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塞北巡突厥

隋炀帝之业不仅表现为对内大兴工役，大修文治，而且表现在对外威服四夷，扩张远略。中国封建王朝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而称四周的异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隋王朝经过二十多年的蓄积，府库盈溢，国力强盛，隋炀帝即位之初就改变了文帝保守的对外政策，他置四方馆于东都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使“蛮夷朝贡，前后相属”。大业年间，中外文化交流盛况空前，使隋王朝地广三代，威加八荒。

隋时的外患主要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皆以畜牧为业，侵钞为资，倏来忽往，云飞鸟集，让中原统治者大为头痛。草原游牧民族，除突厥外还有铁勒、奚、契丹、室韦等，其时均役属于突厥，突厥成为隋朝对外经略的最大课题。

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与招抚，隋炀帝之时东突厥已臣服。在步迦可汗崩溃之际，北方突厥、铁勒诸部及东北属于东胡种族的奚、契丹、室韦等部纷纷向隋要求内附，隋文帝时将他们统统归于启民可汗牙帐之下。如开皇末有契丹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隋朝，隋文帝“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仁寿元年(601),突厥男女九万口内附。仁寿三年(603),思结、伏利具、仆骨等铁勒部归附，隋将这些内附族系统统置于启民可汗直接管辖之下。启民可汗完全是由隋朝扶植而立，逐渐稳固地控制了蒙古草原，称为东突厥。启民一再向隋文帝表示“愿保塞下”,于是在隋文帝仁寿年间，隋已将对突厥的离间政策改为羁縻政策。

隋炀帝即位后，启民可汗一方面在隋廷支持下继续统治草原突厥牧民；另一方面则为隋廷保卫北部边疆。

启民可汗拜伏于大隋王权之下，对隋室忠心耿耿，然而，游牧社会的突厥和农业社会的隋王朝，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政治制度都迥然不同，不能视为同一的政治实体。突厥全部经济生活的支柱是畜牧，生活所需主要取决于牲畜，而尤以羊马为主，拥有羊马也是衡量贫富的依据，多者为富。突厥的最高首领称可汗，可汗名号始自柔然，犹古匈奴之单于，和皇帝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汗合天命、天力、天智于一身，为天神在人间的代表。为对广袤的草原实行有效统治，可汗分封其子弟、近亲为小可汗，相当于诸侯。可汗的子弟称“特勤”,各有封地、部曲。可汗以下最高官爵是“叶护”,相当于小可汗，一般由可汗之弟充任，叶护是登上可汗宝座的重要阶梯，居于“储副”的地位。可汗王庭建于於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为汗国的政治中心，全国一般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一“设”,领兵驻扎。设是职位仅次于叶护的典兵武官，建有牙帐，有权在辖区内征税。设统精兵，任者必为可汗血亲。可汗又分派“吐屯”到被征服各部“监国”,有的吐屯世领其部，成为该部实际君王。突厥政权组织的职官见于记录的还有啜、俟斤、俟利发、梅录、达干、阎洪达凡十等，后发展为二十八等，俱是贵族，官位皆世袭。大小官员无不统领军队，带兵打仗。行政组织方面以数帐为一落，数十落为一氏族，数氏族为一部族，部族酋长称大小匐，即伯克，由大小可汗、贵族伯克组成的贵族会议，可决定和战及汗位继承等重大问题。

东突厥启民可汗既自认为隋朝臣属，经常入朝拜见大隋皇帝。大业二年(606),启民可汗入东都朝见隋炀帝，隋炀帝试图以中原的文明繁盛使突厥更心悦诚服。启民可汗及其下属经几个月的耳濡目染，对中华文物典章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请袭冠冕”。隋炀帝没有应允。次日，启民竟率所部特勤众僚并拜谢， “固请衣冠”。但风俗难移，启民等少数贵族请改汉人衣冠不一定会得到突厥牧民认同，充当傀儡也有失可汗身份，数典忘祖更可能遭到部民的唾弃。隋炀帝虽没有同意启民可汗的请求，但却决定要亲往草原去突厥巡狩。

大业三年(607)四月丙申(十八日),隋炀帝由京师出发，进行首次北巡，这次出塞巡狩是想在草原“耀武”,所以巡行队伍庞大，不仅有百官，还有大量军队，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另外，还有僧、尼、道士、女官及百戏班子从行。隋炀帝的预定路线是先到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旗黄河南岸边),再出塞外， “陈兵耀武”,绕道由突厥走草原东至涿郡(今北京市),这就要在今内蒙古草原上兜一圈子。而五十万大军出塞，亘古未有，隋炀帝怕突厥启民可汗及其部众惊恐，先派长孙晟往启民牙帐喻旨。

