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为原定计划所无，嗣因第六（注释：原无“六”字。据《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诸宗之成立也，具详第六章以下”之误补。）章以下分论诸宗，于其彼此相互关系及宗派外之预备的发展，叙述不便，改增设一章以补其阙。所用资料，不免与他章间有重复。又本章务提纲挈领措出一隐括的概念，其详细情形，或非参考他章不能了解。又诸宗重要人物，他章既有人专叙，故所论从略。其他次要人物，或反加详，骤视若繁简失当，此皆为行文方便起见，望读者谅察（按：分论诸宗稿未成）。
佛教传自印度，其根本精神为“印度的”，自无待言。虽然，凡一教理或一学说，从一民族移植于他民族，其实质势不能不有所蜕化，南北橘枳，理固然也。佛教入中国后，为进化，为退化，此属别问题，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寖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教，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数百年而始成熟，其进行次第，可略言也。
如本篇第一章所言，楚王英、襄楷时代，盖以佛教与道教同视，或径认为道教之附属品，彼时盖绝对无教理之可言也。自世高、迦谶、支谦、法护辈踵兴译业，佛教始渐从学理上得有根据。然初时并不知有所谓派别，并大小乘之观念亦无有。翘大乘以示别于小乘，似自朱士行适于阗后也（注释：梁启超原注：《梁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云：“士行至于阗得《般若大品》梵本，遣弟子弗如檀赍还洛阳。未发之顷，于阗诸小乘众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若不禁，将乱大法。’士行乃求烧经为证……投经火中，火即为灭……”中国人知有大小乘之争似自此始。《饮冰室专集》本此注文中之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其义无损，故无改。）。然我国自始即二乘错杂输入，兼听并信，后此虽大乘盛行，然学者殊不以傍习小乘为病，故大小之争，在印度为绝大问题，在我国则几无有。其揭小乘之帜与大乘对抗者，惟刘宋时有竺法度其人（注释：梁启超原注：梁僧佑《出三藏集记》卷五，有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一篇，略言：“刘宋元嘉中，有外国商人在南康生儿，后为昙摩耶舍弟子，名竺法度，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大乘经典，不听诵读。”中国人传效忠小乘以后抗时代思潮者，惟此一人而已。饮冰室专集》本此注文中之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其义无损，故未改。），此外则慧导疑《大品般若》，昙乐非拨《法华》，僧渊诽谤《涅盘》（注释：梁启超原注：慧导、昙乐、僧渊皆东晋刘宋间人，其疑经之事，并见竺法度《异仪记》，及姚秦僧睿之《喻疑篇》，《出三藏记集》卷五引。），皆可谓在我佛教史中含有怀疑精神之一种例外，然其学说今不可考见，其势力更绝不足轻重也。
中国北地佛教之开展，不能不归功于佛图澄。澄，龟兹人，（以其姓帛知之）以西晋怀帝永嘉四年至洛阳，东晋穆帝永和四年寂，凡在中国三十九年（三一○年至三四八），始终皆活动于石赵势力之下。据本传《梁高僧传》卷九。原误作“卷十”，今改正。）所记事迹，半带神秘性，用是能感动石勒父子，起其信仰，《传》谓“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此殆其不得已之苦衷耶。澄生平未译一经，未著一论，然不能疑为空疏无学，《传》称其“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辨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又云：“澄妙解深经，傍通世论……听其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窃意澄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最为深刻，故能为我佛教界作空前之开拓，其门徒极盛（注释：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澄门下之盛可以概见。），而最能光大其业者，则道安也。
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为大国，吾盖不敢言。安，本姓卫，常山扶柳人（今直隶正定），盖生于西晋惠帝时，以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三八九）示寂，年可九十余（注释：梁启超原注：本传记安卒年，而未著其所得寿数，无从推其生年。惟传称其年十二出家，三年执勤无怨，数岁后，为师所敬异，遣之游学，至邺，遇佛图澄。安之谒澄，最初亦当十七、八岁，故能与澄对语，得其嗟赏。澄入中国，在晋怀帝永嘉四年，下距道安卒时太元十四年，凡七十九年。若安年十七、八，而澄初至即往谒者，即安当生于惠帝元康三、四年间，寿益九十六、七矣。《传》中又述“安年四十五还翼部”，后乃继述石虎死（永和五）、冉闵乱（永和六）、慕容俊叛（永和八）等事，又言“安在攀沔十五载”，惜未列举年号对照，不能据以作道安法师年谱也。）。早岁绩学燕赵间，中年久居襄沔，晚乃入关中，其传记为一极复杂而极一贯之历史，其伟大人格之面影随处发现。佛教之有安，殆如历朝创业期，得一名相然后开国规模具也。破除俗姓，以释为氏，发挥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安也（注释：梁启超原注：见《佛教与西域》章注。）。制定僧尼轨范，垂为定式，通行全国者，安也（注释：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既德为物宗，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则而从之。”安可谓佛教教会最初之立法家也。）。旧译诸经，散漫莫纪，安裒集抉择，创编经录，自是佛教界始有目录之学，功侔于刘中垒（注释：梁启超原注：本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案，安所著经录，今已佚，惟僧佑《出三藏集记》全依据之，此如刘歆《七略》，赖班书《艺文志》以传矣。）。前此讲经，惟循文转读，安精意通会，弘阐微言，注经十余种，自是佛教界始有疏钞之学，业盛于郑康成（注释：梁启超原注：安所注经，其目于《出三藏记》者如下：
