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是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也就是说，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与人类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哲学的职责不是遗忘它们，把它们像蛛丝一样抹去，而是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反省，从中记取经验和教训，以便人类能够以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对偶然性的遗忘、对意外和风险的漠视，便是我们应该从哲学的高度上加以总结的重大的经验教训之一。

印度洋的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思考

从2004年12月26日至今，印度洋的地震和海啸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第一话题。强烈的地震和海啸几乎在片刻之间夺去了十多万人的生命，毁坏了无数的房屋和财产，还留下了可怕的疾病和瘟疫的阴影。这个令人恐怖的潘多拉盒子在打开时是如此之突然，以致所有的当地人和来自国外的观光旅游者都缺乏任何心理上的准备。

据传媒报道，当海啸中的第一波海浪到达时，浪头并不怎么高。波浪退去时，在沙滩上留下了许多鱼。当时在沙滩上休闲的人们，包括那些正在尽情嬉戏的儿童，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正是强烈的地震和巨大的海啸降临前的先兆。他们不但没有被波浪惊退，反而奔向海边，争先恐后地捡拾起那些活蹦乱跳的鱼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几乎高达10米的第二波海浪以排山倒海之势扑面而来，把正在海边拣鱼的人们卷入了大海的深处。

另据传媒报道，一对前往普吉岛旅游的外国夫妇，被店主安排在离海滩很近的一处木屋中居住。他们在木屋中休息时，突然发现墙壁上爬满了蟑螂。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巨大的灾难降临前的先兆，他们只是从居住卫生的角度出发，要求换房。同样对这一先兆茫然无知的店主同意了这对夫妇的请求，把他们换到山上较高的木屋里，从而无意中拯救了这对夫妇的生命。第二天，这对夫妇起床后发现，昨天一度住过的木屋早已在上涨的海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两个例子表明，人们对海底地震和海啸发生的先兆缺乏任何知识上和心理上的准备。这场意外的事故和灾难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震惊和同情。2005年1月5日中午12时，全欧洲4.5亿人为在印度洋地震和海啸中的受难者集体默哀三分钟。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无论是普通的民众还是走红的明星，无论是儿童还是老人，都慷慨解囊，向劫后余生的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然而，在这种举世同悲的肃穆气氛中，仍然可以分辨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的观光者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拍摄受难者的遗体，也有的人利用网站诈骗赈灾款，更有甚者，竟然干起了拐卖受难者子女的罪恶勾当，简直天理难容！

印度洋的地震和海啸也使我们联想起亚洲地区1997年的“金融风波”和2003年的“SARS”事件。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偶然的，但它们对亚洲人的生活却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它们迫使我们去深思下面的问题：人们应该如何面对偶然和意外？换言之，当巨大的灾难不期而至的时候，人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用说，当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踏进了哲学思考的领地。

必然性神话的崩溃

长期以来，人们都生活在必然性的神话中。在肖前等人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这种必然性神话的经典性表述：“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个对立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的。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一般说来，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只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必然性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居于支配的地位，而偶然性对事物的发展只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偶然性永远是轻飘飘的、边缘化的。它只是枝节，只是泡沫，只是完全可以被遗忘的东西。

人们是如此漠视偶然性，以致竟造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谁谈论偶然性，谁就是在炫耀自己的无知。正如加拿大学者伊恩·哈金在《驯服偶然》一书中所指出的：“贯穿整个理性时代，偶然（chance）一直被称为平庸之辈的迷信。偶然、迷信、庸俗、愚蠢是一回事。有理性的人对这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们有能力用各种无情的定律将混乱掩盖起来。他们坚称，世界或许常常是偶然的和随意的，但那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其内部工作的必然机制。”[3]长期以来，人们的观念一直处于必然性神话的支配下，仿佛外部世界和人们的全部日常生活都是按照必然性展示出来的。谁谈论偶然性，谁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白痴。这种可怕的偏见使偶然性成了任何时候都必须被驱逐出去的幽灵。

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必然性神话就开始萌发了。柏拉图划分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静止的理念世界，他称之为“可知世界”；另一个是变动不居的感性世界，他称之为“可见世界”。在他看来，前一个世界乃是确定性的、真理的世界，后一个世界则是充满偶然性的、虚假的世界。显然，柏拉图对两个世界的区分已经开了排斥偶然性的先河。

