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晚年得子，对儿子的爱是可想而知的。他的《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头时看小於菟。”虽是戏作，但确实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儿子的一片深情和爱意。可怜天下父母心，大文学家自不能免。

以老虎为例，并非鲁迅首创。《庄子·天运》中就说，“虎狼，仁也”。“父子相亲，何为不仁？”连人以为最为凶残的虎狼对虎崽狼崽照样相亲相爱，何况人乎？高等动物是有情感的。尽管这是一种生物学的本能，与人们之间自觉意识到的情感不同，但不能说动物之间特别是人与动物间不能培养出感情。

▲ 1958年年初新婚摄于江西南昌，至今五十多年：“醇香不溢酒易藏，真情岂在话语间。看似平淡五十载，风雨相依苦共尝。”

林语堂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情”着实颂扬了一番。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情，我们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人生的出发点。情是人生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中的韵律，花中的欢乐，禽兽中的羽毛，女人的美艳，学问的生命，没有情的人生，正如没有表情的音乐，情给我们以内心的温暖和活力，使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地面对人生。林先生是文学家，当然重情。文学与诗，都会“缘情而生”。没有情，就没有文学，何况人生。

人有情，因而有人情。人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情感性质的关系。人的情感不是生物学的本能，而是与人对自身的各种关系的自觉意识不可分的。父子之间有父子之情，夫妻之间有夫妻之情，其他如兄弟姐妹之情、朋友之情，同乡有乡情，同一民族有民族之情，同一国家有同胞之情，如此等等。

各种各样的情感，产生于各种关系之中，是对各关系的一种道德上的自觉意识。父子之情是对父子血缘关系的自觉意识，没有父子关系当然无父子之情。其他各种情感都是与特定的关系相联系的。

人情并不是基于人的本性，而是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的各种关系也会变化。在工业生产方式下的人，不大可能有农业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淳厚的浓郁的乡里之情。“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父别居，这在封建社会被视为极端不孝、不可容忍之事，可在当代，父母与子女别居，各有天地，视为当然。随着工业生产方式代替农业生产方式，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必然也会发生变化，人们之所以不断感叹人情淡薄，是因为他们在另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下，还力图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原有的情感方式。这是不可能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货币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肯定会使原来田园诗般的人与人的情感淡化，法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道德关系。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凡涉及财产、金钱、权利的关系都以法的方式来稳定和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习以为常，变为一种习惯。甚至尚未入洞房，先到公证处公证，事先约定如果离婚，财产将如何分割。原来视为人生大事、视为最美好情感的婚姻关系，变为一种契约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压倒道德关系，究竟是好是不好，是喜是忧，可能见仁见智，各有所说。

人的情感不仅受生产方式的制约，即使是条件不同也会影响感情。他乡遇故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讲的就是这种情感的心理变化。庄子有段话极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不少人都有这种生活经验，到外乡见了本乡人亲；到外省见了本省人亲；到了国外见了本国人亲。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同胞情谊往往激发于他国异域，原因可能在于此。

中国人是重人情的，因为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又有深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底蕴，强调中庸、和谐，所以有东方人的温柔敦厚。这种重人情的传统有其好的一面，它有利于人的亲近和相互帮助，强化人之间的凝聚力，使人感到温暖。在我们以往开展的有些政治运动中，特别是“**”中，妻子被迫揭发丈夫，儿子揭发父亲，朋友彼此揭发，至亲至爱都陌若路人，甚至反目相向，互为仇敌，这完全不符合中国人做人的基本准则，的确没有一点人情味。这是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左”的错误路线和政策造成的特殊现象，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缺乏正当性，是对人的正当关系的一种扭曲。可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只重人情的做法也有其弊端，例如，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亲亲、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人情重于王法、拉关系、走后门之类并不是真正的人情。无是非、无原则，只认关系，并非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所应有的。

▲ 母与子。妻子与儿子于20世纪60年代摄于颐和园。“当年稚子早成人，东渡扶桑二十春。故国山河花锦簇，问汝何日是归程。”

