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庄,是光武之子。在位十八年,庙号显宗。
【原文】 冬十月,上幸辟雍[1],初行养老礼;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礼毕,引桓荣及弟子升堂,上自为辩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2]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张居正讲评:明帝永平二年十月,君上驾临太学,举行先王养老的礼节。古时候养老的礼节是,从公卿中选择年纪大有德行的,称作“三老”,又选年纪大经历事情多的,称作“五更”,天子以师徒的礼节对待他们,以马车迎接他们,并赐予他们拐杖,又亲自割下牺牲上的肉、端着酱、捧着酒杯爵,侍奉他们饮食。所以敬老尊贤,是帝王的美德。自秦汉以来,养老的礼节早就已经废弃了,到明帝时才予以恢复。以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太子太傅桓荣为五更,而在太学举行仪式,一切礼节都依着古代的规定进行。行礼完成后,又让桓荣及其门下弟子,一同登上讲堂,明帝亲自与诸弟子辩论经义。诸弟子都手执经书,在明帝座前质问疑难处,明帝都一一为他们讲解。此时大礼已经很多年没有举行了,人们都没有见过,官吏百姓都聚集到太学的周围观看,观礼听讲的人多达亿万,明帝崇尚教化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自古以来,帝王没有不以推行礼乐教化为第一要务的,但三代以来,尊师重傅,好学崇儒,没有人赶得上明帝。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天资过人,另一方面他还是太子时就接受桓荣的教诲,长达数十年,所以明白很多道理,有追慕古代先贤遗风的志向,以天子的尊贵,而屈身侍奉三老、五更。因而明帝统治的永平年间,社会政治经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不是好学、推行教化的结果吗?
【原文】 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肜、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以椒房[3]之亲,独不与焉。
张居正讲评:明帝追思跟随光武帝南征北战打下江山的中兴功臣,便命画师画下了这二十八个功臣的画像,挂在南宫云台,以表彰他们的功绩,传给后人。以邓禹功劳最大,排名第一。以后依次是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肜、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这二十八人要么从光武起兵南阳时就跟随他,要么是光武平定河北时跟随他们的,都有辅佐光武统一天下的大功。此外又添加了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四人,这是因为王常、李通在拥立光武帝的过程中,窦融的归顺,卓茂不担任王莽的官职,都很有功德。所画的功臣一共三十二人。此外,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北战功劳很大,本应该把画像挂在云台,但因为他是明帝马皇后的父亲,明帝不愿意留下厚待亲戚的名声,所以将马援排除在外。马援平定陇右、蜀中,南征交趾,其功劳不在吴汉、贾复诸臣之下,就算画了画像挂在云台,后人又怎么会议论明帝这样是厚待亲属呢?而明帝因为他是外戚的缘故,而不敢这样做,避嫌未免太过了。当然,明帝不厚待外戚,在位期间,马皇后的兄弟们的官职,从没有改变过,马皇后也能理解明帝的意思,不为自己的兄弟求取官职,后世应该好好学习啊。
【原文】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常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时,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钟离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
