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和大家谈几个问题，很不系统，也没有充分的准备，说不上是报告，我不是干这一行的，只是爱好者，从观众的角度来谈自己的感想吧。

我常跑农村，比较了解戏剧在农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农民非常喜爱文化娱乐，但他们欣赏的机会都比城市里的人少得多。我是写小说的，过去我只注意让群众能听得懂、看得懂，因此在语言结构、文字组织上只求农村一般识字的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一听就懂，这就行了。不久以前我才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农民买书的机会很少。全国五亿多农民，估计有四分之一都能读书，缩小到十分之一吧，也有五千万，可是小说的发行量却小得多。《三里湾》第一次印了三十万册，以后几次，每次也不过五万。需要的是五千万册，差得很远。而且工人、干部、学生都需要一部分，下到农村的就没几本了。我们说文学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农民对诗歌、散文不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隔阂;小说也接触得少;戏剧这个形式就成为最接近农民的了。尤其咱晋东南的群众，有欣赏戏剧的传统习惯，每年总要看上几次。虽然也有电影，人们看了电影还是要看戏。晋城是个农村小城市，两个剧团演上一个月，还有好多人看。所以说戏剧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重要的为农村服务的好形式。我们一定要利用这种形式为农村服务。从各级党政领导对各地剧团同志们的生活、工作与学习等方面的关心来看，说明领导上是重视这一工作的。我们戏剧界的同志们对戏剧这一行业为农村服务的重要性应该有足够的认识，从农民要求的角度，从农村主人的身份来要求自己。农村工作有各种技术人员，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是农村工作的社会分工;农民种地打粮食给我们吃，我们给农民演戏。这种主人翁身份就是群众观点。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要辜负农民对我们的要求。有的村一年只能演一回戏，人们像过节日一样，邀请亲戚朋友来看戏，碾粮食，换新衣，非常隆重地迎接剧团的到来。我们在这短短的三四天中给人家一些什么呢？我们必须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向农民群众负责的问题。

编戏，为谁编？改戏，为谁改？为农民群众。不是为上级，为会演，也不是为和别人比。过去我们有些剧团为了会演，为了夺锦标，关起门来搞，这不对头。好戏应该处处受欢迎，农民群众欢迎，领导欢迎，才是真正的好节目。参加会演的节目有的是久经考验的戏，如《李双双》;有的是请些专家关起门来加工又加工的，反而不受欢迎;有些没加工的不受重视的戏相反地获得好评。例如五六年咱们赴京演出《两狼山》，也花了很大力气，并没有引起人家注意;《三关排宴》只合了一个下午，演出以后都认为是好戏。这就因为《两狼山》是为上级准备的。我在北京看过好多会演，出现这样情况非止一次。

我们都是农民出身的人，家属都是公社社员，我们应该为农民服务，对农民负责。夺锦标、出风头，个人犯了错误不好，就是集体有了这种方向不明的倾向时，也同样会犯严重的生产路线的错误，成为一种爱出风头、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集体。我见过一个生产队农业自己经营，副业是雇人经营，而百分之六十五的红利是靠副业，这是什么经营方式呢？我们文艺界离名利两字最近，最容易引起风头主义。农业上有几亩好庄稼，人们去参观不一定每块地都走到，都看看;可是戏一出来就有人看。曾记得有一位领导同志说：“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英雄们不一定人人都出名，可是写《上甘岭》的人却出了名，为战斗牺牲生命的人反而没有写一篇文章的人出名。”这就说明我们是容易出头露面的，必须时时告诫自己不要有这种坏思想，千万不要为一时的名利所迷惑。有低级趣味、爱出风头的人就爱表现自己，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赢得了掌声，招来一些不正常的效果，因而引导人们往不好的路上走。《打面缸》本来不是低级趣味的，但是有人往坏处改，改来改去越改越低级。再加上有些观众要求保留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于是就保留并发展起那些不正常的效果来。特技表演也是同样情况，有些乱向不合理的部分发展。《三家店》中秦琼有一个“朝天蹬”的动作，这本是一个雕塑美的动作，但有的演员学了这个动作之后，就扳起脚来转三圈，群众一鼓掌他又再来一次，很没意思，完全是为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口味。有个别演员就是吃不住掌声，有掌声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加工再加工”，这是不对的。要弄清楚群众为什么鼓掌，然后再决定取舍。《杀四门》的女兵也有“朝天蹬”动作，若是为了迎合部分观众低级趣味，发展这一部分动作，《杀四门》就不成其为《杀四门》了。《双绒花》的家郎要去翻个跟头就坏了事了。《连环计》王允、吕布要是为了效果增加一些不适合身份的动作，也同样会弄糟的。我们对观众的掌声，要很好地研究、认识。我们希望多听掌声，但要考虑为了什么。群众看越调《三审刘玉娘》中判清案子以后，热烈鼓掌，这是为内容鼓掌。《八一风暴》结场时，公安人员打死敌连长，及赴宴中胜利而归，都引起热烈的掌声。这都是给内容鼓掌。不能是凡鼓掌的地方就该发展。我们编戏改戏都不要有个人风头主义或者集体风头主义，而要考虑给农民一些什么东西。演三天戏，只给了人家些无害的戏，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有什么帮助？我们说主题思想，就是指让群众看了戏，思想上起什么变化。没有没主题的戏。我们对每一个节目都应该滤一滤，主题思想不仅仅是概念，要通过人物表现出来。写小说塑造好人物就解决了一半问题，如果没有人物，或者人物仅仅是个概念就不行。五八年我们农村的同志，好拿古代戏剧人物来比，比如穆桂英、老黄忠、罗成、佘太君等，成了人人宣扬的英雄榜样。历史上的罗成、穆桂英究竟如何，不见有多少记载，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从戏剧方面来的。

