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段重要的论述为我们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关于“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见解启发我们，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重要的发展理论，其内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理论端点，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反思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张力，以便做到统筹兼顾。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入手，深入地探索蕴含在科学发展观内部的这些重要张力。

“科学”概念中的内在张力

众所周知，英语中的science和法语中的science（拼写与英文一致，但读音不同）通常用来指称自然科学，但在德语中，Wissenschaft这个概念不但涵盖自然科学，而且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康德的一些大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等，都喜欢把自己的哲学称作Wissenschaft。显然，当代中国人使用的“科学”概念主要是从上面列举的三个西文名词中翻译过来的。现在的问题是，当代中国人使用“科学”这个概念时，尤其是当他们把“科学”作为“发展观”的修饰词时，他们究竟是按照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习惯，还是按照德国人的习惯，来理解“科学”概念的确切含义的？换言之，他们理解的“科学”究竟是science，还是Wissenschaft？

如果我们运用现象学的显现的方式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当代中国人思维的自然倾向上，他们通常是从science，即自然科学的含义上，而不是从Wissenschaft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概念的内涵的。当代中国人谈论“科学性”“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话题时，他们言说的“科学”无疑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而当今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以及高校和研究机构只在理工科专业中设定院士的做法，实际上隐含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资质”的否认。

我们认为，在探讨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弄清楚“科学”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并不是无聊的语言游戏，而是关系到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能否在科学发展观中安顿下来的重大原理论问题。毋庸讳言，我们主张，应该从Wissenschaft，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统一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科学”概念。

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假如说，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并试图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合理地改造自然，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现实，并试图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批判并改造传统社会，以追求更为合理的社会形式，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的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不可分离的，因为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可能去认识自然并对它进行改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指出：“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所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gesellschaftliches Wesen）。”[3]显然，马克思之所以把人称为“社会的存在物”，因为正是社会性构成了人存在的本质特征。虽然自然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现象，但他们始终是作为社会的存在物而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的，不但他们的研究资料、研究手段和表达方式（语言）是社会性的，而且他们的研究动机、研究过程及对研究成果的解释也都会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

说得直白一些，任何自然科学的研究要想回避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都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告诉我们：“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4]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以背景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澄明价值前提的。脱离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导向，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会陷入迷途。当今社会中自然科学研究的课题，如人体克隆、试管婴儿、遗传工程、器官移植、电脑网络、核能的运用等，无不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伦理学为它们澄清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

何况，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技术和科学本身的性质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0年出版的《技术之追问》（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中区分出两种技术：一种是“手工技术”（hand work technology）；另一种是“现代技术”（modern technology）。前者如荷兰的风车、中国农村里的水车，它们不可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后者则不但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如火力或水力发电机、化肥和农药的大规模使用、围海造田和围湖造田、大规模使用冰箱和空调、工业和交通工具排放的大量废气和污水等），也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如核武器和先进的常规武器、窃听器、定位仪、远程跟踪和摄影、电脑黑客、测谎仪等）。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已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a neutral concept），而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a negative concept），因为现代技术蕴含着一种他称之为“座架”（enframing）的东西。就像人们给一块玻璃上镜框一样，人们也用“座架”去测量、控制自然万物或其他的人。海德格尔甚至认为，现代技术正在把整个人类及其文明带向深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68年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强调，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不但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成了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5]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正在不断地排除像政治学、伦理学这样的实践科学，而用“合理性”和“效率”取代了诸如“民主”“自由”“正义”“美德”这样的核心的人文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还蕴含着“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兴起和蔓延。科学主义把仅仅适合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观念和方法简单地搬运到人文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比如，用数学上量化的方法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著的质量；用工科中的“工程”概念来称呼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如“希望工程”“形象工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等；甚至用“螺丝钉”“工程师”这样的提法来比喻普通人和教师。其实，每个有生命的人都不是一颗被动的、被拧在某个地方的“螺丝钉”；教师也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人类灵魂的导师”，因为工程师面对的是同样的零件，而导师面对的则是具有不同个性的学生。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强调的“因材施教”就是要区别学生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何况，科学主义还蕴含着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即物被主体化了，而人则被物化了。上面提到的把有生命的个人比喻为“螺丝钉”的做法，就是人被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之，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最后消失在物的重压下。法国荒诞派剧作家尤涅斯科的《新房客》（1957）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某先生搬家，带来无数家具。这些家具挤满了马路，漂浮在塞纳河上，占满了新公寓的整个楼道，以至于某先生不得不打开天花板，把家具从屋顶上吊进去。最后，连某先生也给掩埋在家具中。《新房客》暗示我们，由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的人的物化和异化正在不断加剧，而要有效地遏制科学主义的蔓延，就必须全面地弘扬蕴含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人文精神。

总之，在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中，唯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思想所蕴含的人格尊严、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正扎根于这一发展观中。

“发展”概念中的内在张力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众传媒和日常语言中，“发展”这个用语是出现得最频繁的用语之一。作为动词，它译自英文中的develop，法文中的développer或德文中的entwickeln。细心的研究者很容易发现，西文中的这三个动词都具有双重含义，既可以被解释为“改变”，又可以被解释为“显现”（这层含义是从胶卷冲洗中的“显影”的含义引申过来的，这三个西文字也都可以被解释为“显影”）。其实，正是这一双重含义勾勒出“发展”概念中蕴含着的两个重要的理论端点。

