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中，几乎无例外地都要辟出专门的篇幅来讨论“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已充分地认识到，“个人”这一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然而，善于思索的读者在深入地研读了有关教科书和论著之后。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无例外地误解乃至歪曲了马克思关于“个人”问题的见解。正是这种思维上的误置导致了现实生活中对“个人”问题的轻视。在我国，人道主义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淡薄，竞争、创新、开拓精神的缺乏和家长制作风及平均主义思潮的泛滥，都与“个人”问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合理的解决有关。理论界普遍存在的对“个人”问题的错误见解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以为“个人”包含在“人民群众”之中，所以，只要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也就等于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然而，说得俏皮一点，哲学家们看不到的东西却为某些机智的营业员一语道破了。当顾客批评他们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时，他们常常反唇相讥：“为人民服务并不等于为你服务呀。”这句平常不过的话中包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即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不就等于肯定个人的历史作用。诚然，我们不否认，作为整体的人民群众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进行社会变革和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可是，光提人民群众的概念，并把这一概念独立化、凝固化之后，势必会减弱甚至抛弃对个人问题的思考。要言之，个人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消解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谈及历史的发展时，只涉及作为整体的人民群众的作用而不提及普通的个人，完全是一种误解。马克思说过：“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2]恩格斯在谈及历史的创造时，也提出，每个人的意志都不等于零，都对合力有所贡献。过去我们讲群众路线，搞群众运动，看到的都是积极的方面，却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对个人和个体性的埋没。单纯的群众的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正是对我们所处的经济状况的一种反映，正表明了以群体（如村社）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巨大力量和以原子式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薄弱。马克思说；“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相互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3]这就告诉我们，在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我国的具体国情下，光强调作为群体的人民群众的作用，忽视个人的作用，恰恰带有某种传统意识的成分。

在苏联也有过以群众的概念吞没个人的概念的错误见解。伊利切夫在1963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就批评过斯大林的“—切为了群众”的片面观点，强调“必须全面地阐明个人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地位。”[4]这也告诉我们，以为提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就可以取代个人的概念的想法是很天真的。

第二，在谈及个人的概念时，它仅仅是指历史上的少数杰出人物，至于普遍的个人则统统被纳入到人民群众的范畴中。这样一来，就在普通的个人和杰出的个人之间划出了鸿沟。似乎可以作为独立人格出现的，可以受到普遍的尊重的只是杰出人物。这种见解蕴含着封建特权思想的残余，所以老黑格尔在某处说过，在中国皇帝的面前，人人都等于零。这种见解与资产阶级的“人人平等”的口号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退步。这种理论上的失误，即只承认杰出人物的独立人格，否定普通的个人的独立人格的错误做法，在苏联导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中国的“文革”中，则导致了“四人帮”的造神运动。这种谬误见解的影响还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思维活动中。比如，我们常常提“尊重人才”的口号，却从来没有看到这一口号本身存在的不足。众所周知，人才，即有比较突出的才能的人，在个人全部的总和中总是少数，因而在“尊重人才”的口号中，实际上受到尊重的总是少数人。如果人才的使用单位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意识的话，那么，它们尊重的就仅仅是“才”，而不是“人”。一旦具有某些突出才能的人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丧失其才能时，他也就随之丧失了他的独立人格，不再受到他所在单位的尊重了。因而，在这里实际上仍然缺乏对有才能的人的人格的真正的尊重。至于绝大多数才能平平的人就更不在尊重之列了。因此，比较合理的提法是“尊重人格，尊重人才”。没有对每个个人的人格的普遍尊重，是不可能真正尊重人才的。

上面的分析表明，我们在论述个人的概念时，仅仅关涉杰出人物是偏谬的。

第三，把个人与个人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在人们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逻辑，似乎一提到杰出的个人的作用，就是唯物史观；而一提到普遍的个人的作用，就是个人主义；人们还进一步把个人主义理解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态势，仿佛只要一提及个人，也就落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中去了。然而，即使我们承认个人、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我们也还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一基本原则的得失。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了古代伦理精神（即宗法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破裂以及由此而异化出来的原子式的社会。他写道：“普遍物已破裂成了无限众多的个体原子，这个死亡了的精神现在成了一个平等（原则），在这个平等中，所有的原子个体一律不等，都像每个个体一样，各算是一个个人（person）。”[5]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以个人为基础的原子式的社会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这也等于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必然性。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潜心研究，更深刻地洞察到，从原始的自然血缘关系和从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中分离出个人或个性的进步的历史意义。马克思高瞻远瞩地说，“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力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6]马克思明确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造成了异化现象的加剧，这是它带来的消极因素，然而与此相伴而来的积极因素则是，个人从血亲的或地方性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了，个人的能力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个人的独立正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

对待个人主义乃至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不能以一种超历史的方式来讨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人主义的思潮也具有无可否认的进步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虽然批评了资产阶级把一切都浸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但同时也毫不迟疑地肯定了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由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有重大的比例，因而个人仍被牢牢地束缚在宗法关系和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中。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历史作用，承认合法范围内的个人主义的存在（其实你不承认，它也仍然存在着），恰恰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的，是有助于历史的进步的。

更何况，我们不能把个人与个人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肯定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与提倡个人主义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值得注意的倒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关于群体和集体主义的提法并不是全都合理的，尤其当人们把它们看作压抑和束缚个性的一种力量时更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理应为个人才能和关系的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

