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读本国书？读本国书有何用处？这两句话，从前绝对不成问题今日却很成问题了。依我看，有左列三种用处，所以本国书应读。

第一，为帮助身心修养及治事的应用，本国书应读。

身心修养及治事，本来要从实际上磨练出来，并非专靠读书。但书本上所看见的前言往行，最少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刺激，启发，印证。这种帮助，实属有益而且必要。这种帮助，虽不必限定於本国书，——外国书裹头的资料当然也不少。但本国书最少也和外国书有同等价值。而且本国人和本国先辈到底接近些，他们的嘉言懿行，读起来格外亲切有味，以效率论，有时比读外国书更胜一筹。

第二，为要知道本国社会过去的变迁情状作研究现在各种社会问题之基础，本国书应读。

这种学问，我们名之曰“文献学”。——大部分是历史，但比普通所谓历史的范围更广。我们若相信环境和遗传的势力，那么，这门学问之紧要，不必更加说明了。我们做宇宙间一个人，同时又做国家底不一个国民。做人要有做人的常识，做国民要有做国民的常识。晓得本国文献，便是国民常识的主要部分。我们祖宗曾经做过什么事，所做的事留不好的坏的影响给我们的共有多少，这是和我们现在将来的命运关系最切之问题。我们无论做何种事业，都要看准了这些情形才能应付。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这部分学问自然更重要而且有趣味了。我们所提倡的国学，什有九属于这个范围。

第三，为养成对於本国文学之赏监或了解的能力及操练自己之文章技术，本国书应读。

有人说：“白话文学通行了，旧书可以不读。”此话不然。我们不妨专作白话文，但不能专看白话书现在留传不来最有价值的书，百分中之九十九是用文言写的。我们最少要有自由翻读的能力，才配做一国中之智识阶级。即以文学论，文书文自有文书文之美，既属中国人，不容对于几千年的好作品一点不能领略。况且在现在及近的将来，文言文在公私应用上还很占势力，纵使不必人人会做，最少也要人人会看还有一义：将来白话文技术进步以後情形如何，我不敢说。截至今日止，白话文做得好的人，大率都是文言文有相当的根柢。所以为自己文章技术进步起见，古书也不可不读。

我们既为这三项目的读中国旧书，那么，可以把应读的书分出种类；那类书是为第一项应用的，那类书是为第二或第三项应用的，读法自然各各不同。

每项应读的书及其读法，本来该由教育机关摘编成书，分配于高等小学及中学之七八年间，可以替青年省多少精力而人人得有国学基本知识。今既未能，则青年对於国学，不是完全抛弃，便要走无数冤枉路，二者必居一于是。我这篇极简单的讲义，不敢望把这两种毛病救济，只求能减轻一点，便算意外荣幸了。

二

讲身心修养及治事接物之方法的书籍，全世界各国怕没有比中国更多的了。就中国所有书籍论，也是这类书最多；内中宋、元、明理学家的著述几乎全部都属这类。老实说：许多陈陈相因的话，连我读去也觉讨厌，何况青年？然而这部分学问始终是必要而且有益的，既如前述；所以我们总要想方法吸收他的精华资助我的养料。依我看：先把两套话撇开，剩不的便是我们切实受用所在了。

第一，撇开虚玄的哲理谈。性命理气一派的“形而上”话头，在哲学上价值如何，暂且不论。但宋以来学者指为修养关键所在，我们敢说是错了。这种修养，彻头彻尾要用静坐体悟工夫——全部袭用佛家方法，内中少数特别天才的人，或者从这裹头得着高尚的理想，把他们的人格扩大，我们也是承认的。但这种方法，无论如何，断不能适用於一般人，而且在现代尤多窒碍，所以这类话头，只好让专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去审查他的内容和价值。我们为实际上修养应用起见，竟把他“束之高阁”也罢了。

