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相结合，已经有了大约90年的历史。在这90年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几个历史阶段，它与中国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在历史运动中发展、壮大，也回答着历史提出的新问题。当今，在新的历史条件即全面深入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历史任务。对此，我讲几点认识，跟同行们讨论。

（1）进一步营造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论氛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归根到底，首先还是要提倡史学工作者研读经典作家的原著。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浸润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中，人们不应当简单地把它视为几条基本原理。人们常说到的一些基本原理，本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概括出来的，但若没有攻读几本马克思主义原著，不仅对基本原理难以有深入的理解，甚至还会产生疑虑，更谈不到信服和运用。1893年，恩格斯在给弗·雅·施穆伊洛夫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1892年柏林新版）的序言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序言中也可以找到。[2]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仅仅背诵几条基本原理就能够掌握的，人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一些著作中得到滋润才能真正有所感悟、有所认知。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真正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阅读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文章。时下，我从报刊上读到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文章，也见到一些有关的“导读”，说明有些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十分关心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应当提倡这种努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努力营造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氛围，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朋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兴趣，对唯物史观产生兴趣。在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一是需要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并实实在在地做出努力；二是需要有关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的关注并采取切实的措施。

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需要热情和自觉，而热情需要激励，自觉则更多地源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论魅力。所谓激励，主要是积极倡导，除了在报刊上刊发一些介绍、解说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论断外，还可以组织读书会、报告会等形式，专就一本书或一个重大论题进行讨论。不求轰轰烈烈，但求实实在在，这样产生的热情，发自内心，故能持久。

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原著，需要热情，还需要自觉，这种自觉往往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感召力，所以这种自觉是理性的自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感召力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883年，恩格斯在他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

这段话，把历史唯物主义概括得如此简洁、精辟，是迄今为止任何理论家都难以企及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从根本上偏离了上述这一精辟论断的历史研究，都难以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真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感召力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感召力还在于它同专业的结合、同社会实践的结合所产生的启示作用。譬如我们研究、讲述文明史，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人类是怎样从“野蛮”步入“文明”的？近代以来，有这样那样的说法，而当人们读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就会产生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一种理论上的满足。又如，研究历史，离不开对各种各样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又总是同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相联系，如何从历史条件入手又从理论上予以概括来进行这种评价和提升，马克思给人们做出了榜样。1869年，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写道：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4]。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察觉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5]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不仅看到对路易·波拿巴政变这一事件的三种评论，同时我们更可以从中看到这三种评论的歧义所在，进而认识到马克思所批评的另外两种评论在历史认识方法论上的错误，进而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这一启示，即使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仍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是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的共同事业。在史学工作者看来，这是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的发展的关键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建设，又是关键中的关键。青年史学工作者是中国史学的未来，相信青年史学工作者在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过程中，一定会得到新的收获，在唯物史观指引下规划自己的发展研究和学术前景，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总结、阐释中国史学的理论，使其成为当今中国历史进程的养料和助力。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光辉著作。以此为契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把史学工作同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联系起来的新境界。郭沫若在这部书的《自序》的开篇凝重地写道：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6]

研究历史的目的，从根本上看，是为了国家、民族“未来的去向”。这一鲜明的治史目的，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七八十年过去了，史学界有些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批评、指责，但都无法改变这部重要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的道路。

如同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观察中国历史发展前途一样，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1946年8月，“侯外庐同志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效仿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7]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来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掘发”和总结这一传统，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中国历史，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而且根据中国的历史特点，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带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新的总结并做出具有时代精神的解说，仍然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任务，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肩负着更重的责任。1983年，白寿彝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上这样讲过：

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是回答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实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如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前途问题，亦即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他们是交了卷的，成绩是巨大的。现在，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新的历史时期，现实生活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重大的、迫切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回答了没有呢？还没有。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用历史家的严肃的态度来思考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8]

白寿彝接着提出两个具体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群众教育”，并对它们应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做了说明。30年过去了，重读白寿彝的这些话，其深刻见解令人为之动容。20世纪末，白寿彝在全国许多同行的支持下，历经20年的努力，撰写并出版了12卷本22册的《中国通史》，在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诸家中国历史撰述之后，把中国通史撰述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部《中国通史》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它从理论的高度和史学发展的实际雄辩地说明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历史学有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传统，而《中国通史》就是当代史学家们撰写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面貌的反映。第二，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伟大文明，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所决定的。联系白寿彝1983年的那番讲话，这部《中国通史》也可以看作他同一批史学家合作，“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这里，我想强调关于总结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重要性。首先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遗产进行总结；其次是对中国近代史学（主要是“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的理论遗产进行总结；最后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加以总结，进而使这三个方面的理论遗产融会贯通，并结合当前史学发展提出的问题，逐步建立起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这对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前沿，回答“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3）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获得新的结论，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有效途径。从中国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坚持唯物史观、发展唯物史观，是崇高的目标，也是艰难的任务。除了上文所讲的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继承前辈学者的学术遗产和治学经验外，作为一个真诚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从而获得新的结论。如此聚个体为群体，积少成多，由微而显，则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和史学的结合必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其发展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开阔。

在这方面，确有许多工作要做。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者读到西方近代历史哲学著作并以此为参照，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只是叙述史事而已。我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总觉得这种看法不妥，有三点原因。第一，以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看待问题的方法论原则。第二，从中国史学实际出发，像《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等这些宏伟的著作，倘若没有思想、理论作基础，它们是怎样写成的呢？症结在于，对于《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及书中大量的“太史公曰”，以及《汉书·叙传》和书中的“史臣曰”，《通典》自序及书中的序、论、说、议、评，司马光的《上资治通鉴表》及书中的“臣光曰”等，都不被看作理论或者包含着理论因素的文字。显然，这是一种简单的、片面的看法。第三，关于理论的表现形式，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的传统，中国学人的传统是言简意赅，西方学人的传统是逻辑严密，各有自身的长处，不应说逻辑严密者是理论，言简意赅者不是理论。此外，中国因文明没有中断，因此对许多概念、范畴的探讨具有连续性，贯穿于古今之间。更重要的是，中国学人具有“未尝离事而言理”的传统，重视理论与事实的结合，而这正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之一。我的这些看法，都得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指导。

再譬如，我们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从政治、军事层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思想的层面进行思考，从而逐步认识到民族关系中始终存在着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虽然时隐时现，但从未中断过；不论是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西夏、辽、宋、金时期，还是汉、唐、元、明、清、民国时期，其间在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都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贯穿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是这一历史过程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学术上的信心，也是得力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的，得力于通过对一般历史事件的认识进而探寻其中存在的规律性的学术追求。总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必须结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研究而提出新的问题，使认识得到提高，史学得以发展，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必将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

[1]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2]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雅·施穆伊洛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1～722页。

[3]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4] 即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原注。

[5]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9～580页。

[6]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7]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7页。

[8] 白寿彝、何兆武、刘家和、齐世荣等：《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发言摘要）》，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