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高瞻远瞩与明察秋毫是一个人的最高智慧。《三国演义》中的孔明，有一个又一个的锦囊妙计，料事如神。这是小说，不足信。前后《出师表》中的诸葛亮，才是一个真实的孔明。一个有智慧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但面对当时的局势也显出万般无奈无力回天的悲伤之情。真正能高瞻远瞩又明察秋毫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另一个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恩格斯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它既详细叙述了法国二月革命以来的全部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马克思对事变刚发生时的透明洞察力，是无与伦比的，而且马克思断言，如果波拿巴黄袍加身，他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而他本人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说它是一部既观察入微又高瞻远瞩的天才著作绝不为过。同样，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充分表现了一位伟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高瞻远瞩与明察秋毫的理论思维水平。他既反对“亡国论”又反对“速胜论”，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最后必将取得胜利。八年抗日战争的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与明察秋毫从何而来？来自对事实的把握和对事实的规律性理解。恩格斯总结马克思对拿破仑第三政变结局的科学判断，提出了两点，一是深知法国历史；二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历史规律，历史规律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同样，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判断是建立在中日两国的国情和矛盾规律的认识上，他通过分析中日矛盾双方各自的特殊性并进行分析对比，从而得出了具有预见性的结论。

从以上两例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比作望远镜和显微镜，是至为确当的。望远镜可以看远，高瞻远瞩；显微镜可以入微，察秋毫之末。远，表明事物处在视线之外；微，表明事物还处于萌芽状态。在视线之外和萌芽状态的事，往往为一般人所忽视。黑格尔讲的量变的狡猾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的智慧高低就在于能否察微观远。中国古人讲的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就是见微知著。海德格尔强调不在场的思想，即在直接在场的东西中看到不在场的东西，看到在现有的具体的东西中被遮蔽的东西。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提供的就是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我们从对矛盾的分析中把握矛盾的特殊性，从事物矛盾的特点和发展中，把握事物矛盾发展的方向。从量变中看到质变，而且不忽视量变，重视处于萌发中的矛盾，就能防微杜渐。

要观远察微，首先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不占有材料，靠拍脑袋是不可能的。事实，无论对自然科学或对社会科学都同样重要。它像飞行中的空气，没有它鸟是不可能飞的。即使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鸟，虽然能扶摇直上九万里，但仍要借助大风的力量，“风之积也不厚，其负大翼也无力”。结论越重要，事实越要牢靠。

有事实，还要能看到这些事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有登高才能观远。在人类认识中的登高，实际上就是观察事物的立场问题。察微同样也是如此。因为所谓“微”，由于立场不同，结果可以完全不同。持相反的立场，对同样的事实，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观远察微还要有规律性观念。远在视线之外和微在萌芽状态的事，往往为一般人所忽视。一个人的智慧高低就在于能否察微观远。如果没有规律性观念，没有因果观念，是不可能做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提供的就是这种观远察微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站得高，它不是把视线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范围内，而是着眼于人类发展的远景。它强调世界发展的辩证规律性，教导我们从量变中看到质变，从矛盾的萌芽中看到它的未来。这样才能防微杜渐，察近观远。所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望远镜和显微镜，在比喻的意义上是深刻的，只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比喻教条化。因为对于望远镜和显微镜，任何人一上手即可用，而马克思主义则不可能如此。

望远镜和显微镜只是一种功能性的比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工具理性，不能把理论化为工具。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世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知识，是一种科学理论、一种科学信念。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功效，只能在它的理论指导下才能发挥，而且必须内化为自己的个人智慧。要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观远察微的作用，要经过长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的过程，而且要有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和态度，否则它就只能成为除了供引证以外一无所用的条条，既成不了望远镜，也成不了显微镜。如果这样，把最有用的东西变为最无用的东西，这是我们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的一种悲哀。毛泽东说教条主义连狗屎都不如，狗屎还能肥田，教条一点用都没有。根据我一生的经验，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做比谈难，用比读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