第二，撇开形式的践履谈。践履工夫，自然是修养所最必要，但专从形式上检点，也是不适用。形式有两种：一，礼教上虚文。例如家庭及社会交际上种种仪节，沿习既久，含有宗教性，违反了便认为不道德：其实这些事都与大体无关，而且许多为今日所不可行。古书中断断於此类者很多，大半可认为废话。一，外部行为之严谨的检束。例如古人所最乐道的“动必以礼”——什么“手容恭足容重”一类话，专教人效凿四方眼的枯窘生活，无论效不到，仿到也是无益。这两种形式的践履谈，从正面看，已经看不出什么好处；从反面看，还有个奖励虚伪的绝大毛病所以我们要根本反对他。

把这两部分撇开，那么，古书中所剩不的修养谈，也就不很繁重了。从这裹头找些话自己切实受用，则视乎各人的素性和环境，各有会心，很难说鄂一类话最要，那一类话姑舍。但据我个人的实感，则现代一般青年所应该特别注意者如不：

一、我们生在这种混浊社会中，外界的**和压迫如此其厉害，怎么样才能保持我的人格，不与流俗同化？

二、人生总不免有忧患痛苦的时候，这种境遇轮到头上，怎么样才能得精神上的安慰，不致颓丧？

三、我们要做成一种事业或学问，中间一定经过许多曲折困难，怎么样才能令神志清明精力继续？

这三项我认为修养最要关头，必须通过，做个人才竖得起。这种修养，要靠实际上遇事磨练，自无待言。但平日没有一点豫备工夫，事到临头，又从那里应用起？平日工夫不外两种：一是良师益友的提撕督卖；二是前言往行的鞭辟浸**。良师益友，可遇而不可求；前言往行，存在书册上，俯拾即是。读书之对於修养上最大功用最大利便就在此。

这类书全在各人特别领会，有时极平常的人说一句极平常的话，拿起来可以终身受用不尽；所以很难说那几部书那几段话最好，若勉强要我说，我请把我自己生平最爱读的几部书说来：

《孟子》

《宋元学案》内的《象山学案》

《明儒学案》内的《姚江学案》《泰州学案》（《泰州》专读心斋、东崖）

王阳明的《传习录》（内中言性理的一部分可不读）

顾亭林的《日知录》（内提倡气节各条）

王船山的《俟解》

戴子高编的《颜氏学记》（记颜习斋、李刚主一派学说）

以上所举，不过我一个人私好，自然不免偏颇或窒漏。但《红楼梦》裹头贾宝玉说得好：“任凭弱水三干，我只取一瓢饮。”何必贪多，一两句格言，便彀终身。

受用至於我喜欢饮这一瓢，你喜欢饮那一瓢，这是各人胃口不同，只要解得渴，那价值并无差别。

这一瓢，那一瓢，无所不可，只要饮得透。如何才算饮得透？看见一段话，觉得“犂然有当于吾心”，或切中自己的毛病，便把那段话在心中口中念到极热，体验到极真切，务使他在我的“不意识”裹头浓熏深印，那么，临起事来，不假勉强，自然会应用。应用过几回，所印所熏，越加浓深牢固，便成了一种“人格力”。而不然者，什么好话，只当作口头禅，在“口耳四寸之间”溜过，临到实际，依然一毫得不着用处。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又说：“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修养无他谬巧，只争熟不熟。热便“得”，得便“安”了。

“只取一瓢饮”，是守约工夫。一面守约，一面仍不妨博涉以为辅，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认定了几件大节目做修养中坚，凡与这些节目引申发明的话，多记一句，自然所印所熏加深一度。要记的既多，最好备一个随身小册子，将自己心赏的话钞出，常常浏览。意识将近麻睡，便给他一番刺激，令他惊醒，这便是“熟之”的妙法。

专记格言，也会乾燥生厌。还有最好的修养资料，是多读名人传记和信札。我记得很小的时候，读了一部《曾文正公家训》（给他儿子的信），不知受多大激刺、稍为长大一点，读了全谢山做的黄梨洲，顾亭林两篇墓碑，又不知受多大激刺。直到今日，曾、黄、顾这些人的面影，永远蟠踞住我的“不意识”。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激扬志气的方法，再没有好得过“街友古人”了。

