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进行了两个月，光绪皇帝突然发现，自己的上谕“出不了中南海”，即使发布出去了，也是废纸一张，各地总督、巡抚等并不认真落实。光绪皇帝异常震怒，七月初十（8月26日），他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实筹办，并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即如刘坤一、谭钟麟身任封圻，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到，一味塞责；谭钟麟则并电旨未复，置若罔闻。……倘再籍词宕延，必定予以严惩。”⑴第二天，他又严厉要求各督抚凡交查各件，皆须迅速具奏，不得延玩；谕告诸臣除去蒙蔽锢习，不得无故请假，议奏事件不许延搁。

政令不行，让身在局中的梁启超深有感触：“自四月以来，明诏累下，举行新政，责成督抚，而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寡有能奉行诏书者。上虽谆谕至于三令五申，仍复藐为具文，此先帝时所无，观历朝圣训可见也。然上虽盛怒，数四严责，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人者，以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而不奉维新之令也……”⑵

相比之下，倒是师傅孙家鼐不顾年高体衰、百事缠身，以身作则，全力支持维新举措，只争朝夕地抓好京师大学堂及其全国中、小学堂的建设。六月十七日（8月4日），孙家鼐《奏议复五城添设小学堂请饬设法劝办折》：“盖圣心所向，天下从风。即如国家往时以科举取士，海内士人家弦户诵，并无事官督率，莫不争自濯磨，请即饬下五城御史设立劝办，应否暂借庙宇及将来建立学舍之处，均由五城御史随时斟酌，定能日起有功。”光绪皇帝在批复中指示：为了使“京外举贡生等一体入学，广为造就，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务期与大学堂相辅而行，用副培养人才之至意”，因而批准在五城“及时创立”小学堂之所请，并下令孙家鼐对大学堂章程，必须“条分缕析，迅速妥议具奏”。

不久，孙家鼐又上了一道《奏须多设中小学堂折》：“开办大学堂，必须多办中学堂、小学堂，以便取材。而风气初开，学堂尚不多见。”“皇上垂意大学堂，将以造就通达时务之才，而大学堂肄业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所以，他建议多设中小学堂，并支持开办民办“会文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