《光赞析中解》一卷《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折疑准》一卷《般若折疑略》二卷
《般若起尽解》一卷《道行集异注》一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密迹金刚持心梵天二经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一卷《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藏中现在者仅此书。
《阴持入注》二卷《大道地经十法句义》廿八卷
《义指注》一卷《九十八结解》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本传云：“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凡二十二卷。”上所列者凡十六部十八卷，似尚未尽。又诸书有无后人伪托，尚待考证。要之，注经之业，自安始也。又《出三藏集记》载安所撰诸经序凡十二篇，皆极有价值之文。）。安不通梵文，而对于旧译本，能匡正其误点，与原文暗相悬契，彼盖翻译文学之一大批评家也（注释：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安寻比文句，……析疑甄解……”《魏书·释老志》云：“（道安）以前所出经，多有舛驳，乃正其乖谬。……道发卒后二十余载，而罗什至长安，……道安所正经义，与罗什译出，符会如一，初无乖舛。”（校者案：此段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今据原文改正。）此亦学界一佳话也。安对于翻译文，力主直译，翻译文体之成一问题自安始。余有《古代翻译文学之研究》一篇，专论此事（见《改造》第三年第十一号。）。安未尝自有所翻译，然大规模之译业实由彼创设，原始佛教及哲理的佛教之输入，安其先登也（注释：梁启超原注：前此经典，以二人对译为常。道安在苻秦时，与赵文业提携，于是所谓“译场组织”者渐可见。例如《增一阿含经》之传译，由文业发起，昙摩难提诵出，竺佛念译传，昙嵩笔受，安与法和考正其文，僧佑、僧茂助校漏失，此实大规模的译业之滥觚也，其由安主持译出之重要经典如下：《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十四卷本《鞞婆沙论》、《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尊婆须密所集论》、《僧伽罗刹所集佛行经》。右诸书共二百余卷，《四阿含》得其二，“说一切有部”之重要论本，始输入焉。中国深究有计划的翻译事业，此其发端也。）。佛图澄之法统，由安普传（注释：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澄见而嗟叹，与语终日。众见形貌不称，咸共轻怪。澄曰：‘此人远识，非尔俦也。’因事澄为师。澄讲，安每覆述。”故知安之学实受自澄也。）；罗什之东来，由安动议（注释：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先闻罗什在西国，思共讲析，每劝（苻）坚取之。”后此坚遣吕光伐龟兹迎罗什，实采安议矣。）；若南方佛教中心之慧远，为安门龙象，又众所共知矣（详下文）。习凿齿与谢安（注释：《饮冰室专集》本此处衍一“石”字，今删去。）书曰：“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感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教，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本传引）此实绝好一篇道安传赞也。安遭值乱世，常率其徒千百，展转迁地就食，其一生事业，与众共之，而半成于流离颠沛中（注释：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避难，潜于护泽。”又云：“冉闵之乱，安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复率众入王屋、女林山。”又云：“倾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栖木食修学。”又云：“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难立。’……乃令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安中年遭难流离情形略如是。晚为苻坚所礼敬，稍安适矣。然实目睹氏之亡。诸重要经典，多在围城中宣译，其所作《增一阿含经序》云：“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专在斯亚之中。”（《出三藏集记》卷九引）《僧伽罗刹经序》云：“正值慕容作难。”（同上卷十引）可见其不以世难废法教事也。（注释：注中引文及其出处略有误，今改正。），非绝大之人格感化力，何以致此！安于宗教上情操至强固，中国人之弥勒信仰，似自彼创始（注释：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此种信仰为净土宗之前驱，当于净土篇说叙论之。）。然不以此减其学术上批评研究的态度，两者骈进，故能为佛教树健全基础也。
在第二期佛教史中，与道安占同等位置者，是鸠摩罗什也。读者当已知印度大乘教之建设，首推龙树，罗什则龙树之四传弟子也（注释：梁启超原注：日本凝然（距今六百年四十年前人）《八宗纲要》述三论宗传授渊源，谓“龙树授提婆，提婆授罗睺罗，罗睺罗授莎车王子，王子授罗什三藏”。此王子即须耶利苏摩也。其根据所出尚待考，但以年代约算，则龙树四传至罗什，因属可信，至教义之一脉相承，则甚显著矣。）。龙树性空之教理，在中国最占势力，什实主导之，其功绩及于我思想者至伟大，当于翻译事业篇别有所论列。今但略次其传。什父天竺产，母则龟兹王妹，彼实两异民族间之混血儿也。其夙慧乃轶恒理，七岁，日诵谒三万二千言，已洞解毗昙（小乘论也）。九岁，随母适印度，师大德盘头达多，受中、长二含四百万言。十二，返西域，疏勒王礼为国师，于是声满葱左。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之还国。年二下始受戒于王宫，盖昔之国师，仅一沙弥耳。什本宗小乘，帝究四吠陀、五明诸论，靡不精尽。