人，应该讲人情，应该有人情味。在处理情与法的矛盾、情与理的矛盾时，我们不能徇情枉法，曲理顺情。传统剧目《铡包勉》歌颂的就是包公不因嫂嫂的恩情、叔侄的亲情而宽恕违法的亲人。小学时读的林觉民烈士与爱妻的绝命书，文情并盛，但不以情违理，而是把对国家和民族的爱置于私情之上。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过分重血缘、重伦理而往往在情与法和情与理的矛盾中容易偏向情而违理违法。我们有些人犯错误甚至犯罪，其中就有一些是过不了人情关。

人的确应该讲人情，应该有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人情关系。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全部是现金交易的金钱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将处于冷冰冰的冰水之中。西方社会养宠物成风，特别是喜欢养狗。人情淡薄，转而养狗，狗比子女还亲，子女可以很少往来，甚至形同陌路，而宠物是寸步不离，甚至相伴至死。这种社会即使物质生活富裕也不适于人的生存，是畸形的，一些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爱护小动物，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动物是应该爱护的，豢养宠物也无可非议。可是爱狗甚于爱人，对动物的爱超过对人的关怀和爱，甚至超过亲人之间的感情，这肯定是社会出了毛病。

情感是多样的，爱、亲情，是一种感情；愤怒也是一种感情，是对自己受到损害的一种感情的激烈反应。愤与爱不同。爱是相对持久的，而愤怒是暴风雨式的。因此平息愤怒的最好方法是等待。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点。古希腊的塞内加说，愤怒的最初发作是沉重的，但只要等上一段时间，就会恢复理智的作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不是人控制愤怒，而是愤怒控制人。人在发怒的时候，实际上是被自己的情感所摆布。愤怒时这一点最突出。其实，其他情感也都有这种特点，即人容易为情感控制而难以自主。爱的情感何尝不是如此，否则难以理解，人为什么会有殉情。殉情式的自杀往往是一瞬间的情感突发，而它的积集则经历过一段时间。所以情感的特性是非理性的，它有时如脱缰之马，需要驾驭，而驾驭情感之马的缰绳就是理性，而驭手就是人自身。

有些人误以为哲学是冷冰冰的，哲学家都是没有情感的人。愤怒出诗人，而无情者是哲学家。这当然是误解。哲学家是人，当然也有七情六欲。没有情感，没有对生活的追求，没有对人的爱，没有对哲学真理的追求，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哲学家。我们只要看看马克思就知道。马克思的感情非常丰富，对燕妮，对恩格斯，对工人，对战友，对自己的三个女儿，都充满深情。马克思对女儿提问的回答，可以看成是这个革命哲学家丰富内心世界中的自白。毛泽东也是如此。读读《蝶恋花·答李淑一》，想想因江西余江消灭血吸虫而夜不成眠浮想联翩挥笔成诗的景况，也可以感受到毛泽东丰富的感情世界。不仅革命者如此，实际上不少哲学家都是感情丰富的人。这从哲学著作中可能难以看到，读读他们的私人信件，读读有关他们的传记，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人就是人，人是有感情的。这一点，哲学家与非哲学家没有区别。问题是当哲学通达到能掌握规律时，就能以理制情，仿佛没有感情一样。庄子当妻子死时叉开大腿坐着鼓盆而歌，惠子批评他不通人情，太过分。庄子回答说，开始时我也很难过，“我独何能无慨然”，但我想通了，人的死亡与春夏秋冬四时运转的规律一样是必然的，既然生死是规律，我为什么要哇哇大哭呢？这不是说明我根本“不通乎命，故止也”。在庄子看来，哲学家应该是通情之理以益生，而不能任情伤身。惠子批评庄子不懂人应该有情，认为没有情何以称为人？庄子回答说，你讲的无情与我主张的无情是不同的。你说的无情是说没有人的情感，我说的不是人不应该有人的情感，而是不能以情伤身，“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人的情感，应该培养、教育，使情感优化成为高尚的感情；而且应该以理制情，而不能因情害理。这就要学习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知情意之间的统一和协调是人格完整的表现。我经常想，我们这些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果被人视为处处马列，不通人情，这肯定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