二十四史，列传占了什之七八。以现代历史观念而论，可以说内中所记载，有一大半不应入历史范围。但中国无论何种著述，总以教人学做人为第一目的；各史列传，大半为这个目的而存在。与其认为社会史迹的资料，不如认为个人修养的资料。我常想：亟应该把历史上名人——大学者，大文学家，大美术家，大政治家，大军人，以及气节峻拔的人，挑选百来个，重新替他们各做一篇有趣味的传，以此教导青年，比什么都有益，现在既没有这样书，将就一点，把正史中现有的传挑出一二百篇来浏览，也是必要、读这些传时，且不必当作历史读，专当作修养书读。看他们怎样的做人；怎样的做事；怎样的傲学问：设想我处着他的境遇，我便如何？碰着这类事情，我便怎么办法？……常用这种工夫，不独可以磨练德性，更可以浚发才智先辈论读史益处，大抵最注重此点。

读名人传记，其人愈近愈好，因为观感更切；其传愈详愈好，因为激发更多。近代详传，多用年谱体裁行之、试推介几部（以著者年代为次）：孙奇逢自著的《孙夏峰年谱》（门人补注），李塨著的《颜习斋年谱》，冯辰著的《李刚主年谱》，王懋竑著的《朱子年谱》，顾栋高著的《司马温公年谱》，《王荆公年谱》，段玉裁著的《戴东原年谱》，焦廷号著的《焦里堂年谱》，丁晏著的《郑康成年谱》，黄炳呈著的《黄梨洲年谱》，张穆著的《顾亭林年谱》，《阎百诗年谱》，李鸿章著的《曾文正公年谱》，刘毓崧著的《王船山年谱》，梁启超著的《朱舜水年谱》，胡适著的《章实斋年谱》，这些书读了都令人闻风兴起，稗益青年不少。可惜还有许多伟大人物没有人替他作谱。又各谱体例，我们也未尽满意。

名人信札，和他并时的朋友论事论学，读之最可益人神智。我也推薦几部：张江陵的《张大岳文集》，顾亭林的《亭林文集》，戴东原的《东原集》，焦里堂的《雕菰楼集》，曾涤生的《曾文正公全集》，胡润之的《胡文忠公遗书，郭筠仙的《养知书屋集》，在这些集中专取信札一门读之，极有益而且有趣。

以上所举各书及其读法，皆以帮助身心修养及治事之应用为目的。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读这类书专以自己直接得着益处为主？把自己这个人训练好了，才配说有益於社会；所以把他列在第一。若以为这是迂腐之谈，则我不敢知了。

第二部门的文献学，虽说他包括国学智识的全范围，亦无不可。例如和第一部门同性质的书，有许多应用到修养上没有什么价值，但用来做思想史的资料，便有价值。和第三部门同性质的书，有许多作品没有什么赏监价值，但用来做文学史资料，便有价值。章实齐说：“六经皆史。”编述六经的人，是否目的在著史，虽不敢断言；但我们最少总可以说“六经皆史料”。把所有书籍都当作史料看待，无论什么书籍都有用。何止书籍，乃至烂帐簿、废田契、破指绅、陈黄历……等等都有用。

既已什么书籍都有用，那么，指定那部书要读那部书不要读，几乎不可能了。但又须分别讲：研究某件专门事项的人，关于这事项的资料文书，固然都要读；不是研究这门的人，自然有许多不要读。仅欲得文献常识的人，自然一切专门资料都可以缓读。

我们最痛心的是：想举几部文献常识，惬心贵当的书给青年读，竟自举不出来！我想这是国学先生们当面的责任，若不赶紧编出几部好书来，实在对不起青年。但现在既没有恰当的书，又不能因此而把这点常识迳行抛弃；万不得已，姑列举以不各书充数：