在疏勒时遇莎车王子须耶利苏摩，始改习大乘，其大师盘头达多，就诘之，为所折，翻北面执弟子礼。其文辞辩说之优美，尤一时无对。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龟兹留不遣，坚遣将吕光灭龟兹，挟以归。至姑藏而苻氏亡，光自主，称凉王。什见羁于凉十有八年。姚秦弘始三年（晋隆安五。原误作“四”，今改正。西四○一），凉降于秦，什乃至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当道安卒后十一年而法显西行之次年也。兴为辟逍遥园，四事供养，请译经典，都什所译三百余卷，诸部经律论咸有（注释：梁启超原注：什所译书，《出三藏集记》著录三十二部三百余卷。《历代三宝记》著当九十七部四百二十五卷。《开元录》著录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然其主要者乃在般若性空之教，盖印土大乘，本自此派发轫也。什卒于弘始十四（注释：原误作“十一”，今改正。）年（晋义熙八，西四一二），则昙无谶至凉之年也（注释：昙无谶至凉之年有两说，一说是北凉玄始元年（４１２年），一说是北凉玄始十年（４２１年）。梁代采前说。）。年寿无考，但似非享高寿者（注释：梁启超原注：传称什年二十受戒后，其母知龟兹将亡，辞往天竺。什留龟兹二年而盘头达多到。次叙苻坚建元十三年，遣使往龟兹迎什。次叙十八年吕光灭龟兹。什受戒距建元十三凡几年，无从确考，但《传》又云：“吕光见什年齿尚少，乃戏妻以王女。”以是推之，时什年恐未逾三十也。合之在凉十八年，在长安十二年，寿约六十欤。）。什虽邃于学，然持戒不严，吕光尝以龟兹王女逼妻之。姚兴复强馈伎（注释：原作“妓”。）女十人。《传》称其“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就此点论，与道安之严肃自律殊科矣。什在中国，历年虽暂，然其影响之弘大，乃不可思议，门下号称三千，有四圣、十哲之目，北之僧肇、道融，南之道生、慧观，其最著也（注释：梁启超原注：本传云：“沙门僧佑……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又据诸经序文所记述，则译《大品》时，集五百余人。译《法华》时集二千余人。译《思益》时亦集二千余人。译《维摩》时集千二百余人。而《唐僧传》卷三《波颇传》亦称“什门三千”，虽或稍涉铺张，然其门下之盛，盖可推见。）。佛教从学理上得一健实基础，而为有系统的发展，自什始也。
道安、罗什，实当时佛教之中心人物。而安公以其高尚之人格，宏远之规划，提挈众流；什公以其邃密之学识，锐敏之辩才创建宗派，可谓相得益彰也矣。两公弘法之根据地，皆在长安，而其待侣布于全国。其在吴者则法汰也，道生、慧观、僧导也；其在皖者，则道融也；其在鄂者，则昙翼、昙鉴也；其在赣者，则慧远、慧睿也。沿长江全域，皆两公宗风所被矣。
于兹有一重要之地点宜特叙者，曰凉域。读吾书者，当已熟知佛教与西域之关系。夫西凉则西域之孔道也。西凉佛教界有两要人，其一法护，其二昙无谶。两人功绩，皆在翻译，而护为西行求法之先登者，纯大乘的教理之输入，且先于罗什，但系统未立耳。其在西陲之感化力亦至伟，有敦煌菩萨之号。谶之大业，在译《涅盘》，与罗什之《般若》，譬犹双峰对峙，二水中分也，其异同之点，下方论之。
今宜论江南矣。吾不尝言佛教之初输入在江淮间耶？自楚王英、安世高以来，此教在南方，已获有颇深厚之根柢，然以其他非政治中心点所在，发展未充其量也。及孙吴、东晋以迄宋齐梁启超陈，政治上分立之局数百年，且中原故家遗族，相率南渡，与其地固有之风士民习相结合，粲然成一新文化，与北地对峙，凡百皆然，而佛教亦其例也。江南佛教教理的开展，以优婆塞支谦为首功。谦旧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其大父以汉灵帝世率种人数百归化，故为中国人焉。谦十三岁学梵书，通六国语，孙权时避地归吴，译《维摩诘》、《首楞严》、《法句》、《本起》等二十七经，其文最流便晓畅，然喜杂采老庄理解以入佛典，在译界中实自为风气（注释：梁启超原注：僧睿著《思益梵天所问经序》云：“恭明前译，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道安著《摩诃钵罗若波罗蜜钞经序》云：“叉罗、支越，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出三藏集记》卷八引）观此可知支谦流之译风。（注释：注中引文及出处皆略有误，今改正。）。吾固尝言之矣。江淮间人好谈玄，自西汉时已见端，及晋南渡，而斯风大□，盖以中原才慧之民，入江左清淑之地，发挥固有之地方思想，而蜕化之以外来之名理，“中国的佛教”，实自兹发育，而支谦则最足为其初期之代表也。
有一现象宜特别注意者，则东晋宋齐梁约二百余年间，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此其间，江左僧侣，欲求能媲美北方之道安、法显、智严、宝云、法勇辈者，虽一无有，慧远、慧睿辈，皆北产也。而居士中之有功大教者乃辈出。夫支谦则固一居士矣，其尤著者，若与慧远手创莲神之彭城刘程之，礼大家而归心净土之南昌雷次宗，若著《神不灭论》之南阳宗炳，若对宋文帝问而护法有功之庐江何尚之，及其子何点、何胤，若著《持达性论》之琅琊（注释：原作“□□”，今据《出三藏记集》卷第十四《求那跋陀罗传》补。）颜延之，若再治南本《涅盘》之阳夏谢灵运，若难张融《门论》之汝南周颙，若创造雕刻艺术之会稽戴逵，若作《灭惑论》之东莞刘勰，若作《心王铭》为禅宗开祖之义乌傅翕，若注《法华经》之南阳刘虬，若驳顾欢《夷夏论》之摄山明休烈，皆于佛教所造至深而所裨至大，然而皆在家白衣也。除弘教外，其文学及他种事业，皆足以传于后。若是者，求诸北地，亦虽一无有也。（？）最奇特者，佐梁元帝翦除凶逆之荆居士陆法和，拥军数万，开府数州，然自幼至老，严守戒律，其部曲皆呼为弟子也。其余为王导、庾亮、周顗、谢鲲、桓彝、王蒙、谢安、郗超、王羲之、王坦之、王恭、王谧、范汪、殷顗、王珣、王珉、许询、习凿齿、陶潜辈，或执政有声，或高文擅誉，然皆与佛教有甚深之因缘。至如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皆以帝王胤胄，覃精教理，斐然有所述作。若染武帝之舍身临讲，又众所共知矣（注释：梁启超原注：所举诸居士之事迹及著述，参看清彭际清《居士传》、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各本传。）。要之，此二百余年间南朝之佛教，殆已成“社会化”——为上流士夫思潮之中心，其势力乃在缁徒上，而其发展方向，全属名理的，其宗教色彩乃甚淡，故仪式的出家，反不甚以为重也。其所为相率趋于此途者，则亦政治上、社会上种种环境有以促之。刘遗民（即程之）答慧远云：“晋室无磐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为哉？”（《居士传》本传）此语可代表当时士大夫之心理，盖肾智之士，本已浸**于老庄之虚无思想，而所遭值之时势，又常迫之使有托而逃，其闻此极高尚幽邃之出世的教义，不自知其移我情，有固然也。然因此与印度之原始佛教，已生根本之差违。消极的精神，遂为我佛教界之主要原素矣。
