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具有“彰往察来”“述往事，思来者”的优良传统；它对待自身也是如此。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来说，百年回眸，彰往察来，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

百年回眸，大要有三：首先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其次是史学在客观历史运动中的变化，最后是史学在发展中的得失利害与经验教训。三者之间本难以分开，这里只是为了阐说的方便而略示区分。

一、20世纪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

关于人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之发展的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有不少论著面世。在20世纪前期，人们关注的是新史料的发现、新史观的引进和新方法的采用。30年代后期，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一书中讲到中国史学的“最近之新趋势”时写道：“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取斯二者述之，则大略具矣。”他认为，“清季民国以来，是为史学革新期”，如对金先生的论点加以概括的话，除一曰、二曰外，当有三曰“西哲之史学”的引入及中西史学“合流之势”。这是对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发展的较早的观察与估量。40年代中期，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也做了基本的估量。他指出：民国以来的史学比起民国以前的史学有明显的进步，这“是由于好几个助力”推动的结果：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2]。顾先生所说同金先生所说很相近，都着眼于史学自身的发展，只是更加强调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1982年，白寿彝先生就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了如下的概括：“1921年到1949年的二十八年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史学进入了我们所说的六十年来的第二个时期。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上看，这是从近代历史进入现代历史的时期。从史学的发展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开始得到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经历了严峻考验的时期”[3]。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中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并在50年代以后成为祖国大陆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潮流。因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概括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回顾、总结性文章，在报刊上时有所见，对于这一百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各陈所见，笔者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二、20世纪中国史学在客观历史运动中的变化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认识，即回顾百年史学，必须同回顾百年历史结合起来。白寿彝先生在考察1949年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并对其各划分为四个阶段时，就立足于这一观念和方法。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比较真切地观察不同时期史学的特色，才能比较科学地揭示史学同社会的关系，进而看清史学在历史活动中的位置。准此，依笔者的浅见，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六变。

一变为辛亥革命前后（上限可追溯到19世纪末），在资本主义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浪潮中，在西方进化论的推动下，出现了“新史学”的倡导。

二变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浪潮中，西方史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最重要的事件。

三变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史学家们的忧患意识、爱国**凝聚于笔端，驰骋于历史，倾注于现实，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得到了最充分、最有力的展现。

四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中国革命成功之时，也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之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乃得以广泛传播，中国史学揭开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的序幕。

五变为十年“**”，史学遭受到空前的破坏。而尤为严重者是政治性质的所谓“儒法斗争”论窃取了史学的名义和旗号，败坏了史学的名声和威望；这种双重悲剧与创伤的消极影响在“**”结束后很久才逐步被克服。

六变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起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洗礼，中国史学在不断纠正教条主义影响的过程中，坚持在唯物史观原则指导下进行新的创造，批判继承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积极引进和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把握客观历史运动中来考察史学的变化呢？一则是这便于揭示史学的时代特点，二则是这便于说明史学与社会的联系，三则是这便于认识一定时代的史学如何用于这一定的时代。弄清这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现在还有人认为史学应当远离现实社会，尤其是远离现实的政治。不论是出于追求“纯学术”的考虑，还是为了“维护”历史科学的尊严，都不能不正视上述事实。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要求史学工作者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史学、史学的主体以及史学同社会的关系。为此，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自身的历史并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乃是史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修养之一。

三、20世纪中国史学的得失利害与经验教训

在认清了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在客观历史运动中史学的变化之后，现在，我们来看看20世纪中国史学的得失利害与经验教训。对此，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几个问题来共同思考：

——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

——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

——20世纪中国史学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20世纪中国史学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呢？是历史观的进步。20世纪的中国史学，从20世纪开始时就有“新史学”的提出，如今将要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百年之中，学派林立，名家辈出，硕果纷呈，或推重方法，或讲求史料，或倡言史观，林林总总，气象万千。今天，人们面对百年史学，不论是回顾，是总结，是批判继承，是重新评价，该从何谈起呢？尽管见仁见智，在所难免，而学术史的研究毕竟是严肃的事业，需要人们严肃对待；同时，史学同任何事物一样，其发展也必有基本的和本质的方面，需要人们认真看待。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从中国史学发展之总的进程来看，从史学的本质属性来看，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认清这一点，是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关键。

20世纪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表现为两个发展阶段，即从古代历史思想之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一个阶段完成于20世纪初；后一个阶段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在5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史学上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前者整个地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而后者则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关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如何引入，如何传播，如何确立，如何改变史学面貌，论者多有阐说，足资参考。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是，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