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者常常把柏拉图作为唯心主义者与同时代的唯物主义者德谟克里特对立起来，实际上，他们的共同点远胜于他们的差异之处。崇拜必然性就是这两位哲学家的共同特征。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叙述德谟克里特思想时，曾经写道：“一切都由必然而产生，旋涡运动既然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这在他就被称为必然性。”[4]不用说，德谟克里特的这一见解已经埋下了完全遗忘偶然性的思想基础。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哲学的肇始人笛卡尔之所以把“我思故我在”看作第一真理，其根本动机就是追求知识的确定性，而这本身就蕴含着对不确定性、随意性和偶然性的排斥。这一基本思路通过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人贯彻下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必然性神话。无独有偶，自近代以来，从伽利略、牛顿、拉普拉斯到爱因斯坦等自然科学家，也参与了对必然性神话的制造。正如法国生物学家莫诺所指出的：“一切宗教，差不多一切哲学，甚至一部分科学，都是人类孜孜不倦地做出努力以坚决否认自身出现的偶然性的明证。”[5]显而易见，牛顿式的严格决定论思想蕴含着对任何偶然性的排斥。于是，科学、宗教和哲学上崇拜必然性的倾向相互强化，成了人们观念上的最高法则。然而，传统的必然性神话的合法性一再受到有识之士的挑战。

第一个向必然性神话提出挑战的是伊壁鸠鲁。他提出了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著名观点，肯定了偶然性在原子运动中的根本作用，从而打开了必然性神话的第一个缺口。后来，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明确地指出：“德谟克里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6]在他看来，伊壁鸠鲁强调偶然性的潜在意义是肯定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作用。

第二个向必然性神话提出挑战的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他认为，日常生活就是由一连串偶然的事件组成的，它们在历史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思想录》（1656—1658）中说：“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末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7]又说：“克伦威尔要**整个的基督教世界，王室被推翻了，而他自己的王朝则是永远强盛的；只是有一小块尿沙在他的输尿管里形成了。就连罗马也在他的脚下颤抖；然而这一小块尿沙既经在那里面形成，于是他就死了，他的王朝也垮台了，一切又都平静了，国王又复辟了。”[8]第一段话的意思是：埃及女皇克利奥巴特拉长得非常漂亮，以致当时罗马的统帅恺撒、安东尼等人都围着她而旋转。如果她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亦即长得难看一些，世界历史或许就不是这个样子了。第二段话的意思是：在英国革命中，克伦威尔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他输尿管里的结石造成了他的死亡，从而改变了当时整个英国的政局。

第三个向必然性神话提出挑战的是英国哲学家休谟。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1748）中写道：“人心由物象的这种前后连续，并不能得到什么感觉或内在的印象。因此，在任何一个特殊的因果例证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示出能力观念或‘必然联系’的观念来。”[9]他认为，所谓必然性的观念完全是缺乏基础的，它只是人们主观上进行联想的心理习惯，是充满偶然性和随意性的，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必然性神话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

与此类似，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德国物理学家波尔茨曼和美国物理学家吉布斯也通过把偶然性、概率和统计方法引入物理学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牛顿、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传统自然科学的必然性神话。于是，正如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所指出的：“偶然性就不仅成为物理学的数学工具被接受下来，而且成了物理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0]在他看来，不但宇宙是偶然的，而且全部日常生活也是偶然的。“人和其他一切机体一样，生活在一个偶然性的宇宙中，但是在自然界中人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即具有生理上，因而也是智力上的机制，使他能适应激烈变化的环境。”[11]维纳认为，人既不能否认偶然性，也不能逃避偶然性，但可以利用自己理智上的优势来适应以偶然性作为本质特征的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

从上可知，人们的观念长期处于必然性神话的支配下，这使他们的思想完全向偶然性封闭，从而导致了他们学习能力的下降、了解新信息的敏锐性的下降和神经系统的反应能力的下降。在某种意义上，印度洋的地震和海啸也参与了对必然性神话的解构。它启示我们，世界是充满偶然性的，日常生活是充满意外和风险的。如果人们对哲学和科学发展中所昭示的这一重大的真理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就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巨大的挫折。