南朝僧侣第一人，端推慧远。远，固北人，《雁门楼烦人，欲姓贾），为道安大弟子。生于晋成帝（注释：原误作“元帝”，今改正。）咸和八年，卒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西纪三三三——四一六）。其卒年即法显归自印度之年也。彼其一生，略与东晋相终始。安分遣弟子弘法四方，远遂渡江而南，与其徒四十余人偕，初止江陵，欲诣罗浮。过庐山，乐其幽静，栖焉。历史上有名之东林寺，其遗迹也。远宅庐三十余年，未尝出山一步。而东林为佛界中心，殆与长安之逍遥园中分天下，宰辅若王谧、刘裕，方镇若桓伊、陶侃、殷促堪，篡（注释：原误作“纂”，今改正。）贼若桓玄，海盗若卢循，咸人山或赍书致敬，远悉以平等相视。晋安帝过山下，或讽远迎谒，远称疾不行，帝手书问讯焉。罗什在秦，译《大智度论》成，秦主姚兴，亲致远书，乞作序为重（序今存见《出三藏集记》卷十一）。其为南北物望所宗，类如此。远未堂一为权贵屈，然并非厌事绝俗，遇法门重要问题发生，常以积极的精神赴之。初庾冰欲强沙门致敬王者，朝臣多反对，乃寝。桓玄辅政，重提前议，远贻书责玄，更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发挥释尊平等精神，促僧侣人格上之自觉，玄敬惮，卒从其议（注释：梁启超原注：远此文见《弘明集》，藏中亦有单本。）。罗什甫入关，远即致书通好，尽遣其高第弟子往就学。什译《十诵律》，因暗诵人死，中辍，远物色他人，介绍之续其业。什门排摈觉贤，远为和解。凡此之类，足见其对外活动不厌不倦。远遣弟子法领、法净留学印度，大获梵本，其遐举益在法显之先也。远在庐山置般若台译经，实私立译场之创始者。远集同志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修念佛三昧，为此方净土宗之初祖。综经其一生事业，不让乃师道安，而南部开宗之功，抑艰瘁矣。
吾前文曾有“什门排摈觉贤”一语，觉贤非他，即创译《华严》之人也。兹事于吾国大乘思潮之分派，有绝大消息，今宜稍详述之。读者当已熟知佛灭后印度之佛教，常为空有两宗对峙之形势矣。又知大乘之空有两宗，以龙树、世亲为代表矣（看第一篇第三章）。又知鸠摩罗什为龙树空宗之嫡传矣，而觉贤盖即介绍世亲有宗入中国之第一人也。觉贤梵名为佛驮跋陀罗，迦维罗卫人，与释尊同族属，学于罽宾，似尝隶萨波多部（注释：梁启超原注：《出三藏记集》中之萨婆多部目录，列有“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驮跋陀”，即觉贤也。据此，似贤实为“有部”中人物，彼久居罽宾，渊源亦宜接近。然案其问答语及其所传禅法，则固不能纯指为“有部”系统也。要之，“有部”教义与龙树派之空宗的大乘极相远，而与世亲派之有宗的大乘反接近，此不可不知者。）。师佛大先，精于禅法（注释：梁启超原注：佛大无者，萨婆多部目录所称第五十二相。《达摩多罗禅经》所称第四十九祖也。其人为“有部”大师，而于禅宗极有关系者。觉贤有功于佛教界，实在其传禅法，译经抑余事耳，当于禅宗章别论之。）。智严西行求法，归时礼请东来。以姚秦时至长安，正罗什万流似镜之时也。贤初见什，即不餍其望（注释：此处原有“注三”二字，而无注文。），“秦太子泓欲闻贤说法，乃要命群僧集论东宫，什与贤数番往复。什问曰：‘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唯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一微？’答曰：‘群师或破析（注释：原误作“折”，今改正。）一微，我意谓不尔。’又问：‘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空。’时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余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征，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梁高僧传》卷二本传）观此问答，便知什、贤两人学说，其出发点确有不同，什盖偏于消极的、玄想的，贤则偏于积极的、科学的也。以什公之大慧虚怀，自不至于无净中起诤想，然其门下主奴之见，固所不免。什受姚兴所馈伎（注释：原误作“妓”，今改正。）女，“自尔以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什本传语）贤笃修净业，戒律谨严，同为外国大师，未免相形见绌。又当时诸僧“往来宫阙，盛修（注释：原误作“备”，今改正。）人事，惟贤守静，不与众同……四方乐靖（注释：原误作“静”，今改正。）者，并闻风而至”（贤本传语）。似此众浊独清，理宜见嫉，什门老宿僧佑、道恒辈，乃借薄物细故，横相排摈，几兴大狱（其排贤口实不值征引，读者欲知，可看本传）。本传云：“大被谤黩，将有不测之祸，于是徒众，或藏名潜去，或逾墙夜走，半日之中，众散殆尽。”当时事情之重大，可以想见。贤遭摈，恬不为意，率弟子智严、宝云等四十余人，飘然南下。慧远特遣弟子昙邕入关，为之和解。然贤竟不复北归，与远相依于庐山。其后乃于健康场寺创译远弟子法领所得《华严》，今六十卷本是也。法湿所得《僧祗律》，亦由贤传译。自余译述，尚十数种，华严宗风之阐播，实造端于是。然则贤之见摈南渡，抑大有造于我们佛界矣。
要之，罗什以前，我佛教界殆绝无所谓派别观念，自罗什至两大小乘界线分明颖。自觉贤至而大乘中又分派焉。同时促助分化之力者，尚有昙无谶之译《涅盘》。盖《华严》之“事理无碍”，《涅盘》之“有常有我”，非直小乘家指为离经畔道，即大乘空宗派亦几掩耳却走矣。故什门高弟道生精析《涅盘》，倡“阐提成佛”之论，旋即为侪辈所摈，愤而南下。（注释：梁启超原注：《梁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生著“《佛性当有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又六卷《泥洹》（即《涅盘》）先至京都，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是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生）投迹庐山，……众咸共敬服，后《涅盘》大本于至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读此可见长安旧侣之若何专制，与夫创立新说之若何忤俗，又可见远公之在庐山，实为当时佛教徒保留一自由天地也。注中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今据改。）。吾侪将此事与觉贤事比而观之，足想见当什门上座，大有学阀专制气象，即同门有持异义者，亦不有相容。虽然，自兹以往，佛教界遂非复空宗嫡派之所能垄断，有力之新派，句出萌达矣。
