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王名静，是厉王之子。厉王奔彘，静年尚幼，周公、召公共摄国事。至是厉王崩，静年亦长，周、召二相，乃共立之为王。

【原文】 元年，召公、周公辅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王命召公伐平淮夷，申伯、仲山甫顺天下，更失理，喻德教，举遗士，海内翕然向风，诸侯复宗周，尹吉甫作诗美之。

张居正讲评：宣王即位后，在召公、周公的辅佐下，继承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治国方法，对内实行仁政，对外消除周边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威胁。于是，北边的犬戎，南边的荆蛮都先后被打败。那时，淮水流域的少数民族叛乱了，宣王命召公虎率军讨伐，将它平定了。又任用贤臣申伯、仲山甫来辅佐自己，内则培养君主的仁德，外则统领诸侯；入则处理国家大事，出则经营四方。又是安抚天下的百姓，弥补朝廷行政的缺失，宣传君主的仁德，举荐隐居的贤人，一时之间朝纲大振，政事清明。海内之人，都欣然仰慕君主的德风，诸侯也都复尊周室，前来朝贡。贤臣尹吉甫特地作诗赞美宣王，这就是《诗经》的上《崧高》《烝民》诸篇。宣王有拨乱反正的志向，又能任用、信任贤臣，周朝便在宣王时中兴了。

【原文】 王不籍千亩，虢公谏曰：“民之大事在农，故稷为大官。今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困民乏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

张居正讲评：千亩，是每年祭祀农神时，天子亲自耕种的田地，宣王不进行亲自耕种的仪式，大臣虢文公便进谏说：“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安定老百姓的根本在于农业，因而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上要祭祀天神以求庇佑，下要使百姓财用充足，因而我们周的祖先后稷在尧舜时，作为掌管农业的官员为九官之首。作为掌管农事的官员，后稷功勋卓著，仁德遍于天下，因而到了文王武王时，才能享有天下。现在，王上你打算继承先王的治国方略，而又抛弃亲自耕种这样的大功，于上是对天神祭祀的心不诚，于下会使百姓的财用不足，动摇国家的根本，人民又怎么能得到幸福呢。”宣王拒绝了他的进谏。宣王作为历史上的贤明君主，废弃了祭祀农神时亲自耕种的仪式，对于贤臣的劝谏也不听，因而宣王统治的时候，虽然号称中兴，但其形势比起武王、成王时还是很有差距的。

【原文】 四十六年初，王将杀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不许。王曰：“汝别君而异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当帅友以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则死。”儒曰：“士不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过，以正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在位四十六年崩，子宫涅立。

张居正讲评：那时，宣王打算处死大臣大夫杜伯，然而杜伯是无辜的，没犯什么罪，是宣王滥用刑罚。杜伯有个朋友名叫左儒，听说这件事后，便向宣王进谏说，杜伯不当杀，前后进言九次，宣王仍然不醒悟，还责怪左儒说：“我打算处死杜伯，你却努力营救他，不知道顺从君上的意思，你这是将君上视为外人，而以私人为朋友。”左儒回答说：“君臣朋友都是很重要的，我怎么敢背弃君上而厚待朋友呢，只看在道理上是不是合于天理。如果君上的行为合于天理，朋友的行为违背天理，我必然顺从君上诛杀朋友。这并不是顺从君上，而是顺从道理。同理，如果君上错了，朋友对了，则顺从朋友而违背君上，这并不是违背君上，而是违背君上的不符合天理的行为。”宣王发怒说：“你巧言善辩也是没用的，顺从我则生，不然则死。”左儒说：“作为大臣的只论是非对错，生死并不放在心上。如果行为并不与天理相合，又怎么能够违背天理眼睁睁地看着人死呢；如果其行为与天理相合，又怎么能够违背天理以获得生的机会呢。今天，君上你无故处死杜伯，是君上做错了，而君上你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因而臣才进谏说明君上的过错，以及杜伯的无辜，怎么敢为了避祸而改变言辞呢。”最终，宣王还是处死了杜伯，左儒跟着杜伯死去了。作为君主的以从谏如流为美德，以知错能改为美事，然而能做到这两点的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大臣们指出来了，反而疑心大臣们有私心；二是知道自己有错，但就是不肯承认，还讳疾忌医，有谁敢当面指出来，那就是不给他面子，让他丢脸，至死也不愿悔改。宣王因为这一念之差，使两个贤臣死得不得其所，未免是宣王中兴的瑕疵，前面所成就的那些功业，都不能使这段历史十全十美了。后来读史的人，不称宣王为明君，而称左儒为义士；过错都成了君上的，名节都成了臣下的，这不是很可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