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三年来，不论是在学术会议上，还是在与学术界同行的交谈中，都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中国史学史研究怎样在继续现有的研究模式中而又不断有所突破，并进一步提升这一研究？那么，什么是现有的研究模式呢？概括起来就是：某某史学家撰写了某一部史书，其思想和体裁体例是怎样的，其价值和局限又是怎样的，等等。这几乎成了一种“套路”。这种“套路”是否应有些变化？我也在不断思考这一问题。现将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发表出来，和同行们讨论。

一、五十年的回顾

这里说的回顾，是指自今上溯至1961年这半个世纪的范围。这是因为，1961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作为国家行为，决定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并对编写教材的工作做了明确的分工[2]。同时，以这次会议为契机，从1961年至1963年，全国各地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展开了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和中国史学史教材编写的热烈讨论[3]。今天看来，20世纪60年代初的这次大讨论，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步入新的起点做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准备。白寿彝先生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对这次大讨论的一个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大讨论的过程中，中华书局于1962年重印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一书，白寿彝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的长篇论文[5]。这一书一文，对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正当中国史学史研究即将步入新的起点时，十年“**”动乱阻止了这一进程。而当这一新的起点重新到来之时，那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了。这个新的起点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1980年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是1981年白寿彝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季刊正式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前者是对过往的总结，后者是对未来的开辟，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后数年中，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仓修良、魏得良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相继出版。至于研究论文的发表，更是逐年上升，佳作累累。这些论著的出版和发表，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并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

1985年，全国史学史座谈会在北京举办，四十多位史学史研究者参加了座谈会。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者有白寿彝、陈千钧、张孟伦、陈光崇、陶懋炳、赵吕甫、施丁、杨燕起、张大可、许凌云、仓修良、傅玉璋、朱仲玉、邹贤俊、俞旦初、曾庆鉴、李润苍、邓瑞、盛邦和、谢保成、赖长扬、吴怀祺、陈其泰、瞿林东等；研究外国史学史的学者有张芝联、谭英华、郭圣铭、孙秉莹、李雅书、张广智、沈仁安等。这次座谈会研讨了以下六个问题：第一，关于历史教育和史学工作的意义；第二，关于中外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现状；第三，关于如何进一步开展史学史研究；第四，关于中国史学史上的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怎样看待古代史学发展、近代史学内容，以及史学思潮等；第五，关于史学史的教学工作；第六，关于史学工作中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与史学的关系、中外史学史如何沟通等[6]，研讨内容十分广泛。会后，《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出版了《史学史座谈会专辑》，刊登了29篇与会者的发言。此种盛况，前所未有。可以说，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第一个标志。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20多年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可以用“不断涌现出来”这句话来加以概括：论文发表的数量剧增，内容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自不待言；就专书来说，专题研究、史家评传、资料编年、断代研究、贯通研究等，都有不少著作面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的高校历史系越来越多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硕士与博士授权点的单位也越来越多了，攻读这方面学位的青年学子的人数自然也不断增多。所有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面貌。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龚书铎、瞿林东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凡三册，600万字），它们从撰述和文献两个方面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又一个标志。

事物的发展总是遵循着辩证法的原则，正是在中国史学史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中，专业工作者和一些非专业人士都日益感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按我的肤浅见解，所谓“挑战”，是指如何突破或改进现有的研究模式，而这种突破或改进同样要遵循辩证法的原则，即在传承中发展、创新。这里，我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和同行们共同探讨，一是理论研究，二是专题研究，三是比较研究。

二、关于理论研究

讲到理论研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中国史学发展有重视思想和理论的传统，同时也要认识到应在继承这个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要求，推进理论方面的研究。

孟子讲到事、文、义的内涵时，特别指出孔子最重视“义”[7]。孔子重视的“义”，是褒贬之“义”，是价值判断，而判断的标准是周礼。我们读《春秋》《左传》，对此感受极深。显然，孔子时代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周礼为依据。

孔子之后，司马迁是大史学家，他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8]，所谓“心知其意”，也是强调思想的重要。司马迁在理论上的许多论断，反映出他在这方面深厚的修养，如：

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9]

这是指出了事物变化的法则，以及这一法则背后的原因。又如，司马迁指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0]

如果说，前面一条论断指的是一般的历史进程法则的话，那么这里所讲的是专指经济运行的法则。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我们从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从他说明撰述《史记》的目的，以及他考察社会历史的方法，都可以看到司马迁有丰富的历史思想。同时，他在《史记》中多处讲到“时”“势”“理”“道”这些概念，也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含量和理论色彩。

