问题首先应当受到重视。三是进一步开展比较研究，由于语言和文献方面的局限，中国史学在中外比较研究方面进展迟缓，目前只有少数学者能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加强比较研究是为了真正的知己知彼，在比较中鉴别，在鉴别的基础上明确自身努力的方向。同时，为了比较研究，就必须不断克服语言和文献方面的局限，这对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自会产生积极影响。

这就是我撰写“新路向”一文的初衷和主旨。当然，我认为这些想法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在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或多或少是可以参考的。不过最近《史学月刊》提出讨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又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我思考的核心问题便是本文题目所示：积极面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我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是出于对当今史学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判断，同时也得益于古代史学的启示。20年前，我在撰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史》的史学卷时，受到白寿彝先生的启发，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特点概括为“史学的多途发展”，并从朝代骤兴骤亡、门阀统治、民族关系、《史记》《汉书》的广泛影响等几个方面，用以说明史学多途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其后，我在撰写《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时，沿用了这一见解，受到史学界一些同行的赞同。所谓“多途发展”，一个最直观的反映，即是从少数几部史书附于《汉书·艺文志》“春秋”类之后，到《隋书·经籍志二》史部书所含13类这一重大发展，而《隋书·经籍志二》史部所著录之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多出于魏晋南北朝史学家及学人之手。可见，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发展的时代，是历史条件使然。

从史学发展的观点来看，如果说刘知幾《史通》内篇中的《六家》《二体》《杂述》和外篇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可以视为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史学史的话，则刘知幾所论，表明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不论是否有自觉的认识，都是有所反映的。刘知幾在《杂述》中讲到史学演变时这样写道：“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2]他说的“近古”，正是指魏晋南北朝而言，他所谓“斯道渐烦”“殊途并骛”，不正是说的“多途发展”吗？如此看来，刘知幾当时所面对的“近古”以来“斯道渐烦”“殊途并骛”的史学，要对它做出评论，谈何容易！但是，刘知幾做到了，他的《史通》一书流传至今，仍是史学工作者不可不读之书。

那么，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是否也遇到了一个新的史学“多途发展”的形势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个“多途发展”的史学还应当上溯到近代。大家都知道，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不能不研究魏源、黄遵宪、梁廷枬、徐继畬、王韬等人关于外国历史的撰述，因为这是中国史学自觉面向世界的开端。如果说，我们现在撰写中国史学史著作，还能够比较详细地阐述魏源等人的史学活动，还能够大致反映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何炳松、周谷城、齐思和等老一辈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研究之研究的话，那么，关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研究之研究，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中的分量似有日益削弱的趋势。这种趋势表明，当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视野和撰述内容，已明显地滞后于当今中国史学之“多途发展”的形势，这是当今中国史学史学科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

当然，中国史学史学科（或专业），其研究对象首先是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史学的研究，这毋庸置疑，但是，中国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史学的研究，无疑也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内容，正如同国外的“中国学”本是国外学术的一部分。对此，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应当有自觉的和明确的认识。概括来说，这一认识是否可以做这样的表述：对中国学者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研究的研究，自应包含在中国史学史的范围之内。如果这一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当今中国史学所面对的史学“多途发展”的形势就十分清晰了。

首先，从中国历史著作来看，按照通常的说法，有通史、断代史（或朝代史）、专史、专题考察、历史人物等，这是几项大宗。其中，通史和断代史（或朝代史）的著作层出不穷，专史、专题考察的著作种类繁多，历史人物评价和人物传记更是不计其数。近年来，我们强调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从类型上看，一般都在上述范围之内，但也各有特点，这方面的研究有不少困难，而目前所做的仅仅是开始。最近二三十年来，有关社会史和区域史的著作不绝于时，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新气象。他如史学遗产中的方志、野史、笔记、家乘等，在中国史学史的撰述中亦应占有相应的位置。对此，尚须做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中国史学上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领域，是由“史”的研究向“论”的研究的提升。当然，史与论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但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加强“论”的研究是继续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最近，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一书，史学界的师友们给予很多鼓励。但我深知，这方面的研究也仅仅是开始，需要发掘、梳理、阐述的问题还很多。此外，西方的进化论怎样影响到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从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学面貌，都有必要从理论上做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关于史学理论，我在20年前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见《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只是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后来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中华书局1994年版），也只是就一些关于史学理论的范畴和问题做了概括的论述。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来受到同人的关注，希望不久能有佳作问世。再说历史文献学问题，白寿彝先生在30年前提出：“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3]他对此还作了一些阐说。这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但怎样把这一提示展开，写成一部系统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著作，也是需要下一番功夫才能做到的。总之，各方面的理论问题研究深入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再次，关于中国学者的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之研究的研究。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史学史学科不可缺少的内容。由于我在这个领域素无研究，所以下面所说的一些看法，尽管只是一些原则上的议论，但也可能存在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地方，果如此，希望同行们予以指正。中国学者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在历史方面，如按传统的说法，有“世界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的划分，有地区史和国别史的设置，有各种专史、专题研究和历史人物评价与历史人物传记，国际关系和相关领域的比较研究也颇受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关于“现代化”问题、“全球史”问题和“生态环境史”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的“热点”，等等。在史学史方面，不断有“西方史学史”专著或教材的面世，有兰克史学的研究、鲁滨逊《新史学》的研究、“年鉴学派”的研究、社会史学派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等。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论著面世。上述研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何炳松、周谷城、齐思和等老一辈史学家到世纪之交以来毕业的史学博士，几代人的连续耕耘，可谓硕果累累。新近面世的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4]，这一中国学者的西方史学史著述成就，或许也会使西方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者感到惊讶。凡此，关于中国学者的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之种种研究的研究，都是中国史学史学科所应关注的对象，都应当纳入中国史学史的范畴。

