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选择。
汉文帝刘恒即位的第三年，匈奴发兵入侵汉境。文帝命令丞相灌婴为帅，指挥汉军反击，自己也到太原去视察。济北王刘兴居得知文帝在太原的消息，趁机发动了叛乱。济北王是文帝刘恒上位的推手之一，此时为何造反了呢？面对外有强敌、内有叛贼的情况，文帝是如何处理的呢？
吕后死后，谣言说宫里的孩子，包括少帝都不是汉惠帝的儿子，皇位血统可能被吕氏替换，因此大臣决定除掉吕后家族的吕禄、吕产等人。刘邦的庶长子刘肥被封为齐王，其长子刘襄继承齐王王位，次子朱虚侯刘章、三子东牟侯刘兴居则居住在长安，刘章、刘兴居想拥立哥哥刘襄为皇帝，故而在长安充当内应，让刘襄在齐地起兵，为外援，这样就与朝中大臣的想法不谋而合。
吕禄、吕产等吕氏族人被杀后，周勃等大臣一商量，认为齐王刘襄的外家驷钧很凶暴，害怕又出来一个翻版吕后，因而立刘襄为帝的议题被否决了，迎立了母族较弱的代王刘恒，也就是汉文帝。
尽管兄长刘襄没有当上皇帝，但大臣们承诺事成后封二人为地盘极大的赵王和梁王，故而，汉文帝被迎立入宫前，刘兴居和汝阴侯夏侯婴一起入宫，将汉惠帝年幼的儿子赶出皇宫，说他不是刘氏血脉，后来这几个孩子很快就被诛杀了。
文帝即位后，得知刘章、刘兴居曾有拥立刘襄为帝的打算，就压下他们的功劳，把齐国的城阳郡（十余个县）分割给了刘章，封他为城阳王。又将同属齐国的济北郡（约十个县）分割出来，封给刘兴居，是为济北王的地盘。这样的小号王爷，地盘是从大哥的土地上划出来的，当然无法与有几个郡、几十座城的赵、梁相比。碍于文帝宝座已经坐稳，刘襄、刘章、刘兴居三兄弟只好咽下这口恶气。刘襄无缘皇帝宝座，在文帝元年就郁郁而终。英风绝伦的年轻王爷刘章同样没活多久，在被封王的第二年也去世了。老三刘兴居始终不甘心，他像一头躲在草丛里伺机而动的豹子，在等一个机会。很快，这个机会就出现了。
汉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侵袭汉朝边郡上郡。文帝到离边境比较近的甘泉宫，命丞相灌婴率领车兵和骑兵共计八万余人，进取高奴（今陕西延安附近），同时从中尉所属的军队中选拔精锐，交给卫将军加强长安的防守。灌婴率领汉军与匈奴右贤王尚未决战，匈奴军就窜到塞外。文帝从甘泉宫出发，先到高奴，之后到太原，赏赐了他当代王时的旧部。
当时的代地，是防御匈奴的前沿。高祖刘邦将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刘恒封为代王，目的也是将对抗匈奴的重任交给他。刘恒此时赏赐代地官员，免除当地税赋，一方面是对龙兴之地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慰勉当地官民，加强抗击匈奴的信心。济北王刘兴居的情报显然不够灵通，他将刘恒到太原慰劳旧部当成御驾亲征的信号，以为皇帝要出塞和匈奴决战，就发动了叛乱。
汉文帝刘恒在代地得知刘兴居叛乱后，立刻命令灌婴率领大军返回长安，同时任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率领十万大军平叛。昌侯卢卿、共侯卢罢师、宁侯魏遫、深泽侯赵将夜等将领归柴武节制。文帝还命令祁侯缯贺率军在荥阳防守。对楚汉之争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荥阳是军事要冲，楚汉两军在这里进行过一场血战，刘恒有着非常深远的战略目光，让缯贺守住荥阳。万一柴武战败，战局也不会一发不可收拾。
当年七月，汉文帝进一步瓦解刘兴居的部署。他下诏说：“济北王悖逆，还让济北国的官员和百姓受到牵连，只要济北的官员和百姓在朝廷大军来临前，停止追随刘兴居的叛乱活动，出城投降或者献出城池的，都将被赦免无罪，而且可以保住原来的官位。开始就追随济北王的死党，只要肯投降，同样赦免。”文帝的这一招釜底抽薪，非常管用。
当年八月，柴武击溃叛军，济北王刘兴居自杀。济北国被废除，重新变成济北郡，收归朝廷管辖。回头再说匈奴，右贤王被汉军逐出塞后，匈奴大单于栾提冒顿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几个月后（文帝四年），就给汉朝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上一年贵国的官员和右贤王发生冲突，右贤王未曾向我请命就出兵了，破坏了我们两国的和平盟约，我惩罚了他，让他进攻西面的月氏国。得到上天的庇佑，我们灭掉了大月氏，他们的部族或杀或降，楼兰、乌孙等26国也都归附于我，我让草原上的部族成为一家人。如今，我们想停止干戈，互赠礼物，实现真正的和平。
匈奴灭了大月氏，威服整个草原，大单于栾提冒顿为何要给汉文帝写这么一封信呢？很显然，这是一封充满威胁意味，但外交辞令华丽的信。信中说要停止干戈，实现真正的和平，但明里暗里都在彰显自己强大的武力。
那么，文帝是如何回应的呢？文帝的回应同样文质彬彬，他说自己很欣慰，两国终于可以实现古代圣王所倡导的太平了。匈奴和大汉是兄弟之国，我们赠给你们的礼物很丰厚，但背弃盟约的事情总是你们挑头。至于右贤王做的事，发生在我国大赦天下之前，现在就不必再责罚他了。如果单于想实现真正的和平、安定，就明发布告，让你的官员遵守盟约，不要随意越界。当然，我们也会守约的。文帝的信滴水不漏，绵里藏针，既没有过度责备匈奴人，也将匈奴毁约在先的事说得明明白白。栾提冒顿见了信，也明白文帝不可轻欺。不久，栾提冒顿就病故了。汉匈之间的历史，将迎来新的一页。
文帝不是好战之君，但在处理匈奴入侵和济北王叛乱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杀伐果断之中有静气，无疑是古代政治家中极具领导才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