此后，唐代史家杜佑关于国家职能的论述[11]，关于民族关系的论述[12]；南宋史家郑樵关于“会通”思想的阐发[13]；元初史家马端临关于历史进程中的“相因”与“不相因”的论述[14]；明清之际史家黄宗羲对专制君主的批判，顾炎武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总结、分析，王夫之对以往历史的分析、判断和“势”与“理”关系的阐释，都具有丰富的理论含量。

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学诚曾概括了中国古代史家阐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未尝离事而言理”[15]。认识了这一特点，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家的思想、理论会产生一种新的理解。

近代以来，梁启超倡导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指导历史研究，认为这是衡量“良史”的基本标准。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直到刘大年、尹达、白寿彝等，都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并做出了多方面的学术贡献。他们的理论著作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等，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述这一简要的思想历程表明，中国史学自古以来，确有重视思想、理论的优良传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一传统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其总的趋势却是贯穿古今的。

认清这个传统有两方面重要意义，一是使我们不受“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种种说法的影响，从而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二是坚定我们在继承中国史学理论遗产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举例来说，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个理论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的发展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孔子、孟子说的事、文、义，刘知幾倡言的史才、史学、史识，以及章学诚补充史德，而梁启超重新排列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顺序并加以阐释，在2000多年中这些概念及其内涵是什么关系？其间演变、发展的脉络如何？它们怎样影响着中国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等等。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非常丰富，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历史，为了展现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为了推动中国史学史进一步走向世界，为了使外国学者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应考虑把理论问题提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

三、关于专题研究

如前所说，专题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所开展，并取得可观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里说的专题研究，是要更加着眼于通识，即以通识的眼光对某一专题作考察和论述。这里，我们不妨以白寿彝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说明这种专题研究的重要性。184年，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提出：

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

我说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象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兴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16]

这两个重要问题的提出，受到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多次被引用和阐述。但是，作为有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尚属罕见。白寿彝先生把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同学科建设联系起来，按我的理解，一是强调史学史研究要把历史上史学家们怎样认识历史进程作为重大问题对待；二是史学史研究要说明历史上的史学家怎样看待自身工作的社会意义，从而阐明史学工作的重要价值，前者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后者有助于人们认识史学。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认识清楚了，学科的合理性也就进一步确立起来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自然受到重视。

几年前，我们倡导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并举办了以此为题的全国性研讨会，得到许多同行的支持，民族史工作者也积极参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表明民族史学研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专题。不论是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典籍，还是汉语言文献中涉及少数民族史学活动与思想的记载，都是这个专题研究所应当关注的。因此，这个专题研究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有系统的分支研究。这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很突出。

历代“正史”中的书志，有的也可以作为专题进行系统研究，如把食货志、地理志贯穿起来研究，参考有关专书，或许可以从史学史的视角梳理出中国史学家的经济思想和地理思想。“正史”中的类传也是如此，有些类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行事的准则和社会风尚，贯通的研究可以窥见不同历史时期世风的变化，既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深化了人们对史学的理解。

唐宋以下，历代史料笔记（包括考辨笔记）也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刘叶秋的《历代笔记概述》一书，已为这一研究开辟了先河。在此基础上，从史学发展的视野，对此做全面的、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尚有很大空间。与此相关的是，这些史料笔记还包含了一些作者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述，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家视野的开阔和见闻的丰富，这对于研究中外文化史、交通史都是重要的参考。由此对历代史料笔记的研究，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进行系统的考察。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专题，而可以列为专题作系统的和贯通的研究，当然远不止于此。实际上，仍待开拓的领域是极为广阔的。我们可以预期，这些专题研究的展开，将把中国史学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四、关于比较研究

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研究有久远的历史。如司马迁、班固比较或《史记》《汉书》比较，以及“八书”与“二史”比较，新旧《唐书》比较，纪传体史书与编年体史书的比较等，这是关于史学的比较。又如唐朝史家所撰《隋书》以隋朝兴亡同秦朝兴亡的比较，《帝王略论》中的历代帝王功德之差异的比较等，这是关于历史的比较。上述比较研究，一般说来虽然只限于中国历史或中国史学，但却反映了史学家们的朴素辩证思维和突出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

本文说的比较研究，和上面列举的比较研究有所不同，主要是指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大致说来，在中国史学界，中外历史比较开展较早，中外史学比较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步受到重视并有所开展，近30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有的论著把这种比较研究称作“比较史学”[17]。我以为还是称之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历史或研究史学更为准确易懂。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这一新的历史环境。可以预见的是，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史学史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

在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尤其是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方面，我们应当关注当代两位学者的著作。

一是杜维运教授所著《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18]。作者在《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原序中这样写道：