偶然、风险和意外

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随处可见。法国生物学家莫诺曾经在他的名作《偶然性和必然性》（1970）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定勃朗医生到一位危急病人那里出诊去了。与此同时，承包工琼斯已出发紧急修理附近一座大楼的屋顶。当勃朗医生走过大楼的时候，琼斯正好一个不小心把榔头掉了下来。榔头落下的（决定论的）‘弹道’正好同医生走的路线相交，于是医生的脑袋就被砸碎而死于非命。”我们说，他是偶然的牺牲品。难道还能有别的说法适用于这种无法预见的事件吗？在这里，偶然性显然是本质的东西，是完全独立的两条因果链所固有的，而在它们的交叉点上造成了意外事故。”[12]

在莫诺看来，这一个案表明了偶然性构成日常生活的本质，这与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的休谟关于感觉经验知识缺乏必然性的见解完全是相呼应的。所以莫诺认为，“这种事件仍然属于‘本质上的’偶然性这个范畴。当然，除非我们回到拉普拉斯的宇宙中去，在那里，从浑沌初分的时刻起，就决定了勃朗医生要死于琼斯的榔头之下。”[13]由于把偶然性理解为日常生活的本质，莫诺甚至引申出如下的结论，即整个人类的诞生也完全是偶然的：“我们人类是在蒙特卡洛赌窟里中签得彩的一个号码。当人们看到一个人刚从赌场里赢了钱而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时，我们感到惊讶，同时又觉得好像梦幻般地不真实，产生这种感觉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14]

美国科学家玻姆在《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1957/1984）一书中结合统计方法，更细致地探索了偶然性的问题。他举例说：“例如，两辆汽车相撞。如果其中有一个司机早十秒或晚十秒发车，或者他曾停下来去买过香烟，或者他曾减慢速度以避开一只碰巧横过马路的小猫，或者由于无数个类似理由中的任何一个，这件事故甚至就不会发生；即使驾驶盘稍微转过去一点，也会要么根本防止事故，要么完全改变事故的特征：也许更轻一些，也许更严重一些。”[15]毋庸讳言，从个别的事故看，一切都是偶然的。然而，当人们从统计学的角度看问题，“例如，一个具体地区里事故的总数，一般逐年变化不大。而且若有变化，则所发生的变化常常显示出一种有规律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能随事故所依赖的特定因素的改变而有规律地变化。”[16]

当然，在玻姆看来，这样的规律并不是对传统的所谓必然性规律的回复，而是通过统计学中的概率来表明其经常出现的趋势，但这种发展趋势却不是必然的，即不是必定如此的。如果人们一定要用“必然性”的概念，那就应该区分出两种必然性：一种是“硬的必然性”（hard necessity），即在任何情况下必定如此，人们只能在演绎逻辑和数学推理中见到这种无任何例外的必然性；另一种是“软的必然性”（soft necessity），也就是概率，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并不是必定如此。事实上，人们在自然科学和日常生活中谈论的“必然性”只能是这种“软的必然性”。

总之，偶然性或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当代学者的共识。美国哲学家罗蒂在其《偶然、反讽与团结》（1989）一书中这样写道：“20世纪的重要思想家们纷纷追随浪漫主义诗人，试图跟柏拉图决裂，而认为自由就是承认偶然。……更普遍地说，他们都极力避免哲学中冥想的气味，避免哲学中把生命视为固定不变的、整体的企图。他们如此做，都是因为他们坚持个体存在的纯粹偶然所致。”[17]在他看来，无论是语言、自我，还是自由主义社会本身，都是偶然的。人们只有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认识，才能试着去理解20世纪哲学的本质特征。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建者普利高津在其《确定性的终结》（1996）一书中指出：“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18]他认为，伽利略和牛顿通过传统物理学理论展示出来的那个“时间可逆的确定性宇宙图景”已经千疮百孔，偶然性、不确定性、时间的不可逆性才是宇宙的本质。

就偶然性在人类社会中的表现来说，它表现为人们对“风险”的普遍关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风险社会》（1986）一书中写道：“我说风险，道德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19]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性的社会，在其中，异常的情况有成为屡见不鲜的情况的危险。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20]因为生态上的破坏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如横贯数个国家的河流污染、核泄漏对大气的污染、农药的普遍使用甚至使南极企鹅的身上也出现了过量的滴滴涕等。贝克指出，风险并不是一种突然降临到人类社会中的灾难，它是人类自己决策和行为的结果。尤其是化学（改变分子结构）、核物理（改变原子结构）、生物工程（改变基因结构）这样的科学的出现，以及人类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和改造，使人类社会面临着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世界被抛入到偶然性的坩埚中，它将来会变成什么模样，甚至它是否还能存在下去，人们都很难预测了。