一方面，任何发展都蕴含着人们试图“改变”某个地区的主观上的态度和努力。比如，人们对这个地区未来发展规划的制定、对电脑效果图的构想等。显然，“改变”这层含义更多的是从主观方面去设想并预期的，而未来发展规划的制定、电脑效果图的构想等，体现出来的正是主观方面的臆想，因为人们通常是根据平均化的、完全顺利的进程来制定和构想这些东西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客观上“显现”出来的结果往往是不同于人们的主观臆想的，即不同于事先制定的发展规划和电脑效果图的。因为在任何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原来未曾预想到的种种偶然因素，如气候的突变、材料的匮乏、干部使用上的失误、资金投入的受阻、突发的灾祸、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冲突等，会导致整个发展规划的停顿，甚至“下马”。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发展过程能否顺利地得以展开，还取决于事先制定的发展规划是否遵循这个地区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显然，如果原来的发展规划没有遵循这样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整个发展过程就会不断地走弯路，客观上“显现”出与原来的主观预想完全不同的结果。

毋庸讳言，在“发展”这个概念中，“显现”的含义比“改变”的含义来得更为深刻。如果说，“改变”具有更多的主观臆想方面的含义的话，那么，“显现”则具有更多的客观方面的含义。因为“显现”不仅包含着对种种偶然因素作用的认可，也包含着对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认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就是以直接地向我们的意识显现出来的现象作为合法的研究对象的，而现象学家提出的口号“面向事物本身”（zurük zur Sachen Selbst）正是要引导人们去面对向他们显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现象。这种现象学的思考方式深刻地启示我们，尽管任何自觉的发展过程都需要事先制定发展规划，但决不应该把发展仅仅理解为“改变”外部世界的主观臆想、主观意志和主观规划，而应该把它理解为客观的“显现”过程，在这一显现过程中，事物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它必定遵循的客观规律都会顽强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诚然，对于任何地区的发展来说，发展规划的制定都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将其奠基于主观臆想或主观意志之上，而应该将其奠基于这个地区发展的客观条件、客观规律和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偶然因素的估计上，并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和防范措施，以确保整个发展过程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动词，英文中的develop，法文中的développer和德文中的entwickeln也都具有“开发”的含义，而“开发”“开发区”这样的概念也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众传媒和日常用语中出现得最频繁的概念之一，其实，“开发”和“发展”都译自上面这三个西文动词。我们知道，“开发”这个用语一定会涉及作为开发主体的人们与作为开发对象的环境和资源的关系。而在日常的现象世界中向我们显现出来的通常有以下两种不同的“开发”形式：一种是“破坏性的开发”，即以环境和资源的牺牲为代价的开发形式，某些地区的某些人常常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这种“杀鸡取蛋”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保护性的开发”，即以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开发。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光辉的范例。毋庸讳言，我们提倡的是后一种开发形式，也只有这种形式才能确保人类、环境和资源都以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可持续”的方式发展下去。

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张力

我们已经考察了蕴含在“科学”和“发展”概念中的内在张力，下面，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在任何一个自觉的，即由人类自己积极地加以发动和推进的发展过程中必定会遭遇到的以下两组关系：

第一组关系是：“内在动力”（inner dynamic）和“全面协调”（universal coordination）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内在动力？内在动力就是一个社会（包括不同的地区）得以持续地向前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显然，没有这样的驱动力量，一个社会就会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众所周知，不但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而且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路线，国民经济的发展濒临崩溃。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路线，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中国社会的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内在动力”对于任何发展过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乍看起来，正是改革开放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原动力。其实，真正的原动力乃是人们的欲望和利益，而改革开放中采取的种种措施不过是对这些欲望和利益的肯定和激励。

然而，一个社会一旦在自己的发展中获得了持久的、充分的原动力，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产生了，即任何发展都是不均衡的。于是，在发展进程中就会显现出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异和地区差异。假如人们对这些差异的显现不加重视的话，就有可能引发各种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解体。因此，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做好“全面协调”的工作。什么是全面协调？按照我们的理解，全面协调就是根据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对整体结构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确保整个社会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总之，没有内在动力，任何自觉的发展过程都无法加以实现，但一旦获得了这种动力，就不光要通过全面协调，保持动力的持久性，而且也要对事物的结构做出及时的调整，以确保整个社会不至于在发展中解体。

第二组关系是：“外观发展”（outward development）与“内涵发展”（connotative development）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外观发展？所谓外观发展就是在发展过程中片面地注重外在形式的变化。比如，有的地区在发展中上了不少政绩工程、建了不少高楼大厦，上级领导检查起来很好看，这个地区的主管干部也容易得到晋升，但该地区老百姓关切的实际问题却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什么是内涵发展？所谓内涵发展就是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实质性的变化。比如，一个地区在提高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方面的发展就属于内涵方面的发展，这方面的发展成果不像标志性建筑那样容易从外观上看出来，但对该地区的长远发展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外观发展也不可偏废，但从根本上看，应当注重内涵上的发展。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容和迥然不同的实践方向。我们主张，建立一门“发展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development），以便对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背景下的“发展”现象做出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观做出准确完整的阐释，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

[1] 本文原载《文汇报》，2008-02-18。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6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