五月丁巳(初九),启民可汗即遣儿子拓特勤来到隋炀帝行在朝见，丙寅(十八日),又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勤来朝，辛未(二十三日),再遣使请求亲自入塞“奉迎舆驾”。隋炀帝没有同意，继续向塞外行进。六月辛巳(初四),隋炀帝一行在连谷游猎，这里是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草原的结合部，以前是胡汉交兵的古战场，这时却是一片和平景象，隋炀帝和皇后嫔妃在此围猎，兴致勃勃，由此联想到致天下以太平的父皇，隋炀帝知道自己“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胡汉一家，天下晏如的大好局面完全是得之于父皇的恩惠，于是下令为其父“别建庙宇，以彰巍巍之德”。在此之前，隋炀帝还视察了仁寿元年(601)朔州总管韩洪与达头可汗交战的战场，见“白骨遍野”,不禁驻马遥望，感慨万分，即令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门为设佛供，超度阵亡将士亡灵。和平局面来之不易，当然要万分珍惜。

六月戊子(十一日),盛夏季节，隋炀帝一行来到黄河南岸的榆林郡城。丁酉(二十日),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率突厥各部酋领来朝行宫，献上骏马三千匹，对此，隋炀帝十分高兴，赐给启民绢帛一万二千段。己亥(二十二日),吐谷浑、高昌也遣使入贡。

七月甲寅(初七),隋炀帝亲御千人大帐，在帐内备仪卫，建旌旗，设宴款待启民及其酋领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又设百戏之乐，帐内欢声动地，华夷无隔，好不热闹。宴席上，隋炀帝又下诏，表彰启民可汗，赐给启民路车、乘马、鼓吹、幡旗，待之殊礼，可“赞拜不名”,即朝拜时不必唱名，位在诸侯王之上。这是把启民可汗当作藩君，把东突厥当作附属国，让他们保持高度的自治，华夷既异俗，夷不乱华，华夷无隔，但风俗有别，隋炀帝因而始终没有同意启民改换汉族衣冠的请求。

七月丙子(二十九日),隋炀帝忽又下诏发丁男百余万修榆林以东的长城，隋炀帝一方面视启民为藩君；一方面又修长城加以防范，进一步表明华夷有别。崇山峻岭上的长城既是隔断华夷的城墙，又是显示帝国凛凛威风的艺术品，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并不是混一戎夏，而是确立汉民族中原王朝的正朔，让夷狄都听命于大隋皇帝。

八月秋高气爽，是草原最好的时节，壬午(初六),隋炀帝从榆林出发，出塞北巡。启民可汗召所部诸国及奚、雪、室韦等种落数十酋长齐集牙帐，恭候迎接大隋皇帝的到来。

看到剽悍的突厥降服，王公屈膝在自己面前，隋炀帝的权力欲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于是，隋炀帝赐启良可汗和义成公主金瓮各一个，还有衣服被褥锦彩，突厥贵族特勤以下也各有不同的赏赐。隋炀帝在启民牙帐还接见了附属于突厥的契丹、室韦、雪、奚等各部酋领。

由于天气渐冷，隋炀帝没有按预订计划东走涿郡回朝，而是就近取马邑道入塞，启民可汗一直护驾至入塞后才回牙庭。癸巳(十七日),隋炀帝一行入楼烦关(今山西静乐县境)。壬寅，(二十六日)至太原。为方便明年再次北巡，隋炀帝下诏营建晋阳宫，回途中隋炀帝开直道上太行山，一路巡游，所费极为浩大，于九月己巳(二十三日)回到东都。

大业四年(608),启民可汗又朝见隋炀帝于东都。到三月开春，隋炀帝又开始了第二次北巡，来到太原。隋炀帝去年八月在太原建晋阳宫，可以说早就准备了这次巡行，半年时间，离宫修成，隋炀帝率后妃宫掖及百官来此，是去年北巡的继续。

这次巡行准备得更加周到，行宫设六合城，还有虾须、击警等名目。六合城方圆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以木板搭成，是活动的城堡， “门楼槛皆丹青绮画”。此外，又造六合殿、千人帐，所谓虾须、击警则是可施旋机连弩十分灵巧的“机器人”。六合城吸收了周法尚去年提出的方阵思想，功能齐备，机关众多，可谓冠绝一时，但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这年隋炀帝并未出塞。

四月丙午(初四),隋炀帝下令在太原之北建楼烦郡，并在汾水之源营造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县境),汾水源头有大池，称天池，汾阳宫环池而建，作为消夏离宫。由于启民可汗未应约前来朝觐，乙卯(十三日),隋炀帝下诏褒美启民，为可汗“置城造屋”,各种用度“随事量给，务以优厚”。至七月辛巳(初十),再征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八月辛酉(二十一),亲祠恒岳，大赦天下，凡北巡所经郡县，免一年租调。九月辛巳(十一日),又下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

这次巡狩隋炀帝始终未能与启民可汗见面，此时启民可汗已年老，染上了风疾，于大业四年(608)冬十一月去世。隋炀帝得报十分悲痛， “为之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为始毕可汗，可汗表请按突厥风俗尚义成公主，隋炀帝下诏同意并诏立。

次年，隋突厥事务的专家长孙晟也谢世，隋炀帝的目光也就由突厥转向了西域。始毕可汗册立后，继续奉行启民可汗与隋友好的政策，双方频频遣使，贸易也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