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城市精神，尤其是上海城市精神的探讨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然而，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谈论自己的想法。当然，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我们无法阻止人们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要想对城市精神，特别是上海的城市精神的实质获得真正的理解，却不能满足于这类浮泛的谈论。正如黑格尔所说：“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1]我们并不愿意随心所欲地谈论城市精神，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城市精神，尤其是上海的城市精神探讨在当前被主题化的原因以及真正的探讨所必须正视的那些前提性的因素。

为什么城市精神会被主题化

人们对城市精神探讨的兴趣的形成并不是心血**或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有原因可循的。事实上，这些原因正蕴含在近20多年来中国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发展轨迹中。我们认为，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获得了新的认识。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城市建设都以“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并重作为自己的口号，但实际上，真正注重的还是城市物质文明方面的建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得比较多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涉及的几乎都是物质文明建议方面的内容。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加剧，随着现实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各种失范现象的频频出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种姿态，而是整个物质文明建设的内核和灵魂。其实，道理很简单，任何人都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的一切物质实践活动都是在他的精神、观念和动机的支配下展开的。如果缺乏精神、观念和动机方面的正确引导，他所从事的物质实践活动就会迷失方向。正是这种认识的转变使人们在整个国家，尤其是城市建设中越来越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维度。事实上，关于人的素质现代化、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问题的讨论都为城市精神问题的探讨埋下了伏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城市精神探讨的热情和趋势已经蕴含在对“两个文明”中精神文明建设的维度的重要性的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之中。

二是对软件建设的重要性获得了新的认识。在城市建设中，如果人们把基础设施，如公路、高架、码头、桥梁、机场、地铁、轻轨、火车站、剧院、音乐厅、电视塔、体育馆等设施的建设称为硬件建设的话，那么不妨把法制和制度的完善化，管理和服务水准的提高，人的素质的发展等方面称为软件建设。尽管人们在城市建设中也强调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的并重，但实际上，他们真正重视的还是硬件建设。他们谈论并判断一个城市有无变化的主要根据几乎都是在硬件方面。比如，当人们谈论上海的变化时，经常涉及的例子是大桥、东方明珠、陆家嘴的高楼群等；人们也喜欢说“上海长高了”之类的赞词。尽管硬件建设的规模、布局和气势在某种程度上也透显出城市精神的一个侧面，但从根本上说，城市精神主要是通过软件建设而彰显出来的。试想，如果在豪华宾馆中碰到的是粗鲁的服务员，在音乐厅里遇到的是大喊大叫的观众，在大街上见到的是乱扔的垃圾和被破坏的公共电话亭或雕塑，人们对一个城市又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当然，对于现代文明城市的建设来说，硬件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只有软件建设，特别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才能给硬件建设注入真正的活力。否则，除了水泥、钢铁和设备，我们还能见到什么呢？事实上，在城市建设中，对软件建设的日益重视也预示出城市精神探讨主题化的必然趋势。

三是对超越性的精神境界的重要性获得了新的认识。即使是在城市软件建设的范围内，人们认识的发展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软件建设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操作性的或形而下的层面；二是超越性的或形而上的层面。就前一个层面而言，主要关注的是法制和制度的完善化及管理和服务水准的提高。这个层面当然是关系到日常生活运作的一个重要层面，但软件建设，或精神生活却不能仅仅归结为这个操作性的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强调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实事”“实利”“实惠”“实效”“实在”等操作性层面的重要性，体现出对以前的“穷过渡的社会主义”的抽象的乌托邦精神的超越，但他们决不能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即在否弃这种抽象的乌托邦精神时，干脆也抛弃了精神生活中的超越性的或形而上的层面。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宗教领域里发生的一系事件表明，这个超越性的层面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人并不是一架机器，人的精神也不能还原为一套操作性的规则，人是有信仰和信念、有精神境界和道德追求的存在物。冯友兰先生划分出人生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其中的第一、二境界可以说是精神生活中的操作性层面，而第三、四境界则是精神生活中的超越性层面。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城市的精神就像一个人的精神，谈论城市精神也不能停留在操作性的层面上，而必须深入到超越性的层面上。事实上，正是这种超越性层面上的精神境界的匮乏，特别是空灵的庄禅境界的缺失，常常使一个人或一个城市都显得俗不可耐。不用说，这种特别在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中显现出来的内在意向也构成了城市精神探讨被主题化的重要契机。

如何探讨城市精神

毋庸讳言，要对城市精神做出合理的、有效的，甚至创造性的探讨，就须先对探讨方法进行认真的检视。为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把探讨方法区分为以下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朴素的探讨方法，即在探讨城市精神时，对自己探讨的出发点和所使用的概念缺乏认真的思索和检视；二是反思性的探讨方法，即在探讨城市精神之前，自觉地先行地反思自己的出发点及所使用的概念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为了说明这两种探讨方法的实质性的差别，我们将结合当前城市精神探讨中两种流行的观点来进行分析。