王舍城中之汉寺（注释：梁启超原注：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一引继业《印度行程》云：“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又东北十里至伽湿弥罗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又东七十里……又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有一汉寺，华氏城东南百里有一支那西寺，盖无疑。所谓伽湿弥罗汉寺者，不知是否即王玄策所记。但若尔，则地里殊远隔不惬矣。或此印及罽宾者为五矣。又案，此诸寺玄奘、义净皆不记，其建设当在奘、净西游后耶？然王玄策年代，固较奘稍晚而较净稍早也。姑存疑以俟续考。）。
华氏城东南百里之支那西寺（注释：梁启超原注：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一引继业《印度行程》云：“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又东北十里至伽湿弥罗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又东七十里……又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有一汉寺，华氏城东南百里有一支那西寺，盖无疑。所谓伽湿弥罗汉寺者，不知是否即王玄策所记。但若尔，则地里殊远隔不惬矣。或此印及罽宾者为五矣。又案，此诸寺玄奘、义净皆不记，其建设当在奘、净西游后耶？然王玄策年代，固较奘稍晚而较净稍早也。姑存疑以俟续考。）。
此诸寺者，殆可称为千余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会馆。夫必学生多然后会馆立，然则当时西行求法之人姓氏失考者，殆更不止此数耳。
求法运动，起于三国末年，讫于唐之中叶，前后殆五百年。区年代以校人数，其统计略如下：
西第三世纪（后半）二人
第四世纪 五人
第五世纪 六十一人
第六世纪 十四人
第七世纪 五十六人
第八世纪（前半） 二十一人
右三、四两纪之两游者，皆仅到西域而止，实今新世疆省境内耳（内法护一人似曾出葱岭以西。又僧建所到月支，当为今阿富汗境内地），未能指为纯粹的留学印度。其留学运动最盛者，为第五、第七两世纪。而介在其间之第六世纪，较为衰颓。此种现象之原因可从三方面推求之。其一，印度方面，五世纪为无著、世亲出现时代，七世纪为陈那、护法、清辩、戒贤出现时代，佛教昌明，达于极点。其本身之力，自能吸引外国人之观光愿学。六世纪介在其间，成为闰位。其二，西域方面，五世纪苻、姚二秦，与凉州以西诸国，交涉极密，元魏益收西域之半以为郡县，故华、印间来往利便。六世纪则突厥骤强，交通路梗，请求法者欲往未由。观玄奘之行，必迂道以注保护于叶护，可窥此中消息。七世纪以前，佛教殆为无条理无意识的输入，殊不能满学者之欲望，故五世纪约百年间，相率为直接自动的输入运动。至六世纪时，所输入者已甚丰富，当图消化之以自建设，故其时为国内诸宗创立时代，而国外活动力反稍减焉。及七世纪则建设进行之结果，又感资料不足，于是向百尺竿头再进，为第二期之国外运动。此实三百年间留学事业消长之主要原因也。
第八世纪之后半纪，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陵夷衰微矣。而中国内部亦藩镇瘈噬，海宇鼎沸，国人无复余裕以力于学。故义净、悟空以后，求法之为一，无复闻焉。其可称佛徒留学史之掉尾运动者，则有宋太祖干德二年至开宝九年（九六四——九七六）敕遣沙门三百人入印度求舍利及梵本之一事（注释：梁启超原注：此事仅见于范成大之《吴船录》，成大盖录僧继业之游记，继业即三百人中之一人也。《吴船当》卷一云：“继业姓王氏，耀州人。……干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叶多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峨眉牛心寺所藏《涅盘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成大所录全文约九百字。当时极劳费之一举，赖此仅传矣。业所记虽简略，然亦有足补显、奘、净诸记所不及者，亦佛门掌故一珍籍也。）其发程时，上距义净之人寂既二百五十二年矣。此在求法史中，最为大举，然衔朝命以出，成为官办的群众运动，故其成绩乃一无足纪也。
前所列百○五人中，惟宋云、慧生等五人，为北魏熙平中奉敕派往，其余皆自动也（内刘宋时之道普，唐时之玄照，皆先已为自动的西游，归后乃敕派再游者）此可见学问之为物，纯由社会的人个自由开拓，政府所能助力者，盖甚微耳。
西游诸贤中有籍贯可考诸六十五人，以隶今地，则各省所得统计略如下：
甘肃 十人 河南 八人 山西 七人 两广 七人
四川 六人 湖北 五人 直隶 四人 陕西 四人
山东 四人 新疆 四人 辽东 四人 湖南 三人
最奇异之现象，则江淮浙人，竟无一也。此一带为教义最初输入发育之地，其人富于理解力，诸大宗派，多在此成立焉，独于当时之留学运动乃瞠乎其后者，其毋乃坚忍冒险之精神不逮北产耶？虽然，当前期（五世纪）运动最盛时，南北朝分立，西域交通，为北人所专亭；后期（七世纪）运动时，政治中心点亦在西北，则江表人士，因乏地理上之便利，不克参加于此运动，亦非甚足怪也。
再将各人之行踪及生死列统计表如下：
（一）已到印度，学成后安返中国者四十二人。
法护、法领、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僧景、慧达、沮渠京声、康法朗、慧睿、智猛、昙纂、法勇、道普、道泰、法盛、慧览、道药、惠生、宋云、宝暹及其同行者七人、玄奘、玄照、运期、智弘、大津、义净、慧日、慧超、不空、含光、悟空、继业。
（二）已到西域，而曾否到印度无可考者十六人。
朱士行、慧常、进行、慧辩、僧建、慧简、慧嵬、慧应、昙学及其同行者七人。
（三）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人数难确指。