我自知成就甚微，因此常对我的学生说：治学要取法乎上，你们要向我的老师学习，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家。在课堂内外，我把自己所了解的诸位老师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详细讲给学生，他们感到好多内容是书本上体会不到的，收获很大。诸位老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情操也令学生深为感动。我的学问虽然距老师甚远，但他们的治学精神还是学到了一点。我自70岁以后，屡有“封笔”之念，但每一想到几位老师年已八九十岁仍著述不断，就憬悟起来，于是继续学习，并时或写点小文，虽无佳作，一砖一瓦之用如能起到，日子就不算白过了。[5]

这段话包含着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即齐先生是怎样认识他的老师们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的，是如何学习他的老师们的“治学精神”的，而这些“家学”传承又是怎样影响到他的治学道路并成为一代名家的等问题，这不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所应关注的问题吗。值得注意的是，齐先生近年来发表的关于小说、日记、序跋与回忆录等多种书面文字之史料价值的论述，不论是类例还是鉴识，以及征引之丰富，分析之细致，结论之精辟，都把相应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家学”造诣。又如刘家和教授是研究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的名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致力于世界上古史的教学与研究，并广泛阅读中国先秦时期典籍，积累了丰富的“别出心裁”，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致力于中国先秦、秦汉史的教学与研究，同时密切关注当今世界史研究的进程，进而开拓中西历史、史学与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刘先生的《古代中国与世界》[6]《史学经学与思想》[7]以及他为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撰写的第九章《中国与世界》[8]，是史学界所熟知的名作，他的《一多相济的发展——〈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在世界史背景下的考察）导论〉》这一宏文[9]，进一步展现了作者鸟瞰中外历史的恢宏视野。同样，刘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学术风格，也是中国史学史所应当研究的。当然，像齐、刘二先生这样的学者，还可以举出许多。

从史学现象来看，这里也举两个例子用以说明上述问题。例如，近年关于“全球史”问题的讨论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创办了《全球史评论》[10]。《全球史评论》发表了中外学者关于“全球史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文章，虽然多从史学着眼，但究其根本，还是源于对当今世界历史的认识。从中国史学来说，这涉及当今中国史学家如何看待世界历史的问题，关注他们在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及代表性著作，自应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围之内。又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些同行，近十多年来兢兢业业致力于国外“中国学”研究，十分重视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发展趋势的理念，提出从“区域性和国际性”着眼，可以逐步认识这一发展趋势。他们指出：围绕全球史学的“区域性和国际性”这一主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认识全球化过程中全球与区域、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等的关系。”“二是史学理论与方法如何应对‘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这里包括两个维度的思索：首先是历史编纂学如何更好地反映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一日趋‘全球化’的发展图景；其次是世界史学和各国史学未来的走向与关系如何。在世界史学史上，各民族的史学都曾经历了长期的独立发展，直到近代以后，随着世界各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的不断扩展，才形成了日益密切的相互联动。”[11]大致说来，前者是历史问题，后者是史学问题。中国学者在这两个层面上，尤其是在第二个层面有何种认识，在历史编纂学上做何种处理，对世界史学和中国史学的未来走向做何种判断等，也都是中国史学史必须关注的问题。上述史学现象，不胜枚举。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史学史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而发展的空间也越来越辽阔。

最后，还要说一说比较研究的问题。以史学的比较研究来说，杜维运教授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学者。杜先生的三本专著《中西古代史学比较》[12]《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13]《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14]，勾勒出了作者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道路上探寻的轨迹及其丰硕成果。问题在于，我们不仅仅是要了解杜先生的研究所得，我们更应该去认识作者为何要做这种比较研究，他的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怎样的，他的比较研究所得说明了什么，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等，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当予以关注和阐述的问题。当然，凡属于此类重大的比较研究，不论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还是史学的比较研究，都应当作如此看待。

以上所说的这些，并无多少深奥之理，只是把当今中国史学所面临的多途发展的形势做了概括的描述。如果这个描述是符合客观形势的话，那么我想就此做几点结论性的说明。

第一，中国史学史学科应在现有的研究和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开阔视野，从而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要积极开展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要有系统地对中国20世纪史学做深入研究，要继续推进对中国史学上的历史理论遗产和史学理论遗产的研究，要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理论遗产的研究，要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优秀遗产继承和发展的研究。

第三，要自觉地、积极地把中国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之研究的研究，纳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范围，并使其占有相应的和合理的位置，这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在21世纪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四，视野辽阔，关键在于捕捉重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要善于为长远之计，审时度势，慎重选择研究对象。面对史学的多途发展，分工合作是必要的，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之间，研究机构与研究机构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分工合作机制，可以分也可以合：分则激起灿烂浪花，异彩纷呈；合则汇成巨流，浩浩****，把中国史学史学科推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必须积极面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的趋势，确立起学科建设的新理念，并用这种理念规划我们的研究，确立更为全面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培养新的人才，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努力，庶几产生一批新一代的中国史学史著作，进一步扩大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中的影响。

[1] 原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2]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58页。

[4] 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5] 沈志华编：《贺齐世荣先生八十华诞学术文集》代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页。

[6] 参见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7] 参见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8] 参见刘家和：《中国与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9～382页。

[9] 参见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64页。

[10] 参见目前已出版四辑：刘新成主编，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二辑，2009年；第三辑，2010年；第四辑，2011年，后三辑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1] 朱政惠、胡逢祥主编：《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前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12] 参见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2006修订二版。

[13] 参见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1993年三版。

[14] 参见杜维运：《中西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