第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所谓“打造城市精神”，这种观点显然属于朴素的探讨方法，因为它没有对自己所使用的“打造”这一概念进行认真的反思。它给人的印象是：城市精神仿佛是一块任人雕刻的大理石或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换言之，城市精神似乎不具备自身发展的客观的逻辑，而是无条件地服从任何打造者施加在它身上的逻辑。显然，不同的打造者有着不同的思路，于是，就可以为这样的“打造”设想无数个方向和无数种可能性。按照这种观点，城市精神的确定性被消解了，它成了一种被动的，但又完全无规律可循的东西，唯一重要的只是打造者的主观意图和愿望。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忽略了问题具有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市民通过自己的行为方式形成了这个城市独有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城市的独有的精神状态约束着这个城市市民的行为方式。这里表现出来的是双向的过程。[2]换言之，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城市精神的打造者的局限性。实际上，作为历史性的、有限的存在物，他们永远只能从自己在逻辑上已然先行地具有的理解的前结构出发去理解、阐释和“打造”城市精神。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他们将如何去“打造”城市精神，而是他们只能以某种确定的方式去“打造”城市精神，因为在他们能够对城市精神进行“打造”之前，他们自己的理解的前结构早已被城市精神“打造”好了。如果说，他们欲加以“打造”的城市精神有什么不足的话，那么，这些不足恰恰不是表现在别处，而正是表现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因为他们自己归根到底正是城市精神的创造物。因此，在他们对自己的理解的前结构及行为方式做出批判性的反思之前，他们对城市精神的任何“打造”或“改写”都只具有修辞学的意义。

第二种流行的观点是所谓“确立全新的城市精神”。这种观点显然也只能属于朴素的探讨方法，因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没有思索过，“全新的城市精神”这个提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事实上，这一提法必定蕴含着以下两个假设：其一，存在着这样一种城市精神，它完全可以与自己的传统的形式割断联系。众所周知，这样的假设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任何城市精神都不可能在某一天早晨突然产生出来，而总是在该城市的历史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然而然”并不排除人们对城市精神发展的有意识的、自觉的引导，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引导作用的有限性。也就是说，城市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事实上，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所谓“全新的城市精神”的提法也就自行瓦解了，因为它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不过是悟性的任意的创造物。其二，“全新的城市精神”一旦确立，它就不可能再陈旧化。显然，这个假设也是不能成立的。既然新陈代谢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所谓“全新的城市精神”也就不可能永远是“全新的”。既然它也处在历史和时间的流变中，它也会陈旧化，那么确立“全新的城市精神”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唯有采纳认真的反思性的探讨方法，对城市精神的探讨才可能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否则就是在做任意的、空洞的语言游戏。

怎样建设上海城市精神

如前所述，既然城市精神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地加以“打造”的对象，而有着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城市精神的建设就绝不能忽视这种客观规律，而应该在建设者的主观意向和城市精神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建立一种必要的张力。显然，在我们谈论上海城市精神建设时同样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认为，在上海城市精神的建设中特别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城市精神的优秀传统和现代价值取向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众所周知，上海自开埠以来已经有700余年的历史。它从海边的小渔村逐渐发展为国际驰名的大都市。在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与中国的近现代史相对应的城市发展史上，上海城市精神中的一些优秀传统也由此而形成，上海人重视开放、宽容和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上海人热爱真理、崇尚科学、积极进取的执着心态，上海人追求独立、自由和品位的强烈旨趣，都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前城市精神的建设中，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决不能抛弃自己的优秀传统，而应该从现代文明城市的价值取向出发，对传统的优秀的精神价值做出创造性的诠释和转换。事实上，一个不注重自己历史的城市是无根的，也是肤浅的。只有自觉地传承并弘扬优秀的传统价值，城市精神才会具有丰厚的内涵。

其二，在城市精神的共性和个性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在上海城市精神的建设中，我们既不能只考虑上海城市精神的特色，而忽略它和其他国际大都市，如香港、温哥华、东京、巴黎、伦敦、纽约等城市之间存在的共性；也不能只考虑它与其他国际大都市之间存在的共性，而忽视它的特色。如果说，开放、整洁、宽容、便利、气势宏大构成一般国际大都市的基本共性，那么，这样的共性也应该成为上海城市精神建设所追求的目标。但在这样的建设过程中，上海也应该努力发展自己异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特色。当然，特色并不是通过某个人的主观意向或刻意的追求而获得的，而是在深入地理解并反思城市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上海城市精神的建设既不能消融在一般国际大都市的共性或所谓“标准化”中，也不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而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所谓“特色”。

其三，在城市精神的建设中，理性和**之间应该建立必要的张力。我们知道，在英语中，spirit这个名词的单数解释“精神”；其复数spirits则解释“烈酒”“酒精”，意味着对理性压抑的消解和本能、**的迸发。西方人，特别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所推崇的“酒神精神”所要张扬的正是受压抑的本能和**的力量。事实上，当代西方人每年举行的狂欢节正是古代酒神庆典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上海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过度理智化或理性化，虽然上海每年也有各种各样的庆典，也有形形色色的文化艺术节目的演出，但隐藏在情感面具背后的仍然是严肃而沉重的理性。我们并不否认理性在日常生活和城市精神建设中的主导性作用，然而，缺乏**的理性永远是苍白的。正如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所说：“只有情感，而且只有大的情感，才能使灵魂达到伟大的成就。如果没有情感，则无论道德文章就都不足观了，美术就回到幼稚状态，道德也就式微了。”[3]事实上，理性和**的融合与冲突也构成了歌德的《浮士德》的伟大主题。所以，在上海城市精神的建设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感性和**这一重要的因素。上海应该有自己的感性空间，有使**能够得到充分演绎的重大庆典，有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得以降生、存在、实验和发展的多元文化心态和场所。庄子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庄子·逍遥游》）或许可以说，只有伟大的**才能催生伟大的上海城市精神！

[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3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正如恩格斯在分析当时普鲁士的恶劣情况时所指出的：“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恩格斯看来，当时普鲁士的恶劣情况不能完全归咎于政府，因为一方面，恶劣的政府塑造了恶劣的臣民；另一方面，也正是恶劣的臣民塑造了恶劣的政府。

[3] 《狄德罗哲学选集》，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