第四，把普通的个人视为螺丝钉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曾经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通流行的“物化意识”。这种意识把物（商品）的价值看得比人更高，甚至对物产生了极度的崇拜心理。把人视为螺丝钉正是物化意识的一种表现。有人也许会申辩说，这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然而这里的象征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它显示了象征背后的文化密码，即根深蒂固的物化意识。我们不妨另举一例：人们常常把教师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实，灵魂不是物，不是一种机械的东西，怎么能把工程师与之对应起来呢？如果承认它们可以对应起来，也就把灵魂或把人降低为物了。

把普通的个人视作螺丝钉，也就把他的独立人格、他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推入到硫酸池中去了。苏联哲学家曾对这种错误的见解进行过透彻的批评。伊利切夫说，“人，并不是机器上的一个由某种最高的、凌驾在他上面的神秘力量所开动的螺丝钉。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和自己人民的生活的自觉建设者”。[7]约夫楚克的见解更为鲜明，他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要原则之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其内容遭到斯大林关于苏联普通劳动者是强大国家机器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的错误观点的歪曲”。[8]这充分表明，把个人视作螺丝钉的见解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完全格格不入的。

而且从思想史上来看，这种观点也是十足的倒退。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曾经提出过“人是机器”的著名命题。尽管这一命题是力学观点在哲学中的一种泛化，具有浓厚的机械论唯物主义的味道，然而，它毕竟把人看作一架完整的、独立的机器，也就是说，它或多或少地承认了个人的某种独立性。可是，螺丝钉的比喻却进一步把人从一架完整的机器贬损为一颗螺丝钉，一个零件。这样一来，即使是在象征性的意义上，个人人格的独立性也被剥夺了。与理论上的螺丝钉的比喻相对应的是实际生活中的人才单位所有制。个人通常数十年被固定在一个单位里从事自己无兴趣的工作，这不是一个被动的螺丝钉又是什么呢？在当前的改革中，这种局面正在打破。

上面，我们分析了关于个人概念的四种流行的、错误的见解。这表明，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部分，我们虽然接纳了“个人”这一概念，但对它的内涵及作用却做了偏谬的理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个人”的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应居于中心的地位。

首先，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自觉的创造性的个人正在不断地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共同体中分离出来。如果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确立个人独立人格的根本前提的话，那么，个人的独立人格的确立反过来则推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说，突出个人（主要指普通个人）的作用并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玄想。恰恰相反，倒是实际生活的迫切的需要。九年多来的改革实践表明，在封建特权和家长制作风严重的地方，个体经济常常无从立脚，这是因为个人被禁锢在一层坚硬的群体的外壳之中，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作用。

其次，只有充分肯定个人的历史作用，才能真正地建立并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真正地舍弃以封建宗法观念为核心的旧的伦理观念，确立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础，以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为蓝图的新的伦理观。把强调个人的作用与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等同起来的根深蒂固的信念，由于现实生活中种种经济犯罪（如生产假药、制造伪劣商品、缺斤短两、偷税逃税等）和其他犯罪现象的出现而进一步加剧了。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是大发“人心不古”的牢骚，留恋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淳朴民风吗？这就像圣经中记载的犹太人逃离埃及之后又去“追恋埃及的肉锅”一样可笑可悲。原始人的蜡像是无法修补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不应该在过去的尘埃中寻找出路，出路仍然隐伏在现实生活中，隐伏在现实的个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某些个人在追求物质利益上的腐化堕落而仍然取消个人的独立性，把他塞回到自然经济的共同体中囚禁起来，这实在有因噎废食之嫌。实际上，某些个人的腐化堕落不但不是强化了他个人的独立人格的结果，相反，倒是他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独立人格，把自己贬损为动物的结果。真正的个人意识、真正的独立人格体现在个人的理性尊严和自由意志中，体现在道德上的自律中。然而，这种独立的人格既不是基督教和佛教的禁欲主义，也不是康德所谈论的虚幻的，因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是过于严峻的“善良意志”或“绝对命令”。我们主张，在理性和欲求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中国的理学家崇尚“存天理，灭人欲”，这完全是对生命的否定，对生活的践踏；反之，西方的有些哲学家把人看作欲求的化身，完全否定了理性的约束作用，这也就把人重新降低为动物了。要言之，在理性与欲求的关系中要讲一个适度性。这里，除了有道德上的自律之外，还要有道德上的他律和法律的约束。这就是说，真正的出路是互补的两个方面，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这两方面的工作的目的并不是压抑个性，而是提高和纯化个性，使个人保持理性和道义上的尊严。

最后，如果我们深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的话，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而以全面发展的个人为归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谈到他的正在形成的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时指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所强调的个人归根结底是抽象的，只有处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才是具体的。马克思认为，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历史就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了。这充分表明，现实的个人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时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这就是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正是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标志。

综上所述，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个人”概念的内涵、地位和作用必须做出新的思考和探讨。哲学再也不能用沉默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实际生活所提出的迫切问题了。它应当把思想的闪电注入现实生活中，推动现实生活向前发展，以建立自己的不朽的业绩。

[1] 本文原载《文汇理论探讨》（内部刊物），1988（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贾泽林等编：《苏联哲学纪事》，2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贾泽林等编：《苏联哲学纪事》，2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8] 贾泽林等编：《苏联哲学纪事》，27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