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有名有姓，但又无名无姓。就哲学体系而言，它有名有姓。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有其创造者。有的学者形象地说，哲学是所有格，都有一个形容词，如苏格拉底的、柏拉图的、康德的、黑格尔的、马克思的，如此等等。没有一种哲学体系不属于某个哲学家。尽管它可能有一大群追随者，但体系的冠名权只属于它的创立者。

可哲学又是无名无姓的。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就其内容而言，都来自它的时代，来自现实，来自无数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是集无数人之力造就的人类精神之花。当马克思充满**地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自己人民的产物，人民中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起哲学体系。这些话深刻形象地说明了哲学既有名有姓又无名无姓的道理。伟大哲学家康德谦虚地说，我们都是一些集体性人物，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且我们应该承认，哲学并不是哲学家个人的独白。思想观点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所谓哲学家，只能是自封的哲学家。哲学家越伟大，他的思想中所包含的共同性的东西越多。伟大的哲学家就是能揭示别人没有说而又能为所有人在生活中体验到的东西的哲学家。伟大的哲学思想的确是一种能够以不同方式存在于各种语言中的哲学思想。

我们还应该说，哲学无名无姓还在于哲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真理性思想，它不仅属于哲学，而且分属于各种思想领域。因而一个文学家、一个诗人同时可以是一个哲学家。萨特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尼采是哲学家又是诗人，也可以是科学家如马赫、彭加勒。在中国很少有哲学家兼科学家，但哲学家同时是诗人、文学家或政治家是常见的。哲学是一种学问，而不是一种职业分类。它的思想具有辐射性。它没有围墙，没有疆界。任何一个专业部门的人只要用心都可能在自己的专业中发现哲学道理。哲学思想，艺术作品，嘉言懿行，皆相通为一。这正是哲学的力量所在。如果哲学不能越出专业性哲学的樊篱，只存在于哲学领域而不存在于非哲学领域，这种哲学是只属于某一个人的哲学。这种哲学是没有腿的，它的真理性和作用都是有限的。影响最大的哲学，就是越出哲学范围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能发挥作用的哲学。

在社会生活中，哲学自古就不是一种很好的谋生手段。但哲学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这就是哲学的功能问题。当然对哲学的使命看法是很不同的。德萨米认为“哲学是要引导人们获得幸福”；费希特认为全部哲学，一切人类的思维和学说，整个哲学研究工作就在于回答人类的使命和学者的使命。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唯一的真理，即作为一切事物源泉的绝对观念。而费尔巴哈则认为哲学能给予自己永生的金苹果，能够为自己提供现世的永恒的福祉，使自己变得无限的丰富。至于视哲学为精神的家园，为安身立命之学，更为普遍。尽管关于哲学的使命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哲学虽不能生产物质财富，但能生产精神财富，为人类生产思想。哲学家是思想家。思想家不同于专家，不同于学者。它不是提供某种专业知识，而是为人类提供智慧——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智慧。这个使命不是任何人为哲学指定的而是取决于哲学的本性。

正因为哲学是生产思想的，因此哲学家不可能与社会无关。尽管历史上有隐士或隐士式的哲学家，但只要创立某种哲学，就会对社会对后世发生作用。身为哲学家的尼采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他说过，哲学家首先是自己的哲学家，其次是其他人的哲学家。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哲学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存在是互相联系的，哲学家也不例外，只能是这种互相联系中的哲学家。可以说，即使哲学家离群索居，即使他成了一个隐士，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也还是为其他人提供了一种教训和榜样，因而仍然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哲学家。让他尽情驰骋吧，只要他还是一个哲学家，他总是会有面向其他人的一面。

哲学家应该有哲学家的风格和气质。哲学家应该是思想家。思想家的特点是关心人类的命运，他的全部思考都是被提升为思考对象的人类的现实命运。我们需要的是哲学家兼思想家，即作为思想家的哲学家和作为哲学家的思想家。哲学家可以是专业的哲学家，终生从事某个哲学问题的研究，但真正的哲学家不仅要有专业成就，而且要有关心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的胸怀。只对哲学概念和范畴有兴趣而无视人类的处境和痛苦，可能会成为一个学者但不会成为一个思想家。

哲学家应该具有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敢于说出自己见解的勇气。一个哲学家要能够感觉自己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自己感受的东西。可哲学家并非人人如此，也不可能时时如此。因为哲学的批判精神往往与现实会发生矛盾。特别是在中世纪宗教处于统治地位，信仰任何无神论和反宗教的学说，都有杀身之祸。专制统治是不利于哲学思想的发展的，它与作为哲学本性的自由精神是相悖的。在专制制度下，哲学不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就是专制制度的思想牧师。其实在利益分裂的社会中，超越一切利益关系不偏不倚超然出世的纯哲学和纯哲学家是很少的。因此哲学的阶级性和哲学家的阶级的局限，会使哲学的批判功能钝化和发生种种变形。

哲学家与哲学不可分。哲学可以说是哲学家的存在，是他们表现自我哲学体悟或哲学创造的一种方式。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风格的哲学家。反之，哲学家的时代与生活经验，决定他们会贡献什么样的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哲学家称为哲学的“容器”，容器与容器所盛的内容连为一体，都决定于产生这种哲学和哲学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土壤。所以哲学不同，哲学家的类型也不同。梅林在《保卫马克思》中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家也就是怎样的，反之亦然；哲学家的属性，即哲学的主观条件和因素，同时也是哲学的客观条件和因素。