法献（因葱岭栈道绝折回）、康法朗同行之四人（过流沙后折回）、智猛同行之九人（临度葱岭时折回）、义净同行之数十人（临登海舶时折回）、太津同行多人（临登海舶时折回）。
（四）已到印度，随即折回者二人。
慧命（以不堪艰苦折回）、善行（以病折回）。
（五）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者三十一人。
于法兰（死于象林）、慧景（死于人雪山）、道嵩（死于波沦）、法勇同行者十二人（死于雪山）、又八人（死于罽岭西）、智岸（成都人死于朗迦）、智岸（高昌人死于海舶）、彼岸（同上）、昙闰（死于渤盆）、常慜及其弟子一人（死于诃陵）、法振、乘朗（死于诃陵）。
（六）留学中病死者六人
师鞭（年三十五）、会宁（年三十四五）、窥冲（年三十许）、信胄（年三十五）、法振、乘悟（卒年无考）。
（七）学成归国而死于道路者五人。
道生、师子惠、玄会（俱经尼波罗被毒死）、僧隆（行至健陀罗病死）、义辉（行至朗迦戍病死）。
（八）归国后为第二次出游者六人。
（甲）再出游而死于道路者一人：道普（在青岛舶破而死）。
（乙）再出游而欲归不得者一人：玄照。
（丙）再出游遂留外不归者一人：智严。
（丁）再出游而曾否再归无可考者三人：智羽、智远、运期。
（九）留言不归者七人（？）
朱士行、（留于阗）、道整、道希、慧业、玄恪、智行、大乘灯（并留印度）。
（十）归留生死无考者多人，其数难确指。
法净、僧绍、僧猛、昙朗、王伏、子统、法力、云启、道方、明远、义朗、义玄、解脱天、慧炎、慧轮、道琳、昙光、僧哲、玄游、灵运、无行、乘如、贞固、孟怀业、道宏，又与宝暹同行者二人、与不空同行者二十七人、《求法传》中佚名者十人、义净所称五百年前之唐僧二十许人，合计踪迹不明者八十余人。
右（上）统计表所当注意者：其学成平安归国之人确凿可考者，约占全体四分之一；死于道路者亦四分之一；中途折回者似甚多；而留外不归之人确凿可考者数乃颇少也。
又其留学期间之久暂可考见者，列表如下（以久暂为次）：
悟空 四十年
智猛 三十七年
义净 二十五年
惠生、宋云等 十九年
慧日 十九年
玄奘 十七年
大乘灯 十二年以上
玄照 第一次十一年 第二次不归
智严 第一次十年 第二次不归
慧轮 十年以上
大津 十年
不空 九年
智弘 八年
宝暹等 七年
又此种留学运动，以一人孤征者为最多。若玄奘之独往独来，最足为此精神之代表矣。然属于团体运动者亦不少，如法显等十人团，可为最初之探险队，成绩亦最优（智严、宝云皆团员之一）。次则智猛等十人团，不空等二十八人团，皆极济济矣。然法显、智猛，皆结队往而一人独归，抑亦等于孤征矣。至于继业等之三百人，则以官费派遣，在此项史料中，殊不甚足为轻重也。
留学运动之总成绩，盖不可以数算。前之法护、后之玄奘，其在译界功烈之伟大，尽人共知，不复喋述。至如《般若》之肇立，则自行士行之得《放光》也；《华严》之传播，则自支法领求得其原本，而智严、宝云挟译师觉贤以归也；《涅盘》之完成，则赖智猛；《阿含》之具足及诸派戒律之确立，则赖法显；《婆沙》之宣传，则赖道泰；净土之盛弘，则赖慧日；戒经之大备，则赖义净；密宗之创布，则自不空。此皆其最荦荦可记者也。
留学运动之副产物甚丰，甚尤显著者则地理学也。今列举诸人之游记，考其存佚如下：
（一）法显《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今存。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佛国记》一卷，《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盖一书异名，史官不察，复录耳。书现存藏中，通称《法显传》或《佛国记》。《津逮秘书》、《秘册汇涵》皆收录。近人丁谦有注颇详。
法人以（Abel R’emusat）以一八三六年译成法文，在巴黎刊行，题为：Foe Koue ki ou relations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英人（Samue Beal）续译成英文，在伦敦刊行，题为：Travels of Fah Hian and Sung-yun.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德文亦有译本。
（二）宝云《游履外国传》。《梁高僧传》本传著录。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三）昙景《外国传》五卷。今佚。《隋书·经籍志》著录。
（四）智猛《游行外国传》一卷。今佚。
《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书·艺文志》著名录。僧佑《出三藏集记》引其一段。
（五）法勇（即昙无竭）《历国传记》。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六）道普《游履异域传》。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七）法盛《历国传》二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书·艺文志》著当。今佚。
（八）道药《道药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九）惠生《慧生行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十）宋云《家记》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是否《家记》异名，今无考。
（十一）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现存藏中。近人丁谦著有考证。
法人（Stanislas Julien）有法文译本，一八五七年刊行，题为：Memoires sur les Contrees occidentales.英人（Samuel Beal）有英文译本，题为：Si-yu ki：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附）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彦悰笺。今存。
慧立为玄奘弟子，记其师西游事迹。法人（Julien）以一八五三年译成法文，题为：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 Thsang et Ses Voyages dans I’Inde entre les，an，nees 629 et de 642 de notre ere.