戏剧要通过人物表现，人物要写不活，教育意义就不大。这种教育，有时只是说说，有些就当模范来对待。《三里湾》中几个反面人物对人民起告诫作用。好人是叫人学习，让人同情;坏人要使人恨，或引以为戒。襄垣剧团演《小二黑结婚》后，魔魔道道的人都怕人叫她“三仙姑”。过去也有些人意图很好，但写不活。《送印杀差》的马强，人们就不易忘掉。《杀寺》也很好，但党飞雄这个人物给人的印象就不太深刻。徐林、张飞、刘都裕都不一样。《党飞雄杀寺》政治意图好，但人物塑造没有前几个好。这些都是塑造古人，但作者又都参考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三国演义》不是三国人写的。《红楼梦》开始的一段议论也是写书人对文艺的认识，没有提这是哪朝哪代的事，说上汉晋隋唐反而不如不写好，艺术上有真实性就行了。古代人写作品，都是把当时的人物写进去了。文艺界曾经在写历史剧问题上有过争论，我没有参加这个争论，但我认为，历史剧是否必须符合历史情节？这要先给历史剧下个定义。郭老写的《武则天》是历史剧。他搜集了许多有关武则天的历史材料，运用正确观点，分析人物，找出典型事件，组织人物。沈部长写了一本书评《卧薪尝胆》，也是谈历史剧。

小说戏，光凭历史记载，构不成戏剧，小说戏要对历史材料永远也对不上。《九锡宫》就是这个情况，程咬金有一百二十岁，最小的孩子也得六十岁，这些细节就不能细考究。既是小说戏，就看小说如何，不好的小说不一定写。《连环计》的人物是《三国演义》中就塑造好了的。小说底子要不好，很难改;人物不很突出，也不好改。不论哪个戏，人物是一个关键。没主题思想当然是不行的，但人物还是主要的。不论新戏、老戏，都要以写人物为主。戏剧的教育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效果不一定哪么快，但人们是会受影响的。我小时候晚上跑十五里到湘峪去看戏，看完戏回家天就明了。现在我没这么大劲儿了，但还跑四五里去看。农民们可比我腿勤，十几里远也去看。看了戏不一定变成戏中人，但还受思想影响。八路军三八年到太行山来动员参军，那些受地主、日寇压迫的人参加了革命，他们有浓厚的革命英雄气魄，也有拿起枪杆就害怕的人。当然阶级意识是一方面，但和他们在生活历程中，看戏所受到的影响也有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记得我小时候去驮煤，走过两个河滩，三五个小孩就你扮罗成、我扮张飞打起架来，这就是同我小时候看戏联系起来了。剧中人对我起了作用。这就是戏剧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看戏不一定哪一次，也不一定是什么时候，就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每看一次有一次小变化，集中一二十年变化就多了。我们总结一下过去就知道，戏剧感动人的是人物，不是故事。公式化的小说，如公子投亲遇难、小姐赠金、中状元、大报仇或者继母虐待、报仇雪恨。说书的说得更多：《三红传》(周天榜投亲)、《金镯玉环记》等等，虽有名作，也跳不出圈圈。我们从小就看它，看多了就串了，这是故事情节雷同的缘故。但张飞、徐猛、秦始皇、周瑜、赵云这些人物就串不了。戏好戏坏，人物不是唯一的标准，但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准。