就偶然性在个人身上的表现来说，人们通常称它为“意外”（unexpected situations）。正如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思基所说的，人并不是固定在那里的、被动的钢琴键，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的一生几乎漂浮在各种意外的事件中。笔者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意外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积极的意外”。比如，当大仲马笔下的爱德蒙·邓蒂斯在达尔夫堡中陷入绝望时，突然遇见了法利亚长老，后者启发了他，使他重新获得了生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第二种是“中性的意外”，即当意外降临时，对某个人来说，既没有直接和益处，也没有直接的坏处。第三种是“消极的意外”。比如，1997年亚洲的金融风波、2004年年底印度洋的地震和海啸等。

由此可见，既然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都充满了偶然性，所以，无论是当代社会，还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人，都不得不与风险、意外结伴而行。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越是自觉地意识到风险和意外的存在，也就越是深入地理解了当代生活的本质。

坦然面对偶然性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无论是政府、团体，还是个人，要做到临危不乱，坦然面对偶然性，就应该确立以下三种意识。

一是确立风险意识。贝克告诉我们：“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在风险社会中，过去失去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21]也就是说，人们不能从过去推论未来，仿佛过去没有发生过的风险或意外，未来也一定不会发生。问题倒是在于，未来并不受制于过去，也并不受制于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必然性、决定论或确定性。未来是一个不可能完全被测知的黑箱，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随机性构成了它的本质。所以，只有当人们超越传统的必然性和决定论的观念，以足够丰富的想象力去设想未来的时候，他们的风险意识才可能被确立起来，并被实质性地启动。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中，没有这种自觉的风险意识，人们就会在他们遭遇到的各种偶然和意外面前惊慌失措。

二是确立学习意识。生活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个人遭际中的偶然、风险和意外，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有其先兆。前面提到波浪把鱼带到沙滩上、木屋中突然出现许多蟑螂等，都是地震和海啸发生的先兆。只有确立认真的学习意识，努力掌握各种风险和意外发生的先兆，才有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弱化甚至避免风险和意外造成的损害。拉兹洛所说的“恐龙综合征”（恐龙由于神经系统反应迟钝，无法对来自环境的各种意外做出迅速的反应）乃是恐龙缺乏学习能力的结果。如果人类听凭自己的学习意识衰弱下去，从而使其神经系统对各种意外缺乏敏锐的感知能力，人类也会患“恐龙综合征”。记得维纳曾经说过：“人类的强大仅仅是因为他们利用了生理构造所提供的天赋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22]所以，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种种相关的知识，从而提高自己回应偶然、风险和意外的能力。

第三，确立全球伦理意识。既然全球化已经使风险成为全球性的，因此，面对各种偶然和意外，确立全球伦理意识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人类应该立足于全球的根本利益，深刻地反思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当种种危机、灾难和意外发生的时候，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应该表现出高尚的伦理意识。正如维纳所指出的：“坦率地说，我们是注定要灭亡的行星上遇难船只中的旅客。然而即使在行将沉没的船上，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价值不一定消失，相反必须得到更多的重视。我们将走向深渊，但即使在临死的时刻我们也应该保持人类的尊严。”[23]

[1] 本文原来的标题为“偶然性、风险社会与全球伦理意识”，是本人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演讲，原载《文汇报》，2005-09-25。

[2] 肖前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 伊恩·哈金：《驯服偶然》，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4] 北大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9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5] 雅克·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 帕斯卡尔：《思想录》，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8] 帕斯卡尔：《思想录》，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9]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 诺伯特·维纳：《维纳著作选》，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11] 诺伯特·维纳：《维纳著作选》，4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12] 雅克·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3] 雅克·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4] 雅克·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10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5] D.玻姆：《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6] D.玻姆：《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7]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8] 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5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

[19]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2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0]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2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1]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3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2] 诺伯特·维纳：《维纳著作选》，4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23] 诺伯特·维纳：《维纳著作选》，2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