《左傅纪事本末》（能读《左傅》原文更好）

《通监纪事本末》（能读（通鑑）原文更好）

《宋史、元史、明史纪事本末》

《文献通考》之左列各考（《续通考》（皇朝通考》附）

田赋考 钱币考 户口考 职役考 国用考 选举考 学校考

职官考 乐考兵 考刑考 经籍考 四裔考

《四库全书提要》之各部各类总叙

《读史方舆纪要》之各省各府总叙

举这几部书，其实还很不满意。不满意的理由：一，卷帙太多了，学校裹的青年，已经没有时候通读。内中有些不必要的资料，尚须读者自行别择。二，虽有恁麽多卷帙，必要的资料却并未齐备，内中尤缺乏是政治以外的社会资料。又清朝一代的资料简直没有；所以虽读完了，还不算有“踌躇满志”的常识。但现在既未有恰好的书，我只好劝青年们耐点烦姑且拿这几部做基础罢。

再进一步，我希望青年们能彀分一点工夫把先秦——秦朝以前——几部书读一读第一，因为那时代中国文化初成熟；那时代的著作，很有一种权威，支配二千年的社会心理，我们无论崇拜他或反抗他，总不能置之不闻不问。第二，那时代的著作，留不的实在不乡；把一大部分伪书甄别去後，剩不比较可信的：只有《诗经》，《尚书》中二十八篇，《易经》，《仪礼》，《礼记》之一部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苟子》，《韩非子》，《孙子》十三篇，《管子》之一部分（？），《商君书》之一部分（？），《吕氏春秋》，《楚辞》之一部分。这二十来部书、小部头的只有几千言，（如《老子》，如佚余之（惯子），（尹文子），《公孙笼子》。）大部头的也不过十来万字。（最大者（左傅），（苟子），（韩非），《吕览》。）其中尚有实际上非专门研究家则无从读或不必读者。（如《易经》卦辞爻辞，如《仪礼》，如《春秋》经文，如（礼记）之大部分，如《管子》之大部分，《墨子》之小部分，乃至《尚书》之一部分。）有真书中攙入伪文者。（《墨》《庄》《荀》《韩》皆有，其他全书疑伪末决者不必论。）似此别择不去，必应读之先秦书籍，实属寥寥无几。平均每日读一点钟，一年多便可读完。人生何处不消耗此一年乡之每日一点钟耶？

其次，有几部书我愿意推荐：一，汉王充的《论衡》；二，唐刘知几的《史通》；三，宋郑樵《通志略》的叙论；四，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几部书都是极富於批评精神的。我们若想对於文献作部分的专门研究，先看看这几部书，可以开拓心胸，且生发好些法门。

文献各部分之专门研究，前途可开拓的境土甚多。正如一个极丰富极辽广的矿区，矿苗到处分布，层层堆积，只要你有方法开采，分析，制练，便可以生出许多珍奇高贵的产品。这种事业并不专靠书本，但书本裹头可珍贵的原料，也真不少。

这种研究，各门有各门的特别资料和特别研究法，这裹不能详细论列。书籍中的资料，到处散布，也不能徧举书名。今但把研究法之普徧原则说说：

第一，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天不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若万事以“不成问题”四字了之，那么，无所用其思索，无所用其研究，无所用其辩论，一切学问都拉倒了先辈说：“故见自封，学者之大患。”正是谓此。所以会做学问的人，本领全在自己会发生问题。“天圆地方”向来不成问题，到歌白尼却成了问题。“人为万物之灵”，向来不成问题，到达尔文却成了问题。“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向来不成问题，到戴东原却成了问题。乃至苹果落地，开水掀壶盖，在旁人不成问题，奈端、瓦特却对他发生问题。《古文尚书》，《太极图》，旁人不成问题，阎百诗、胡肶明对他却发生问题。为什么不发生问题？第一，以为是当然的事理，不值得注意；第二，以为前人久已论定了，何必更费心。这都是被旧日意见把自己封闭住了，如此便永远不会有新学问。然则如何才会发生问题呢？朱晦庵说：“学贵善疑；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善疑便是排除“故见”的第一法门。无论读什么书，听什么话，看见什麽事，你疑他一不总不会蚀本。所谓疑者，并不是一疑之後从此便不信；因疑得倌，也是常有的。但这回的信，却是有责任的了，有意识的了，不是故见而是新见了。总之：一疑便发生问题；发生问题便引着你向前研究；研究结果，多少总得点新见；能解决这问题固好，即不能，最少也可作後人解决的准备资料，甚至只提出问题，不去研究，已经功德不少；因为把向来不成问题的变成问题之後，自然有人会去研究他解决他。