张居正讲评:明帝天性气量狭小、性格暴躁,喜欢窥探人的隐私,然后揭发出来,以显得自己聪明。公卿大臣们稍有过失,就当面数落他们。身边侍奉的官员,自尚书以下,稍不如意,就要么随手拿着什么东西就砸过去,要么拽着衣服拖来拖去,不能包容。当时有个郎官叫作药崧,因为一件事惹恼了明帝,明帝就拿着棍棒去追打他。药崧躲入了御床下面,明帝越发恼怒,大呼小叫地叫药崧快出来。药崧在床下说:“按照古代的礼法,天子面容应该庄严肃穆;诸侯的面容应该和蔼美好,这才是人主的气象。哪儿听说过做君主的,自己操起棍棒追打郎官的,这太有失体统了?”明帝幡然醒悟,赦免了他的罪过。当时,朝廷上的大小官员,无不诚惶诚恐,担心稍有疏失,便被治罪,争相要求严厉处置,以求保全自己,哪儿还有人敢进谏呢?独有尚书钟离意还敢于上书谏诤,说:“现在对待大臣们应该宽大,不应该如此严厉。”就算诏书已经下到了尚书,如果钟离意觉得事情处理得不妥,他就将诏书原封不动地退回到明帝那儿。大臣们犯了过错而被治罪的,他都为他们鸣不平,解救他们,使明帝消除怒意。从不阿谀奉承,以助长君上的不正之风。像钟离意这样的,也可算是忠直的大臣了。自古以来,君主的德行以开明为贵,而不以苛察为贵。明,就像天上的日月,万物都受到它的照耀;察,就像拿着火炬照物,就算再努力也会有照不到的地方。这样见到的反而很少,而失去的却很多。然而,君主们很容易自恃聪明,而陷于苛察;喜欢苛察,则必然有急迫的弊病;君上要求越急迫,下面的大臣们也就越容易欺瞒他。人们都不知道怎么做才符合上意,因而都欺上瞒下。或者又以宽大的名义,姑息养奸,时间也浪费了,事情还没办好,这也不是所谓的“明”。古语说:“宽大与严厉相互调和,政事才能平稳。”君主应当深思。
【原文】 九年,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4]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
张居正讲评:明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侯王及大臣的子弟、功臣的子孙,都学习儒家经典,以增长他们的学问,将来好治理国家。他又看到外戚的子弟,很多都没什么学问,往往沉溺于骄奢**逸;便特地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家的子弟,在南宫设立一个学校,称为“四姓小侯”,挑选精通儒学、品行高洁的人担任老师,为他们讲授儒家五经。期门军、羽林军的将士,虽然都是一介武夫,也让他们学习《孝经》。明帝崇尚儒学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那时声教远播域外,匈奴的部落首领们也仰慕中原文化,争先派遣子弟前来洛阳入太学学习,当时中央有太学,郡有郡学、县有县学,学校之盛前无古人。因而国家礼乐齐备,名儒辈出,人才济济,几乎跟三代差不多,到东汉末年国家衰落之时,好学的余风仍然还未消灭,这就是崇儒劝学最好的例子。
【原文】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所变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公车[5]以反支日[6]不受章奏,帝闻而怪之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张居正讲评:汉代的传统,凡遇反支日,便停朝罢事。明帝在位十八年,所作所为都遵守着光武帝立下的制度,无所更改。这是因为光武帝有圣德,中兴汉室,凡是他所设立的制度都经过深思熟虑,非常高明非常完备,作为子孙后代,应当谨守这些制度,不可随便更改。又鉴于王莽篡汉的祸患,对后妃、外戚只是待遇优渥,多赏赐钱财,并不轻易封为侯爵,也不允许他们干预朝政。光武帝的女儿馆陶公主,曾打算让自己的儿子做郎官,入宫宿卫,明帝不许,但赏赐她钱一千万,又对群臣说:“天上太微垣中,有二十五颗星,其中有一颗称作郎位星,可见这郎官官职虽然卑微,却能上列为星宿,非同小可,要是外放到地方任职,能担任县令,管理数百里的地方,一方百姓的性命都掌握在他手里,如果所用非人,百姓们便要受到祸害,怎么能轻易任命呢?所以不敢答应她啊。”公车令在每月反支日,都按照惯例不接受上书。明帝听说后,责怪他说:“百姓们离开故土,不远千里来到你们这里,上书申诉,指望你们能够马上将他们的意见传达上去,如果还拘于什么禁忌,那不是耽误了他们的生活,这岂不是违背了朝廷设立这个官职的初衷吗?”从此便废除了这个惯例,就是在反支日,也接收奏章。明帝如此的留心政务,所以官员没有随便任命的,都很称职;百姓没有耽误农时的,都安居乐业。永平之治,内自京师,外达四海,无不畏服。户口日渐繁盛。明帝谨守法度,抑制外戚后妃,慎重选择官员,疏通百姓上书的渠道,以至于百姓官吏都安守本职,这就是明帝之所以以“明”为谥号的原因。
注释:
[1] 辟雍,是古时太学的名字,相当于后来的国子监。
[2] 缙绅,是指做过官或有官职的人。
[3] 椒房,是皇后居住的宫殿,以椒和泥涂抹墙壁,取其香味,所以叫椒房。
[4] 期门、羽林,都是扈卫禁军的名字。
[5] 公车,是卫尉的属官,称作公车令,负责接收官民的上书。
[6] 反支日,是历书上禁忌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