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来，他已经抱定了落叶归根的主意。几十年的官场生活，已让他身心疲惫；近几年的内忧外患，让他深感无力回天。特别是创办京师大学堂的风风雨雨，更让他意识到，过去的“皇家教育”，学习的是脱离实际的《四书》《五经》，倡导的是学而优则仕，把人才统统逼到了仕途这一条羊肠小道上，当了官则不懂民生，考不上功名便百无一用，使许多少年才俊被科举模式折磨成了“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穷困潦倒过一生；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提倡的是“国家教育”，国家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国家需要翻译人才，就开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国家需要建设海军，就开办了水师学堂、鱼雷学堂、船政学堂；国家需要工程建设人才，就开办了北洋大学堂、武昌矿业学堂……，后来，在戊戌变法中，还创建了“天字第一号”京师大学堂，虽然满足了“国家”的一时之需，但难免不使人才削足适履，埋没个人天性。而且，“国家的需要”实际上是随着当权者的政策改变而改变的，一旦当权者的需要发生变化，或者政局发生更替，培养的专用人才不再需要了，“精品”就可能成为一堆“废品”。甲午战败后，各种水师学堂、鱼雷学堂、船政学堂关门大吉，而学生却失去了用武之地，空有“屠龙之术”，却生计无着，就是深刻的教训。“天字第一号”虽然幸免于难，但不得不苟且偷生，看着权要的眼色行事，这与自己的教育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那么，如何把教育办出实效呢？经过反思，结合西方教育的成功经验，孙家鼐认为，应该探索一条因材施教的“自家”教育模式。也就是说，针对每个人的天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培养每个人的专长，开发每个人的潜能，使其天生吾才必有用：平时，以一技专长服务社会；国家需要之时，则如囊中取物，招之即来，优中选优，用不胜用。因此，孙家鼐回到家乡以后，就派人将已经败落的孙家花园重新买了回来，加以修缮，作为开办“自家教育”的实验场所。对于求学者，他无偿提供食宿，不收任何学费，但录取标准很特别：胸怀大志，诚实守信，勤奋刻苦，并有特长。

孙状元开班授徒的消息一经发布，就在寿州城内城外广为流传，前来报考的人络绎不绝。经过一番甄别，孙家鼐挑选了侄孙孙毓筠、孙多森以及柏文蔚、张之屏、袁家声等十几个学生。最令人称奇的，是怀宁秀才陈独秀也被孙家鼐破格收为弟子。⑴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冬，与第一任妻子高晓岚结婚。高晓岚，霍邱县城东十里高家垟人。当时，安庆是安徽省会。高晓岚的父亲高登科是安徽都统（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赏穿黄马褂，有田产4000余亩。高家垟与寿州相邻，高家的许多亲戚都住在寿州城内。是年春节，陈独秀与高晓岚回霍邱探亲，并到寿州访友。听说状元公开班授徒的消息，年轻好学的陈独秀觉得机会难得，不顾亲友的劝阻，自身前往状元府“投考”。孙家鼐见他是外乡人，就不想收他。

陈独秀说：“中堂办学，为国为民，岂能画地为牢，拒少年才俊于千里之外？”

孙家鼐见来者个头不高，但天庭饱满，两眼如炬，鼻梁高耸，说起话来像切葱似的干脆利落，顿生几分好感。于是，就故意问他：“我办的是新式学堂，又不能考功名，学了对你有什么益处呢？”

“我求学并不是为了功名！”

“那你为啥而学呢？”

“过去，我读书是为了获得功名，光宗耀祖。那个时候，天一亮就起来读书，夜深了，还在煤油灯下苦读。对外边的事情根本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正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是，到了甲午年间，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小日本，而且，小日本没费多大气力就把大清国打败了；再后来，又听说德国抢占胶州湾，俄国索要辽东半岛，英国、美国、法国就像从天上降下来的妖魔鬼怪那样，都把中国当成唐僧肉，谁来了都想吃一口，谁都可以欺负咱中国人。我越思越想越悲哀，我们年轻人天天死读书，读死书，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我听说中堂大人创办了京师大学堂，讲究实学，很想前去投考，只是还没动身。这次，中堂在八公仙山开班授徒，机会被我撞上了，我怎么能够错过？我读书不为别的，就是想弄弄明白，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受人欺负、任人宰割？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当家作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孙家鼐见陈独秀出语不凡，志向远大，破例将其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