（十二）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日本高楠顺次郎有英文译本，一八九六年在牛津大学刊行，题为：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附）义净《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二卷。今存。
此书为求法高僧五十余人之小传，其名具见前表。书中关于印度地理掌故尚多。法人（Ed，Chavannes）以一八九四年译成法文，题为：Memoir sur les religieux eminents qui allerent cher cher la loi dans les-Pays d’occident。
（十三）无行，《中天附书》。今佚。
《唐志》未著录。《求法高僧传》言有此收。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题为《荆川沙门无行从中天附书于唐国诸大德》。
（十四）惠超《往五天竺国传》三卷。久佚，今复出。
《唐志》未著录。《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近十年来从敦煌石室得写本残卷，收入罗氏《云窗丛刻》。
（十五）继业《西域行程》。今佚。范成大《吴船录》节引。
以上十五种，皆前表中诸留学生之遗也。其原书首尾具存者，惟法显、玄奘、义净三家。然全世界古代东方文化之人，已视若鸿宝。倘诸家书而悉存者，当更能赍吾侪以无穷之理趣也。其他留学界以外之人关于地理之著述尚多，实则皆受当时学界间接之影响也。举其可考者如下：
（一）道安《西域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郦道元（注释：原误作“郦道安”，今改正。）《水经注》征引多条。道安未尝出国门一步，此书盖闻诸曾游西域者。据《水经注》所引，其关于葱岭以西之记载颇不少疑。道安朋辈中或有先法显而游印度者矣。）
（二）程士章《西域道里记》三卷（《隋书·唐志皆未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三）彦琮《大隋西国传》十卷（隋唐志皆未著录。《唐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列举其目如下：一《本传》、二《方物》、三《时候》、四《居处》、五《国政》、六《学教》、七《礼仪》、八《饮食》、九《服章》、十《宝货》。此书盖彦琮述所闻于笈多者，实一种有组织之著述也。）
（四）彦琮《西域玄志》一卷《隋唐志》未著录），《法苑珠林》卷百（注释：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著录。今佚。
（五）《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隋书·经籍志》卷十六著录。今佚）。
（六）裴矩《隋西域图》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七）王玄策《中天竺行记》十卷（《唐书·艺文志》著录，《玉海》卷十六、《法苑珠林》卷百著录。今佚。其佚散见《珠林》各卷所引。所引玄策为贞观未年遣聘印度之使臣，在罽宾尝为政治活动，与当时留学界关系亦多）。
（八）韦弘机《西域记》（《唐志》未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九）《唐西域图志》四十卷（显庆三年，许敬宗等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十）《西域志》六十卷（唐麟德三年，百官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法苑珠林》卷百。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今佚）。
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的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宗教之副产物也。其详当于别篇叙之，今且从省。要之此四五百年之留学运动，实使我中国文明物质上精神上皆生莫大之变化，可断言也。
最后更当研究中印间交能状况。今依前表，其路线可考如下。
第一，海路。
（甲）由广州放洋。义净、不空等出归皆尊此路。唐代诸僧，什九皆同。昙无竭归时遵此路。
（乙）由安南放洋。明远出时遵此路。觉贤来时遵此路。
（丙）由青岛放洋。法显归时遵此路。道普第二次出时遵此路。
凡泛海者皆经诃陵（即爪哇）、师子（即锡兰）等国达印度也。
第二，西域渴槃陀路。
（甲）经疏勒。宋云、惠生等出归皆遵此路。昙无竭出时遵此路。
（乙）经子合。法显出时遵此路。
（丙）经莎车。玄奘归时遵此路。
渴槃陀者，今塔什库尔士，即《汉书》之依耐，《佛国记》之竭义也。地为葱岭正脊，旅行者或由疏勒，或由子合，或由莎车，皆于此度岭。岭西则经帕米尔高原、阿富汗斯坦以入迦湿弥罗。此晋、唐间最通行之路也。
第三，西域于阗、罽宾路。僧绍、宝云遵此路。
此路不经葱岭正脊，从拉达克度岭直抄迦湿弥罗，实一捷径也。与法显同行之僧绍，在于阗与显分路，即遵此行。又《宝云传》称其“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登葱岭人罽宾”。当亦即此路。
第四，西域天山北路。玄奘出时遵此路。
此路由拜城出特穆尔图泊，径撒马罕以入阿富汗。除玄奘外未有行者。
第五，吐蕃尼波罗路。玄照出归遵此路。道生、师子惠、玄会等归时皆遵此路，道死。
此路由青海入西域经尼波罗（即廓尔喀）入印度，惟初唐一度通行，寻复榛塞。
第六，滇、缅路。《求法高僧传》所记古代唐僧二十许人遵此路。
《求法传》言五百年前有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寺（注释：此外原脱一“寺”字，今补。）五百余驿。”计当时由云南经缅甸入印也。《慧睿传》称：“睿由蜀西界至南天竺。”（注释：《高僧传》卷第七《慧睿传》原文为：“睿……行蜀行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诸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所遵当即此路。果尔，则此为西晋时一孔道矣。