第二，用耐烦工夫去搜集资料：披沙拣金，千万颗沙裹头不知道得着得不着一两颗金，可谓最不经济的事业。但既已沙外无金，那么，你除非不想得金便罢；想得，只好耐烦拣去。做中国文献学的苦处在此。材料是侭有的而且很丰富；但散在各处，东一鳞，西一爪，合拢来可以成七宝楼台，分散着却一钱不值。但我们万不可以因此灰心或厌倦。做昆虫学的人，那裹会有许多奇种异类的蝴蝶蜻蜓……不劳而获的飞到你身边让你研究？博物馆里头一格一格的蝴蝶蜻蜒标本，像我们这种门外汉看着，还不是莫名其妙吗？真有昆虫学趣味的人，倒是非亲手从树林中采集不来，不能过瘾。亦且非做过这番工夫，他的智识不能算是自己的。所以我们对于资料之多量而散漫，应该欢喜，不该讨厌搜集资料之法，应该以问题为中心；未有问题以前，资料平铺纸上，熟视无覩；既有问题以後，资料自然会浮凸起来。凡自己会发生一个问题，必先有若干资料，曾供观察。就拿这些做基本资料；以後凡遇着和这项问题有关系的资料，见一件便搜罗一件。最要紧的工作，是要勤用笔记。因为许多宝贵而零碎的资料，稍为大意一点，便像拣出的金依然混回沙堆子裹，要再找可就费力了。我们若能把勤做笔记的习惯养成，那么，你所要的资料，自然常会聚拢到你身边，供给你的新见解。凡研究一个问题，搜集资料的工作，总是居全工作十分之七八。先有丰富的“长编”，才能有简洁的定稿。以一个人的全生涯而论。中外古今大学者，他们有价值的著作，多半是四五十岁以後才成功。四五十岁以前做的什么事呢？须知都销磨在搜集资料裹头。

第三，用冷静头脑去鉴别资料：我们读书，往往做了许多冤枉功夫，辛辛苦苦搜集些资料拿来当宝贝，那裹知道这资料却是假的或是错的。若将假的错的资料作为研究基础不独自己不会成功，而且贻误别人不少中国书假货极多，稍为外行的人便要上当：例如将今本《尚书》的《大禹谟》当作唐、虞时候史官所记；将《周官》当作周初制度；将《孔子家语》当作孔子一生行状。又如认战国初年有列御寇这个人曾经作过一部《列子》；隋、唐间有王通这个人曾经作过一部《文中子》：岂非笑话？或者书虽不假，而裹头所讲的话许多靠不住：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公认为中国史学界第一部名著；然而书中所记三代以前事，最少怕有一半错谬。官署裹记当时办理一事的档案，文集中戟同时人的墓志行状，岂非耳闻目见，最可信据？然而十件中总有八九件绝非实录。凡此之类，倘不认真别择，则所凭藉的资料先没有价值，研究的结果如何能有价值？好在重要的伪书，经清朝儒者考证明白的已经不少。我现在打算做一部书，名曰《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我希望将来出版後，可以省青年许多冤枉工夫。至于各种事实的鑑别法，恕我不能详说。我两年前著过一部《中国历史研究法》，襄头有一部分专论此事，请读者参看。

