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在心灵上受到创伤，多么需要有人来抚平伤口；当一个人在经济上窘迫时，多么需要有人能伸出援助之手；当一个人对事业沮丧之时，多么需要一种激励、一种扶持。朋友，这个名词总是在我们绝望之时于脑海中高频率地闪现。朋友，在我们身陷泥淖之时会及时伸出有力之手，使我们迅速摆脱困境，如虎添翼飞身而起。

好的朋友不仅可以使我们生存在一定的精神高度，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在一种温馨和自由自在之中，体会到沐浴春光的氛围。朋友对事业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甚至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毛主席胸怀博大，善于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青少年时期，一张《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他和蔡和森、陈潭秋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结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友。投身革命后，有朱德、周恩来等一批亲密战友在他身边。

同时，毛主席还与李淑一、章士钊、柳亚子等许多党外人士交朋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通过朋友，他掌握了社会各阶层各党派的情况，为发展统一战线，制定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见，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对于取长补短，开阔视野，活跃思维，都是有益的。

唐代画家吴道子出身贫寒，后被唐明皇召人宫中做御用画师，与将军裴曼、长史张旭结交为友。在洛阳，裴曼请吴道子到天宫寺作画，并厚赠与金帛，吴道子婉言谢绝，只求观赏裴曼的剑术。于是裴曼拔剑起舞，吴道子“观其壮气”奋力挥毫，写出了绝妙的草书。这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广泛结交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爱好的朋友，有时也能相得益彰。

如果说朋友是我们人生不可或缺的资本，那么，这个资本的获得是以真诚和友爱作为前提的，很难想象一个薄情寡义之人能交上一个知心朋友。

朋友间不应以金钱财物为重，而要以道义相交，气味相投，志趣相通为重。朋友间还应抛弃庸俗的恶习，不要把友谊沉浸在利己主义的杯水中。让友谊的春风扫**掉那些阴霾污浊之气，将清新自然吸进每个人的心田。

真正的朋友，相互尊重，不相互吹捧；往来频繁，但不过分亲昵；往来不多，也心心相印。那些不讲道义，没有真感情的假朋友，表面上勾肩搭背，相互吹捧，亲亲热热，一旦相互之间有了利害冲突，贫贱、富贵发生变化，就会翻脸不认人，在朋友有难时不仅不帮忙，甚至会落井下石，将其置于死地。

近代知名学者王国维是不可多得的才子，他博闻强记，智力过人，在甲骨文研究上卓有成绩，被罗振玉赏识，并结为朋友，后又成了儿女亲家。王家贫穷，罗出于把王国维当作赚钱机器的目的，常在经济上接济王。罗大量收进甲骨，让王来考释，但发表文章的署名却都用罗的名字，使他赚了大量的钱。而王最终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壮年投湖自尽。这都是交友不当害了他。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今为人者既要广泛交友，又要审慎选择。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正如鲁迅先生曾经说的： “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略小节，取其大，就是不斤斤计较小节，而要从大处着眼。看人首先看大节，不是盯住对方的缺点错误不放，而是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看人。如果不能略其小，取其大，就不能与人为善，也就不能全面地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就可能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就可能把朋友推开，就可能得不到真正的友谊。

鲁迅虽然和王国维是同一时期，又都有弃医从文的大体近似的经历，但由于鲁迅交友慎重，结果截然不同。鲁迅早年师事于资产阶级革命家、著名学者章太炎，后与蔡元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又同许寿裳等学者、作家在事业上是互相切磋的好友。此外，还结交了许多革命青年，特别是结交像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朋友，对他接受共产主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鲁迅和瞿秋白在文化战线上经常合作，介绍和翻译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前苏联文学作品。在最危险的关头，鲁迅让瞿秋白避在自己家中。瞿秋白在自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鲁迅给以很高的评价。鲁迅也在瞿秋白牺牲后，怀着悲痛的心情，带病将朋友的遗言编成《海上述林》出版，并在前言引用的对联中，把瞿秋白在内的共产党人比作“知己”，并以有这样的“知己”为人生最大的满足。

郭沫若曾指出： “王国维之所以戛然止步，甚至遭到牺牲，主要是朋友害了他。而鲁迅之所以始终前进，一直在时代的前头，也未始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鲁迅之所以能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除了主观上的原因之外，也得益于他身边的那些良师益友。

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谊，是万古长青的，它经得起任何考验。与品质高尚的人交朋友，结下的真挚友谊是事业成功的推进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