学术不能孤立，交流会同，乃能昌大。在广阔的世界上，不同源流的学术，纷然并存。当其分途发展，不过自成经纬，各显休光于一隅。及其不期相遇，则互相激**，互相发明，由互异而互通，由相隔而至于默契，于是较富世界性的新学术诞生，其光辉亦自能灿烂于寰宇。

史学为一综合性的科学，居世界学术的枢纽，史学发达之域，往往是人类文明的重心，智慧的渊薮。不同源流的史学，会而合之，比而观之，更是学术上的盛事。缺乏史学思想的互通，人类将难有完全互相了解之一日。所以比较史学是一门值得提倡的新学问，将世界不同源流的史学，汇于一室，作比较研究，撷精取华，汰其糟粕，博大的新史学，将自此产生。[19]

这两段话，从学术发展的眼光，提出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者在撰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一书后，进一步指出：

中国与西方，在上古时代，是两个相距遥远、渺不相涉的世界。不同的民族，殊异的环境，差不多在同时各创出灿烂的文化，像是中国先秦的圣哲，与希腊哲学家在作智慧竞赛，几疑两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互相对峙。如果没有几分浪漫的情怀，是很难相信其真实的。随着文化的灿烂，中西史学竞出其间。人类历史上极为珍贵的史学，不约而同的出现于世界的两端，各显神采，互有成就，其精辟处，令人心折，其歧异处，耐人深思。将两者互作比较，无异学术的探险，也有诗意的享受。[20]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中西古代史学的基本估量和认识，而这种估量和认识是在做比较研究之前无法得到的。唯其如此，作者才有史学的比较研究“无异学术的探险，也自有诗意的享受”的思想境界。杜维运教授的这两部书，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流传开来，首先是治西方史学的学人们开始关注，随后也受到治中国史学的学人的关注，对推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作者近年出版的《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是“综合了中外学者的意见，也综合了个人以前的研究”，积60年所得，“借综合以创新”[21]的著作。此书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同样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是刘家和教授的两篇宏文：《中国与世界》《一多相济的发展——〈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在世界史背景下的考察）〉导论》[22]。前一篇论文论述了“中国历史的特点”（着重阐述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等内容）与“中国史和世界史”（着重阐述了“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等内容）。后一篇论文是为“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课题的一个部分“在世界史背景下的考察”所撰写的导论，其主旨是以在世界史背景下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来说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特点，因此，其所论述“必须掺入世界史与中外历史比较的成分”。论文分四个时期论述世界历史大势与中国的特点，启示颇多。这两篇论文大多是在讨论中外历史比较问题，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它们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给中外史学比较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即任何史学的比较都必须以历史比较为根基；同时，任何比较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大致可供参考的结论。

在史学比较研究方面，杜维运、刘家和两位教授所论，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一，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平和的心态认识被比较的双方，借鉴各方的优长之处，推动史学的发展。第二，比较研究重在从大处着眼，不斤斤计较于某一具体问题的长短得失。第三，比较研究的一个核心所在，是揭示各方的特点，说明史学发展中的共性与个性。因此，不应以一方所具有的特点作为衡量、判断另一方的坐标或准绳。第四，史学的比较研究只有建立在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预期的积极成果。

最后，我想引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里讲的是文化自觉问题，然而，细想起来，这一宏大而深邃的理念，确也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目标。

中国史学史研究，仍然离不开研究一个史家及其所撰史书的思想、体裁体例、价值与局限等并对之做出判断这一模式，因为这毕竟是全部研究的基础。但是，要在这一基础之上再提升一步，就有必要思考新的路向，本文提出的理论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等，在过往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展，笔者从中国史学史发展路向的观念出发，把它们明确地提出来，是希望引起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对这一新的路向有更加自觉的认识，经过共同的努力，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1]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题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3] 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道，参见吴高明：《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讨论史学史问题》，载《光明日报》1961年1月4日；《上海史学会座谈史学史问题》，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6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文汇报》1962年3月13日；《北京师大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内容、分期问题》，载《光明日报》1962年3月14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人民日报》1962年3月23日；郭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等。

[4]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

[5] 参见白寿彝：《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29～154页。

[6] 凌晨：《史学史座谈会纪事》，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7] 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8]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9]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2～1443页。

[1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4页。

[11] 参见杜佑：《通典》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2] 参见杜佑：《通典·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13] 参见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4页。

[14]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15]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16]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03页。

[17] 参见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书中，作者使用“比较史学”概念；附录外国学人的论文，有用“比较史学”者，也有用“历史比较方法”或“比较方法”者。

[18] 《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初版于1981年面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出版的第2版；《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初版于1988年面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修订第3版；《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9] 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原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7页。

[20] 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序，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1页。

[21] 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

[22] 前一篇论文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9～382页；后一篇论文参见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