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多来，上海的交通问题又成了市民谈话的主题。如何使道路保持畅通，如何使出行不再成为负担，不但市府领导十分重视，市民们也都在献计献策，这自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按照我的看法，要使排堵变得更为有效，就应该破除单向度的思维方法，向管理要交通。
什么是单向度的思维方法呢？那就是看问题只认一个角度，看不到其他角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比如，许多人认为，改善城市交通，要靠修路和建路。这个看法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它无法解释下面的现象：上海的马路从改革开放前的1400余条已经增加到目前的2700多条，几乎翻了一番，但为什么一部分马路的使用率非常低，而另一部分马路又堵得水泄不通呢？这就启示我们，虽然修路和建路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城市交通，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交通问题。何况，城市空间的有限性决定了道路扩展的界限。所以，如果必须引入第二个向度来思考交通问题的话，这个向度就是管理。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管理措施使道路畅通起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向管理要交通”的真正含义。
假如说修建道路、更新车辆、发展轨道交通等主要涉及硬件，那么，提高管理质量、完善交通法规、提升市民的交通意识等则主要涉及软件。一言以蔽之，城市发展已经把一个重大的问题推到我们的面前，即如何从后发国家的城市的粗放型的交通管理方式升格为国际文明大都市的科学型的交通管理方式。这种升格不光体现在基础设施和硬件的更新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整个城市交通管理的理念的根本性转换上。在我看来，新的城市交通管理的理念的确立，不能不反思以下三层关系。
一是车与车之间的关系。这里既涉及各种不同性质的“车”，如地铁、轻轨、集卡、普通卡车、公共汽车、电车、小汽车，甚至摩托车、助动车、自行车、黄鱼车等车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关系，也涉及每一种相同类型的车辆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关系。其实，任何车辆都兼有两种相反的功能：当它们在路面上行驶时就构成交通，而当它们在路面上保持静止时就构成堵塞。路面空间的有限性决定了每一个时段在路面上行走的车辆的有限性。也就是说，必须调整车与车之间的关系，以便在每一个时段让适量的车在相应的路面上行走。不久前在北京路、南京路等主要街道上出现的“车库停车数量”电子指示牌，就是从管理的角度处理车与车之间关系的一个新的尝试。事实上，只要一部分行驶着的车辆能就近进入车库，道路堵塞的可能性就会下降。然而，按照我的看法，这样的措施真正要生效，就需和其他相关的措施一起实行，如合理地设计停车库的方位和车位的数量、适度降低停车收费、确保车库进出口所在道路的畅通等。
二是路与路之间的关系。平心而论，从前几年起已经开始实行的无线电路况报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道路的堵塞，但仅仅停留在这样的管理措施上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上海城区有不少火车道口，每当火车通过时，道口附近的车辆就排起了长队。其实，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相应的管理措施而得到缓解。比如，把每天火车经过的时间段做成电子警示牌，悬挂在通向道口的附近的马路上，使行驶着的车辆及时得到信息，从而绕开火车道口。又如，对修路、改变道路的性质等情况也应当合理地进行安排。举例来说，以前从大柏树通向凉城新村有三条路——汶水东路、纪念路和万安路。前一个时期，万安路刚由双行道改成只能从凉城新村驶向逸仙路的单行道；紧接着，纪念路又开始封闭修路。于是，汶水东路就成了从大柏树通向凉城新村的唯一通道，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堵车现象。其实，只要管理部门在时间上稍做调整，即先修纪念路，待完工通车后再把万安路改成单行道，从而始终保持有两条路通向凉城新村，堵塞就可得到缓解。再如，地铁、轻轨、公共汽车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衔接，高峰时间道路中间的隔离带的调整，限制某些车辆在某些路段的行驶时间等都是解决路与路之间的关系的一些重要措施。
三是车与路的关系。众所周知，除了行驶路线固定的公共汽车或电车外，其余车辆都可以根据实际的路况对自己的行驶路线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大量车辆的行驶路线具有偶然性或可调整性，这就为交通管理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假设在早晨上班高峰时间，一辆出租车在汶水东路水电路口，沿着水电路向广中路方向行驶，它或者可以通过转弯车道驶向广灵四路上高架，或者可以一直驶到广中路再上高架。由于广中路的高架经常封闭，为了保险起见，它一般倾向于从广灵四路上高架。然而，当它沿着水电路上的转弯车道到达广灵四路路口时，才发现，这里堵得很厉害，但它已经无法变道了，只好硬着头皮成为堵塞的参与者和牺牲者。然而，也许那一天广中路高架并没有封闭，也很通畅。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不能在汶水路水电路口设一个电子指示牌，把广灵四路和广中路高架的信息及时告诉驾驶员，以便他能对自己的行驶路线做出准确的选择呢？事实上，收音机里的路况报告常常是“远水不解近渴”，驾驶员更需要了解的是附近马路的路况。
总之，车与车、路与路、车与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汇聚到人那里。人既是各种车辆的驾驶者，也是所有道路的修建者，更是所有的交通规则的制定者。在像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城市的交通管理上，人们的思路应该从单向度式的、“头痛医头”的反映论走向多管齐下、系统布局的控制论，从而使这个城市更富有科学的精神和生命的活力。
[1] 本文原载《文汇报》，2003-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