政治意义、主题思想第一。主题不好，艺术性越高，危害性越大。《奇文传》中故事是斯文人糊里糊涂遮盖丑事，让胡奇梅认了错，包揽起来就拉倒了。这出戏如果作为讽刺戏演，倒还可以，但把剧中人作为正面来表扬，老师傅调解纠纷，硬叫胡奇梅认下私生子，这算什么问题？叫人学习什么？反对什么？《珍珠衫》(四川叫《酒楼晒衣》)，一个坏蛋拿着珍珠衫夸口占了妇女的便宜，使得无辜的妇女遭受不白之冤，这出戏演得越好，作用就越坏。《转运汉巧逢洞庭红》就是一个投机商人贩上橘子，到海外发了财，这个商人完全是碰运气，人物写得越生动，就越起坏作用。所以主题思想还是第一。政治标准必须放在第一。

上党戏传统东西很多，但是好的少，不好的多。有的不用改就可以演，有的需要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最近一期《戏剧报》上谈到怎样推陈出新。已经谈得不少，大家可以看看。咱们剧本有一个常常不统一的现象，有时滤几百本戏，滤不出好的来，有的可以打打主意，但要费很大力气。我们对戏剧遗产应该分一分类。打一个比方说：在战争时期，有些村子做了战场，战争过后，只剩下劫后余灰，房倒屋塌。咱们到了那种地方，就得根据情况分别对待，看看哪些地方需要修补的，哪些整理整理就行，还有哪些要大修，哪些可以拆砖拆瓦。有些是连砖瓦也拆不出来的，又该怎么办？戏剧传统也就和这种情况差不多：有些架子很好，只要稍加整理即可;有些架子不好，但还有些可用之处，如《雕翎箭》中有《杀督》一折可用;有的则百无一用，连砖瓦也拆不出一块，就只好不用，不能勉强。面对这些情况，应该就戏弄戏，不能一概而论。古代的作者不知道有社会主义，不可能替我们打算，但古人塑造的好样的英雄人物对我们也有借鉴的作用，小罗成、穆桂英都可以用来鼓舞现代的人们，这就是我们对待遗产应有的态度。

选择遗产有两个标准：主题思想与人物。主题思想正确，有鲜明的人物(正面的，反面的)，这就是好戏。如果主题思想好，人物概念化，就不好办。主题思想不好，人物却很突出，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不能迁就，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这些问题。

概念化的戏，例如公子遭难，以后又中了状元，得以报仇雪恨。对这样的戏，我们在认识上很不统一。有人认为这是正义事件，鼓励了正义。这种说法值得考虑，我们必须估计它的实际作用，这种中皇榜、大报私仇的情节和《水浒》中梁山泊好汉劫富济贫的情节完全是两回事。梁山好汉是官逼民反，成立了另一组织和统治阶级作对。但是这些高中皇榜的公子们却是投降于统治者，或者说是“入伙”到统治阶级中去。旧社会有的穷家子弟上学读书，大学毕了业，当了区长，还给阎锡山卖土、收税，结果是入了统治集团的伙，不入伙，就当不了官。和他有关系的人也因为“一人成佛，九族升天”，爬上了统治阶级。中状元报仇，就是这类思想，这种思想还有一种副作用，穷小子一旦得中，有轿有马，呼奴使婢，洞房花烛。这对今天中学毕业后，还乡生产的青年学生们，会起极大的副作用。我们只要从群众角度来看问题就很容易看清这些问题。也许我们看得狭隘些，等思想提高以后，发现了错误再说，但是在现在我们只能这样看问题，只能就现有的水平，先从每个节目在农村起到的具体作用着想。