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呢？是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异常辉煌：从世纪之初新史料的发现推动了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兴盛，到世纪之交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历史学在各个分支学科方面，在各个研究方向上的成果举不胜举。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专著、论文和综述多有论列，年鉴、目录、索引等工具书则有详尽的展示。这里，我们从最基本的但也是最宏观的方面做出判断：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呢？答案是：在近代或现代的意义上开辟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做整体性研究与撰述的道路。这在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上尤为突出。这里说的“整体性历史”，一是纵向上的发展，二是横向上的展开。有的研究者给“通史”做了这样的定义：“取古今史实之全部，而为概括之记述，以求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者，是之谓通史”；通史“主于联贯，其文贵简要有序”[4]。中国史学有重视作通史的优良传统，被章学诚誉为“通史家风”。但通史之作，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整体性的认识与研究，却是20世纪的事情。这一标志，便是新型的通史、断代史、专史研究与撰述的兴起和发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文献学、年代学以及其他许多新兴学科，都是为了用来进行整体性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这在19世纪和19世纪以前是做不到的。

我们知道，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使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并善于从历史运动中吸取经验和智慧，增强对历史前途的信念，更好地投身于当前的社会实践，积极地去创造美好的历史前景。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国的艰难曲折、奋斗不息的历史道路上，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始终伴随着百年史学的发展历程：从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邓之诚、吕思勉、周谷城，到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等史学，百年之中，从未中断。他们的设想和著作，已深深地铭刻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纪念碑上。从世纪之初梁启超、章太炎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方案，到世纪之末白寿彝先生主持的12卷本、22册、1200万字的《中国通史》巨著的问世，可谓硕果累累，使20世纪中国史学家们的“通史家风”大放异彩。1999年4月26日，江泽民致信白寿彝教授，对《中国通史》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认为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并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我们可以认为，范文澜开创的《中国通史》的出版，白寿彝先生主持的《中国通史》的出版，以及其他一些中国通史著作的出版，反映了20世纪许多有良知、有见识、追求进步、有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家们的夙愿。这从范文澜曾经写下的一段话中，可以窥其心声：

中国人民需要好的中国通史，这是因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一直在创造着自己的祖国，创造着自己的历史。[5]

史学家的艰辛、责任和精神境界，都渗透于字里行间。总的说来，以笔者的浅见，研究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握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搏。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史学应该关注社会。从史学史的发展来看，自史学产生以来，莫不如此。其程度的差别，主要在于史学家的自觉意识、科学原则与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公众对史学如何回应。在这方面，不论是“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相通之处。其特点虽不尽相同，而本质并无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图强，是史学音符上的最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研究和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振兴中华，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这是一条宝贵的经验，不应因有教条主义的曲折和十年“**”的浩劫而有所疑虑。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历来高擎鲜明的旗帜，其产生、发展、壮大，都是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伴相随、相存相依的，并由此确立起自身的科学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原则。

20世纪中国史学在发展中的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呢？百年史学，成果多、经验多、教训也多，若说取得深刻的教训，一言以蔽之曰：要善于识别借用“历史科学”的旗帜和术语而篡改历史真相、践踏史学尊严的反学术、反科学、反社会、反进步的骗术。“**”期间，真正的历史学被压制、被排斥，而这种骗术却得以横行无忌，其后果是社会生活、史学发展都遭受到严重损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史学工作者和社会公众从这个深刻的教训中增强了自己的辨别能力，也增强了捍卫史学尊严和科学品格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教训都会使人们走向未来、创造新的业绩和精神财富。

憧憬21世纪的中国史学，最值得我们三思并下大气力去研究的问题，莫过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进行新的创造。一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应该坚持，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科学体系能够取代它来指导我们合理地认识历史；二则是唯物史观并不排斥人们在理论上的创新，因为它从来就认为原则并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及其结论；三则是这种创新不是空洞的教条和“体系”，而是把唯物史观的有关基本原则同具体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才具有坚实的基础，才可能提出新的理论认识。

21世纪是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的时代。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实战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中国史学的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这方面，史学工作者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即如何开阔视野，拓展领域，端正学风，改进研究方法和手段，把历来富有魅力的中国史学推向更新的历史阶段。

[1] 原载《深圳特区报》，1999年10月17日。

[2]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3] 《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39、644页。

[4]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9页。

[5]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全集》第十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