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年一样，1966年的初夏，对于高三毕业班的学生说来，是充满期待、挑战与焦虑的。我曾经就读的光明中学坐落在淮海路、人民路交接的地方。虽然这里是闹市中心，但在这幢外观优雅的法式建筑里，高三年级的学生们的心却全系在走廊上张贴着的、全国各地高校的招生启事上。作为66届高中毕业生，尽管我对哲学已有了一定的兴趣，但我并不想报考哲学系，我的志愿是报考医科大学，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使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弟弟，都在读书，姐姐已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就读，我的母亲操持着家务，全靠父亲的工资养活全家。作为大儿子，我希望早一点走上工作岗位，以缓解父母的经济压力。然而，这个高考的梦刚开始做，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史无前例的“**”开始了，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停止了招生，命运似乎已经永远把我们阻隔在大学的围墙之外了。还会有奇迹发生吗？

1968年9月，在经历了“**”造成的最初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后，我们终于离开了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热潮中，班里不少同学报名去黑龙江支援边疆建设。我没有报名，因为我不愿给父母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幸运的是，我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处，成了一名电力设备安装工人。进入单位才一个月，我就被安排到四川渡口，参加502电站的建设。那个地方真远，坐两天火车到重庆后，还得再坐三天汽车才到达渡口。作为电力建设工人，我们住的是用芦苇席编织起来的临时宿舍，吃的是从外面运进来的一捆捆海带，很少尝到新鲜的蔬菜。当然，更难吃到猪肉和鲜鱼。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更可怕的是精神生活的贫乏，我们似乎被放逐到世界外面去了。除了《渡口日报》，这里几乎见不到任何其他的报纸，见不到像样的图书，当然更谈不上图书馆了。于是，我只好一遍遍地“啃”自己带去的《新华字典》。有一次，当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康熙字典》时，兴奋极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正是对这些字典的阅读，使我对文字学，以及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我后来并没有走上治文字学的道路，但对语词意义和源流的分析，却成了我以后从事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显然，在那样的条件下，大概只有外星人才会去谈论“高考”和“上大学”这样的话题。

好在一年后我就回到了上海，但不断地去外地建造发电厂，使我成了一个“漂泊的荷兰人”。高桥地下热电站刚完工，我就被派往江苏望亭；望亭电站刚收工，我又前往金山石化厂，去参加金山热电厂的建设。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大学的门又慢慢地向青年人敞开了，但那时招收的学生被称作“工农兵学生”，他们不用参加高考，只要基层单位推荐就行了。作为一个工人，虽然我很难获得被推荐的机会，但我心中又萌发了进大学深造的愿望。事实上，我早已厌倦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安顿下来，认认真真地学点什么。有一次，在施工中，我右手手腕骨折了，在家里休息了四个月。由于我家就在上海图书馆附近，我天天到那里去看书。其实，当时连图书馆里也没有什么书，书架上空空的，很多书作为“封资修”的东西被封存起来了。在这四个月中，我不知不觉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读了一遍。虽然读得一知半解，但我对人文社会科学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使我进大学深造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了。

然而，令人心酸的是，我的这个美丽的“大学梦”再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被撞碎了。一方面，单位里的某些领导把上大学的推荐名额作为培植自己亲信的一种方式，由于我给他们提过意见，他们便千方百计地阻挠我、刁难我，不让我获得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零分英雄张铁生”的报道也使我对“工农兵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抗拒的心理。这一次的打击对我来说是十分沉重的，我的“大学梦”完全破灭了。我决定向命运妥协，安于现状，把日子混下去算了。

可是，奇迹还是降临了。“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于1977年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长期以来隐藏在我心中的“大学梦”又开始苏醒了。然而，在打算报名的日子里，我不禁犹豫起来：一来，我身边找不到任何高考复习资料，况且我的兴趣已经转向人文社会科学，我应该报什么志愿呢？二来，那时我已有女朋友，正准备结婚。如果考进大学，今后分配到外地怎么办？三来，我快30岁了，这么大的年龄上大学行吗？在我女朋友（现在的妻子）的坚决支持下，我打消了种种顾虑，毅然决然地填写了报名表。有趣的是，当时我对复旦大学情有独钟，我在志愿栏里依次填写了复旦大学的四个系：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并在备注栏里写上：“除了复旦大学这四个系，其他大学其他系都不去。”当时我的想法是，要读就读自己喜欢的大学和喜欢的专业，否则宁可继续当工人。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我把“新闻系”作为第一志愿呢？因为我在工地上当了五年工人后，被抽掉到第一工程处的政宣组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为电站建设摄影和写新闻报道。由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对考生的要求特别高，我未能成为新闻系的学生。那么，为什么我把“中文系”作为第二志愿呢？由于当时单位里的业余生活十分枯燥，我渐渐迷上了文学创作，经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切磋。然而，遗憾的是，中文系的门槛依旧太高了，我也未能挤进去。那时，第一工程处正在金山热电厂施工。录取通知书下达时，朋友们奔走相告，为我感到骄傲，据说整个金山地区只有两个人接到录取通知书，录取的比例竟是40∶1。当我知道自己被复旦大学录取，心里很高兴，但进哲学系又使我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其实，我在中学时代就对哲学发生了兴趣。那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去福州路淘旧的哲学书。当我读了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后，对书中讲到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当时正值“**”初期，林彪在《毛泽东语录》的“再版前言”中把毛泽东思想称作“顶峰”，我不明白：既然真理是相对的，怎么会有“顶峰”呢？我在班里的学习会上说出了自己的疑问，结果遭到了工作组的打击，说我在毛泽东思想上有观点问题。在遭到这样的打击后，我不但对“**”失去了信心，也对哲学产生了怨恨。进入哲学系后，我才渐渐明白，我怨恨哲学是没有理由的，哲学是一门真正的富有挑战性的学问。每当我坐在写字台前，凝视着窗外复旦园里的大草坪，伴着铁观音散发的清香和新书的墨香，渐渐地陷入哲学深思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高考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

[1] 本文原载《社会观察》，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