哲学家有各种类型，这是哲学家的时代特征的哲学凝结。有自称牛虻式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他宁愿饮鸩而死，也不改变自己的信仰；有要做在惊涛骇浪中安然吃食的猪一样追求内心平静的哲学家，如怀疑主义者皮浪；有宁愿曳尾泥中也不愿置身庙堂的哲学家，如中国的庄子；有终身不婚以哲学思辨为人生最高乐趣的哲学家，如康德；也有极度悲观愤世嫉俗最后以发疯了结天才一生的哲学家，如尼采。当然也有关注现实以变革世界为己任的哲学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家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他的哲学本性和哲学观的体现。我们从庄子的鼓盆而歌的故事中，从庄子对待功名利禄的态度中，可以看到庄子的人格与他的哲学是融为一体的。他的哲学就是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就是他的哲学。

▲ 摄于2000年哲学讨论会发言。人家都说我中气足，嗓音高，我曾以诗自嘲：“有理何必用力嚎，嗓高不见理论高。藏拙无术心多愧，应学春风拂柳条。”已成为习惯，终生难改。

美国哲学家劳伦斯·卡弘对哲学家的类型有过生动的描述。他在《哲学的终结》中说过，哲学家可以是道德教师，在自己的学生中鼓励诚实守信和深入的自我追问；可以是文化记者，告诉人们许多国家的科学、艺术、政治和学术阶层中当前正在讨论的问题；可以是政治活动家，把探索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可以是希望一个人深思的隐士；可以是科学家或与科学结伴而行的游客，通过共同努力，对目前有关世界的最出色的说明加以改进；可以是美学家，其思想感情触及感觉的边缘，力求培养一种被资产阶级社会视而不见的微妙体验的鉴赏力；可以是实验性的神秘主义者，在他看来哲学提供了通过想象重建经验的可能；也可以是一个追求令人满意的世界的人，这个世界能够挽回某些个人的严重损失；也可以是色情的对话主义者，迷恋于和热情而有吸引力的年轻人谈论各种思想；可以是史学家和翻译家，专门沟通另一些人的思想；可以是愤世嫉俗的人，哲学在他那里是同当代文化保持距离的手段；可以是西方文明的卫士，使它不受野蛮人的伤害，同时又要把它传播给他们；可以是世界观的工程师，认为社会接受这种世界观对他有益；也可以是幸福的白领工作者，收入虽不高，却有许多闲暇时光。劳伦斯列举了如此多类型的哲学家，当然是立足于他所处的社会现实。正如他自己转引皮尔斯的话说，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现实处境出发思考哲学，我们无法决定把别的地方当作起点。确实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古代希腊那种学以致思的智者型的哲学家作为唯一榜样是不可能的。

哲学与人格的分离甚至分裂的哲学家，就是对自己哲学的否定。因为哲学并没有转变成自己的信仰，没有变为自我的血肉，只是随身携带的哲学卡片而已。有些人平时可以讲唯物主义，可面临死亡时又变为有神论者，希望有来世，希望灵魂不死。不仅常人如此，有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也可能如此。可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却不是这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体现了一个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风格。他不在面临死亡时皈依唯心主义和宗教以慰藉自己的心灵。这是一种有坚定信仰的哲学家的风格。他认为哲学家的义务，准确地说不只是义务而是哲学家的根本资格，就是在哲学上抱极端冷静、极端直率、极端不妥协的态度，坚决主张无佛、无神、无灵魂，即纯粹的物质学说。我们只要读中江兆民的《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就会为他对待死亡的无畏风格所震撼。中江兆民患癌症时被认为只有一年有半的生存期，他不是为此而悲哀，相反认为既然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就要好好利用。一年半，也许人们会说很短，然而他却说是漫长的。他说如果说短，那么十年也短，五十年也短，一百年也短。因为人生是有限的，死后是无限的。拿有限与无限相比，这不是短，而根本是无。假使有事情可做，并且过得愉快，那么这一年岂不是足以充分利用吗？这是多么达观洒脱、识透生死的真正智者的态度。他在写完《一年有半》后，生命的火花尚未熄灭。他又继续以极度病重之身完成《续一年有半》这本充满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战斗精神的著作，对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学说逐一进行批驳。虽然由于时代条件，他的论述不一定完备，但他对自己哲学的执著的态度是非常感人的。这是一位真正贯彻自己哲学观点的哲学家。

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勇敢无畏，能对自己时代面对的问题做出积极反应。尼采就对自己时代的哲学很为不满，他说在目前这个困顿的时代，对哲学的要求比过去更高，而哲学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软弱无力。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时代的哲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按照尼采自己的哲学观点也不可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就不能以积极的哲学作用于自己的时代。他的超人学说表达的只是对现实和现实中的人的摧毁，而不是积极的建树。但尼采的怨言，却反映了他对自己时代哲学的不满。可当时同样生活在德国，并稍晚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尼采，没有也不可能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不可能赞许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使人类哲学史上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哲学和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变革现实的哲学。这种类型的哲学家不是学者型的哲学家，不是专以著述为务的哲学家，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家。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是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实践自己社会理想的哲学家。我们国家曾经发生过的邓小平有没有哲学思想，算不算一个哲学家的争论，原因也在于此。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哲学家就应该有大部头的纯哲学著作，那些能对实际发生重大指导作用的智慧不算是哲学思想，能以最明白易懂的语言阐释最深刻道理的人不算哲学家。这是按照哲学史的标准来衡量哲学和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家的本质与特征，缺乏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解。

我们这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应该懂得这种哲学和哲学家类型的区别，应该明白自己的使命和任务。艾思奇当年一本篇幅不大的《大众哲学》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是中国当代哲学领域其他纯学术的哲学著作不可超越的。所有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工作的人，都不应该把纯学术性当作自己专业水平的唯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