有时有的戏稍加整理，消消毒就是好戏，我们看了几天戏，就会发现一些苗头。地主和长工的故事，是民间传说，这是人民的创作，描写长工用智慧摆弄地主。《双绒花》、《锦缎记》就属于这一类(《锦缎记》是枣梆移植二夹弦的)。当然其中有一些缺陷，好像破墙一样需要修补修补。例如《双绒花》中“休书”这个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就向青年们解释清楚。而且休书的内容都是封建标准，旧社会休妻就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不起好作用。怎样改呢？应该保留其中的风趣，休书可以改成退婚文约，撕文约。对文约，仍可保留下来。前面加的卖绒花情节可以去掉，邓文化到崔府借钱进京赶考，虽然有点公式化，但并不妨事，应该紧紧抓住地主和长工两个人物。两个老婆是次要问题。戏应该从长工与崔能开始，长工让地主花钱，必须让他能掌握情况，送银子不是为地主服务，而是让地主出丑。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还得姑娘上堂对质，小二可以表面反对，实际却是他安排的，当然他是高兴的。戏的尾巴可以不要，崔能叫小二，小二叫崔能，然后小二牵马走就很好，不必再去侍候邓公子。申科同志说让小二去运输，这有什么不好？其他地方也还有别的小问题，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总之，我觉得这个戏架子不错，只是门呀、窗户呀需要修补。虽然现在没有地主剥削，但阶级斗争还是有的，新的资产阶级也还有，农民有智慧和他们斗一斗智，有什么不好呢？就是方法不太正大光明一些也没啥，我写的《三里湾》中满喜就有这种性格。

《杀父劈兄》是《云台山》中一折。整出戏很一般，但这一折给人印象很深。这戏要不要保留，怎样修改？我还没考虑成熟。大家可以研究一下。《雕翎箭》本来是《女秀才移花接木》发展的，很不合情理，别的印象很不深，但《杀督》一折就保留下来了，整个戏不好。《雪花山》也属这类，同志们可以看一看。

改戏中抽一段、补一段，补的必须和人家原来的差不多才行。越剧《红楼梦》改得很好。小说改成戏必须有取舍，换块砖有高有低就不好。《天波楼》就不太好换，好比砖房补块土坯就不好。改戏要认真，不要苟且从事，多考虑考虑有好处，考虑成熟再搞最好。写小说也是一样，有的人写出草稿改了又改，有的是考虑得差不多最后一遍就成，两种办法都可以用，不过都得认真。写东西要时间，不要光图快，光图快就没有质量，吃现成饭可以多一些。搞创作几年搞出一个好的来就不错，前几年我们赶过快，搞一个戏唱几天就丢了，不能保留下来，快反而是慢，慢倒反而是快。

要搞好一个作品，准备工作很重要。而这个准备工作又是一个长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要经常学习。特别是编导，要掌握全局，政治文化都是必修课。政治学习是政治认识问题，我个人有一个体会，二十年前我打过主意想“扫**”旧戏，出一个新戏，“扫**”一个旧戏，犯了粗暴的毛病，后来渐渐地才改过来了。

第二是文化学习，这包含读戏剧以外的作品，尤其是一些文学名著，都需普遍地读一读。《日出》、《雷雨》、《八一风暴》、《红楼梦》都可以看一看，读一读，扩大自己的眼界。有时在剧词里出现一些奇里古怪的字或词，这不是学得多，而是学得少，学得不深不透。读过唐诗的人编个快板也不一样。那些难以费解的词句，说明作者读得少，乱用词藻。我们必须多读书，读了很多书才能分辨高低。每个人的作品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记得我小时候看《黄自元帖》，就认为他写得很好;后来见到别的好字———如这次印的剧本封面的魏碑体等———才感到黄自元帖差了。会写好的，就是流水账也写得很好。看了《长生殿》以后，咱们可以想想，就那么个故事，我们能不能处理成那样子？表演上也是一样，要参考高的。主席说，给农民讲革命道理，也要讲半点钟哲学。咱们学习的时间虽然不充分，光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也好。

还有一点就是重点补课，政治书籍读得少光读文艺作品，就得补补政治课。文学作品读得少就得补一补文化课。文化低有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老军官，他们生活经验也很丰富，文化水平低，就不一定写出好作品。如同高玉宝同志没文化，补补文化课。有的同志不熟悉生活，就补一补生活课。这都是非补不可的课程。要把一般学习和重点补课相结合，演员们也不例外，同样要学习。

总结经验是科学的第一步，有的同志经验丰富，但是说不出道理。例如大将出场亮相，老听锣鼓，人站住不动，那是为什么？那就是敛神聚气，表现大将的身份、气质，像这些东西都需要很好的总结才好。

限于时间今天不再多说，关于经验和科学这两个问题以后再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