第四，用致密技术去整理资料：满屋散钱请你拿，但没有一根绳子串上他，你便拿不去。会切烧鸭子的人，块块都是肉；不然，便块块都是骨头。这两句话虽然鄙俚，却是做学问的极好譬喻。孔子谓子贡曰：。踢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舆？。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我们读前人名著，看见他徵引繁富，总以为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性，脑子裹常常满贮这许多资料殊不知脑力之强不强，并不在乎能否记忆，而在乎能否分析呆板的。“多学而识”。非惟不可能，抑亦无用。荀子说：“以浅持博以一持万。”这便是“一贯”的正解，便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我们对於一个复杂问题，搜集得无数资料，如何才能驾驭这些资料使为我用呢？第一，要提挈出他的特点；注意这件资料和别件资料不同的地方在那裏：第二，要善于分类；把所得资料，察其性质，纵分横分，分为若干组比较研究。第三，要求出相互关系；各种资料中，或有主从的关系，或有姊妹的关系，务要寻出线索贯穿他，不令一件一件的孤立。学者如能常用这三种方法，那么，资料越多越得用。如其不然，会被资料把你弄得头昏哩！第五，用谦谨的态度去判断问题：无论何项学问，都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对于资料所下种种工夫，不过为解决问题之预备。虽然，发生问题，不妨为极大胆的怀疑；解决问题，不可不为极小心的判断。当搜集，监别，整理资料的时候，当然会随时发生种种“假定”。但是这种“假定”，切勿便认为已经成熟的意见。戴东原说：“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凡未至十分之见，若轻於自信，便会变成魔障。大抵研究一个问题，到能彀设立“假定”时候，工夫已经过半了。真是忠於学问的人，在这时候绝不肯放松自己。最好将自己的“假定”当做“被告”，自己先做“原告律师”，极力推寻他的破绽；凡有一丝一隙的反面证据，断断不肯隐匿。经这一番之後，再回过头来充“被告律师”，替自己的“假定”辩护。辩得通，那么，这个“假定”的正确程度便增加一分，或者问题就从此解决。辩不通，便须毅然决然把这个“假定”抛弃了，切勿护前留恋。若觉得这个“假定”十有八九是对，却还有一二分像站不住，那么，就请把你认为站不住的那几点老实说出来，重新作为一个问题，待别人研究。切勿因为怕妨害自己的主张，把他隐藏或曲解。因为：（一）你自己对于这问题研究很深，别人或不容易看出你的破绽，所以该自己说出来。（二）这问题一部分已经解决的，省得别人费力，把剩不的几点指出，给别人集中研究，是学术上分功的办法。（三）自己觉得站不住的地方，或者别人有方法令你站得住，便是把自己意见增加价值。总之，无论大小学问绝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所能完成。若件件完成，後来的人有什麽可做呢？我们最好常常存心：认自己研究的结果只能供别人参考资料，庶几孔子说的“可以无大过矣”。

这种研究法，我认为治文献学惟一法门，不如此做，便非学问。但应用这种法门也非容易，总要在青年时代养成习惯；最好更得前辈所做过者为之模范。我请把几部可以做模范的书推荐给各位青年：

万斯大的《周官辨非》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

胡渭的《易图明辨》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崔适的《史记探原》

这几部书看他们发生问题何等大胆。但他们判断问题有不甚谦谨之处，不可学。

赵翼的《廿二史剳记》

俞正燮的《癸巳类稿》

陈澧的《东塾读书记》

这几部书看他们对于资料之搜集整理何等辛勤。（《癸巳类稿》多经史以外的考证，故举为例。）

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

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

这几部书看他们怎样的驾驭资料，且所不判断何等谨慎。

总之清代经师做学问，大概都是用这种方法，和近代欧、美人研究科学的方法很有点相同。以上不过随举数书，其实各种经传新疏及各文集中专篇，可学者甚多，恕不枚举了。他们所致力者虽仅在古典方面，然而这种精神应用于各种文献学乃至自然科学，皆可以“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也。

这种研究法，不惟在学术上可以引起种种发明创造，即就涵养德性论，亦极有关系。若能从青年时代养成这种学问习惯，则勇敢，耐烦，明敏，忠实，谦逊，种种美德，不知不觉会跟着养成。所以，我奉劝青年们多用这番工夫纔好。

四

第三部门关于文学方面者约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我们向现代青年提出最低限的要求要他们对抄用本国文字写出来的书籍能自由阅读。这个要求，想来总不算过分罢。然而现在中学教育，对于这个问题便已煞费商量。依我看，选授些古文近文，讲解些文法，……这类方法，没有什么用处。有一个方法，像是极笨拙，而我确信他极有效。那方法是：挑选几部不浅不深的古书，令青年们精读，务求一字一句都能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