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说的“形体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指的是人们的行为举止以及通过这些行为举止所造成的感性对象的外在形象。在我们看来，形体语言通常是衡量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准的重要标志。

建筑、雕塑与整体环境

形体语言首先表现在一个城市的主要建筑及其整体环境上。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性的大都市通常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大博物馆、大剧院、大展览馆、大购物中心、电视塔、影视中心、文化娱乐中心、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图书馆、一流的音乐厅、高级宾馆等；还要有气势宏大的机场、火车站、港口、桥梁、地铁、高架、高速公路等。如果用艺术家的眼光来看，也还有一种形体语言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城市各处的雕塑。各类建筑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展示出一个大都市的精神风貌。然而，如果在这些高雅的形体语言的旁边或背后，出现的是另一些不协调的，甚至不健康的形体语言，就会把一个大都市的整体精神风貌破坏无遗。比如，在一家高级宾馆的背后，有一个令人掩鼻而过的垃圾堆；在一所名牌大学的周围是一片违章建筑和此起彼落的小贩叫卖声；在一个大购物中心的附近是一条色黑如墨、臭气熏天的小河；在一座造型美观的雕塑上黏附着厚厚的灰尘和口香糖的残渣等。面对着反差如此强烈的形体语言，我们又做何感想呢？

城市居民的行为举止

形体语言也表现在那些其职业最富于交往意义的城市居民的行为举止上。不管人们到一个城市旅游，还是长久地居住在这个城市中，他们最频繁地与之打交道的，总是从事下列职业的人——机场、港口、火车站、地铁、轻轨、公共汽车、电车或出租车等交通工具上的售票员和驾驶员；商场、宾馆、酒店、浴室、邮政局、银行、旅行社等服务性机构的营业员或服务员；税务人员、水电修理工、邮递员、医生、交警等。人们通常是通过与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打交道的经历，特别是通过对这些人的形体语言的观察和感受来判断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的。不用说，在这些人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遵守社会公德、热心地为大家服务的优秀人物，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甚至于有损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的现象。比如，有些酒店竖起来的招牌就充满了霸气，诸如“南霸天”“皇上皇”“帝王阁”“女皇”等，送上来的菜单里则充斥着“土匪鸭”“霸王鸡”之类的名字，令人不寒而栗；又如，有些旅店专门雇人到车站、码头，采用欺骗的手法，把客人骗到店里，然后大肆宰客。客人起来反抗，他们就用暴力手段胁迫之；再如，有些营业员、服务员的形体语言实在太差：或是站在那里聊天，对客人的问询装聋作哑；或是以势利眼看人，把顾客分成不同的档次；或是为了推销商品，语言肉麻得令人难受，甚至缠住人不放；或是顾客在买了商品后，发现质量问题，与他们论理，他们轻则挖苦谩骂，重则拳脚相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经常与这样粗暴的形体语言打交道，他们又怎么可能对自己偶尔进入或长久以来居住其中的城市的文明情况做出很高的评价呢？

文化名人的言传身教

形体语言也表现在一个城市的文化名人的身上。事实上，每个城市都或多或少地拥有自己的文化名人，如影视明星、体育明星、舞蹈明星、戏剧明星、杂技明星等；又如著名的音乐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歌唱家、摄影家、科学家、理论家、政治家、医生、社会活动家、探险家、时装模特、企业家、金融家、记者、律师、工程师、教授等。完全可以说，一个城市的文化名人系列既是其精神文明长期积累的产物，又为其目前乃至以后的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示范的群体。由于这些文化名人的形体语言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而也是新闻媒体千方百计地加以“追踪”和“曝光”的对象。所以，他们的形体语言对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性的大都市，拥有自己灿烂的文化名人的系列，如最先意识到中国必须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家顾准、徒步旅行的探险家余纯顺等。他们的事迹不但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而且为上海人的形象、为上海人的精神风貌添上了新的色彩。然而，在文化名人的阵营中，一旦出现了某种庸俗的、低级的形体语言，又会对整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和群众的心理状态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有的明星向邀请他（或她）的单位索取高额的出场费；也有的企业家在改变了企业原来的落后面貌后，获得了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却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走上了经济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了阶下囚；也有的时装模特成名之后，经不住海外生活的**，竟至于堕入风尘之中，等等。少数文化名人的消极的形体语言不仅使他们自己身败名裂，而且也给一个城市的精神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形体语言与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为了提高形体语言的总体水平，我们建议：第一，在致力于城市建筑，尤其是标志性建筑的建设时，应该同步清理那些负面的形体语言所造成的不良的环境，以便提高城市的总体文明水准；第二，加强职业道德的训练，特别是对那些富有交往意义的职业的道德水准应有更高的要求；第三，文化名人应该自尊、自重、自爱，以自己的优雅的形体语言为城市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1] 本文原载《文汇报》，1996-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