第六之滇、缅路，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者也。自南诏独立，此路当然梗塞。故数百年间，无遵由者。第五之吐蕃路，初唐时，因文成公主之保护，曾一度开通。然西藏至今犹以秘密国闻于天下，古代之锢蔽更可想。故永徽、显庆以后，吾国人经尼波罗者，辄被毒死，此路遂复闭矣。第四之天山北路，则玄奘时因突厥威虐，不能不迂道以就，故他无闻焉。第三之于阗、罽宾路，本较便易，而行人罕遵者，其故难明也。是故虽有六路，然惟第一海路之由广州洋者，与第二西域路之由莎车、子合度渴槃陀者最为通行。前者为七世纪时交通之主线，后者为五世纪时交通之主线。
由此而当时留学运动之消长，与学生南北籍贯之偏畸，其消息皆可略窥也。海路之通，虽远溯汉代，然其时必无定期航行之船，盖可推定（注释：梁启超原主：觉贤悬记五舶将至，坐此几构大狱。事见《梁高僧传》卷二本传。即此可见晋时海舶甚稀少也。）。广州夙称瘴乡，中原人本视为畏途。到彼假船，动逾年岁、而能成行与否犹不可期，此宜非人情所欲。故竺僧之来者如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辈，留学毕业归国者如法显、法勇辈，虽遵此路，而首途时罕遵者，殆以其无定也。反之而西域正路，自苻秦以来，葱左诸邦，半皆服属；元魂盛时，威及葱右。自玉门至吐火罗（即汉时月氏辖境）在政治上几为中国之附庸区域，所以行旅鲜阻而西迈者相接也。及北齐、北周分裂，突厥病隋，兹略稍棒莽矣。唐太宗盛时，西域、吐蕃，两路并通，游者恣其所择。然非久缘政治势力之变动，影响已及于旅途。玄照于高宗麟德中奉使再游，竟为西域人、阿刺伯人所厄，欲归无路（注释：梁启超原注：《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记照二次西游欲归路绝，云：“泥波罗道，吐蕃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注云：“言多氏者，即大食国也。”案大食即隔剌伯；迦毕试者，即今阿富汗都城喀布尔也。吐蕃拥塞，当指其时泥波罗设毒事。《传》又言照尝遇匈奴寇，仅仅余命。可见彼时中国陆路交通之梗矣。）。而当时海通事业，日益发荣，广州已专设市舶司，为国家重要行政之一，且又南北一家，往来无阂，故海途乃代陆而兴也。
无论从论路行，艰苦皆不可名状。其在西域诸路，第一难关，厥为流沙。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注释：《佛国记》此段原文为：“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似，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慧立《慈恩传》云：“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注释：原误作“卷”字，今改正。）”沙，散如时雨……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注释：“渴不能前是时”数字原脱，今补。）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燥（注释：原误作“燥”，今改正。），几将殒绝。”此其艰悴，可见一斑。第二难关，则度岭也。《法显传》云：“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砂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緪过河，数十余处。”（注释：《法显传》原文为：“葱岭山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其道艰岨，崖岸崄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緪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自余各书描写艰状者尚多，不具引。故智猛结侣十五，至葱岭而九人退还（见本传）。慧立之赞玄奘亦曰：“嗟乎！若非为众生求无上正法，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者哉！”（见《慈恩传》）第三难关，则帕米尔东界之小雪山也。《佛国记》云：“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积雪。由山并阴中过，大寒暴起，人皆噤战。慧景口吐白沫，语法显云：‘我不复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终。法显悲号，力前得过岭。”《昙无竭传》云：“小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复过一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石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料检同侣，失十二人。”此等记载，我辈今日从纸上读之，犹心凉胆裂，况躬历其境者哉？海路限阻，差减于陆。然以当时舟船之小，驾驶之拙，则其险难，亦正颉颃。故法湿东归，漂流数岛，易船三度，历时三年，海行亦逾二百日。中间船客遇风，谓载沙门不利，议投诸海（见《佛国记》）。求那跋陀罗绝淡水五日（见《梁高僧传》本传）。不空遭黑风兼旬（见《唐高僧传》本作）。道普舶破伤足。负痛而亡（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常慜遇难不争，随波而没（见《求法高僧传》本传）。涉川之非坦途，可以想见。故义净之行，约侣数十，甫登舟而俱退也（见《唐高僧传》本传）。此犹就途中言之也。既到彼国，风土不习，居停无所，其为困苦，抑又可思。义净总论之曰：“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标铜柱之前，跋千江而遣命。或亡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存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求法高僧传》原序）固写实之妙文，抑茹痛之苦语也。
上述地理上及人事上种种障碍，实为隔梗中印文明之高闉深堑，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烈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险艰，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之恐怖罣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了。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