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一个人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台功能很先进的电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他只是使用电脑的打字功能，至于电脑所拥有的其他功能，他都懒得去实践。显然，对于他来说，这台电脑不过是“一架豪华的打字机”而已。他的高兴只在于他占有了这样一台高级的电脑，至于如何去“物尽其用”，那就完全不在他所考虑的范围了。

人们也许认为，这个人的做法不过是生活中偶然出现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仔细地考量下去，就会发现，这种“重占有而轻使用”的现象在我们的周围俯拾皆是。比如，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强调自己拥有多少藏书量，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可是，它们却很少考虑，自己图书的使用率的高低。其实，就像永远不可能被发现的古墓中的文物实际上等于不存在一样，永远不被使用或使用率极低的图书也会失去自己的存在价值。在这里，这些图书馆普遍重视的是占有或拥有多少图书，而很少去关心图书实际上被使用的情况。又如，不少单位从国外引进了非常先进的实验室设备，它们的领导也为拥有这样的先进设备而到处炫耀，可是，他们却很少关心这些设备的使用情况，更不要说做出种种努力去提高它们的使用率了，以致有些设备花了大量的维护费，一年下来却没有多少人去使用，甚至有的设备在日晒雨淋中很快就报废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也是这些单位的领导的“重占有而轻使用”的倾向。再如，许多单位的领导沾沾自喜的是自己拥有或占有了多少人才，以便他们在填写各种统计表时，会油然而生一种快感。可是，他们很少考虑，如何结合自己单位的发展战略，使自己所拥有的每一个人才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相反，他们或者使这些人才处于不被关注、不被使用的边缘状态下，或者把他们置于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以致有的人才发出了“此处不用爷，自有用爷处”的感慨，卷起铺盖走人了。

从上面罗列的现象可以发现，在现实生活中，“重占有轻使用”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其历史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的国家，而小农意识的一个特点就是“重占有而轻使用”。不难发现，在不少农家的院子里，或城市居民楼的过道上，堆放着大量杂物，如破椅子、破脸盆、旧箱子、旧衣服等。虽然这些杂物已经完全失去任何用处，但它们的主人们仍然视之如珍宝，甚至不允许别人去碰一下。当然，这种“重占有轻使用”现象的普遍存在也有其心理上的成因。一般说来，当人们要失去一个东西时，就会重视它的价值；而当他们占有或拥有一个东西时，他们就会轻视它的价值，甚至完全不考虑如何去使用它。比如，有的人买了很多书，却从来不去阅读。在他看来，既然自己已经占有了这些书，那么什么时间去阅读都无所谓，但结果常常是，什么时间也不再去阅读了。这就像果戈理笔下的地主玛尼罗夫，他的书房里总是放着一本书，在这本书的第14页上夹着一张书签，而这本书他从两年前就开始读了，但这张书签永远夹在第14页上。显然，对于他来说，这些书只是纯粹的摆设。据说，有的人十年前买了一包书，至今竟连包也没有拆开！反之，如果有人从别人那里借了一本书，限时限刻要还，他就会很快地读完这本书。也就是说，人们仿佛天然地具有这样的逆反心理，即只使用自己无法占有的东西，一旦占有了什么，他们也就失去了使用它们的兴趣和热情！

然而，这种从传统因袭下来的“重占有轻使用”的现象到了应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物的各种功能不断地被发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物的僵硬的实体性已经溶解在其功能性中了。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一个单位抽象地或在数量上占有多少物和人才，而是实际上是否有效地使用它们，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然，在重使用的同时，既要尊重所使用的人的人格，时时牢记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箴言；也要尊重所使用的物的物性，处处不忘海德格尔关于“让物泰然处之”的教导。

[1] 本文原载《解放日报》，2004-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