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事物已经改变了它们的特征。我们看到的是以所谓“跟踪与追踪”模式为基础的定位世界新方式的演化过程。这一模式假设了一种最近才出现的空间标准化，至少它足够复杂和广泛以至于完全可以容纳每一种环境的所有演化类型。这种重新定位世界的方式可以说是来自三种不同但是相互关联的动因，这三者的合力提供了一种持续更新的经过深度加工的基础，这一基础使得所有排序计算成为可能。其一，一系列可以持续追踪定位的普遍有效的技术存在：激光、各种类型的新信息技术、无线、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其二，来自各个领域的物流知识形成的普遍适用模式，以及那些形式化综合排序知识。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领域，而非一门军事“艺术”,物流学缘起于20世纪40年代，针对存货(库存)和分配(流动)的问题，尤其是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求，各种运筹学模型应运而生。到60年代，物流学开始与工程系统以及一批相互关联的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技术包括图表、生命周期分析、网络分析，以及调度方式如计划评价、审查技术和关键路径法等。最近，物流学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产品必需的一部分，而不是其附属(作为“分配”)。结果，这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如分配生产。其三，带来新的计算可能性的新的可数性方式。①例如，电子表格使得各种关涉未来的计算成为可能，这些计算在以前是非常困难的、耗时的或者是非常昂贵的。

这三种动力反过来带来了三种有着紧密关联的结果。首先，前几章中曾有所涉及，即计算地图的重大改变。“智能设备”曾经由分布于固定基地的计算中心组成，现在，通过无线中介，它改变了自身的外形。随着连接智能设备的各种能力成为可能，这些设备进入环境之中。②与最初的中心化的、定位在固定地点的稳定实体不同，智能设备正走出环境的各个角落，使用者也变得可以随意移动起来。智能设备可以成为日常环境的一部分，因为智能设备被安置的位置已经不再有任何限制：它们将被安置于每一处不停地改变和调整的对等网络中。这就是“无处不在"“普遍存在”或“随处可见”的电脑设备的兴起。接下来，“智能设备”将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环境。这意味着，设备对自身的定位更敏感，更清楚它们与使用者和其他设备之间的关联，它们也将能够与使用者和其他设备进行互动和交流，并适应它们。换言之，智能设备——被看成是设备组成的网络——将逐渐对环境更加适应。①

第二个重要的结果是地址性质的改变。地址正越来越随着人类或非人类的行动者而改变。四种不同的科技创新共同造就了这一点，而且它们都是无处不在却又视而不见的。

第一就是不起眼的条形码技术。条形码技术是构成世界新的历史的关键性因素，然而它却整体上处于被埋没的状态中。以莫尔斯码为基础，约瑟夫·伍德沃德(Joseph Woodward)和伯纳德·西尔弗(Bernard Silver)在1949年一起发明了条形码技术并于1952年注册了专利。但是，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该技术才开始使用，部分原因在于激光扫描仪的发明。1969年，美国食品产业加工协会和国家食品连锁协会共同表达了对“行业内部生产代码”的需求，并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共同商定一个统一的11位食品生产代码。1971年，这个特别委员会成立了“统一生产代码委员会”,它是今天的“统一代码委员会”的前身。1974年6月26日上午8:01,在俄亥俄州的特洛伊市的马什超市，有十包青箭口香糖开始了世界上第一次商业条形码扫描。最初，条形码的使用推广的非常缓慢。到1976年底，只有106家美国商店在使用条形码。但是，这一现象很快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商店开始采用条形码技术，随着欧洲物品编码委员会在1977年的建立(1992年更名为欧洲国际物品编码协会，以显示其全球化程度),条形码的使用不再局限于美国。随着13位编码形式的管理条形码在北美以外的地区使用，以及作为一种支持电脑订货和为仓储业开具清单的电子数据交换方式，条形码技术被食品以外的部门采用，这些都促进了条形码的使用。②

为了预示一种更为重要的角色，统一产品编码委员会变身为统一编码委员会。

据统一编码委员会和欧洲物品编码委员会估计，今天全世界有近100个国家的90万个企业在使用条形码技术，这些条形码每天被扫描50亿次。这些条形码几乎出现在每一种交易类型中。航运业使用它来追踪和递送包裹，零售业用它来跟踪库存和调整定价，医药行业标记病人并给他们的信息进行编码。条形码在军队中的使用也颇为广泛。例如，从1995年始，美国国防部就在许多物流流程中使用产品编码。

的确，现在对条形码如此强烈的需求使它正不断拓展。新的电子商务规划已经准备就绪。到2005年，将世界范围的产品代码进行标准化的工作正在启动，美国的零售商预计在那个日期之前能够扫描13位数字，此后，按照计划14位的编码也将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采用。在全球范围内，适用于受空间限制的产品的新符号也正处于研发之中。

然而，普遍产品的代码并非普遍的。事实上，这些代码仅占了美国条形码使用的一半。大型的中介机构，如联邦快递(FedEx)、联邦包裹服务公司(UPS)和美国邮政服务公司(the US Postal Services)都建构起自己的专有条形码来运送邮件和包裹。例如，从1982年起，美国邮政服务公司在每一个系统运行的信封上都印上了代表地址的条形码。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创新形式也许应该是条形码技术的电脑等同形式，那就是支持电脑之间相互交流的一系列地址。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sig file,它创始于1980年左右，大概出现在像FidoNet等在线布告牌上。.sig file是网络地址系统中的一种，它是自动附着于电子邮件结尾的一小段短文，通常包含了如寄件人、职位、公司名称、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和各种各样的其他一些数字信息。尽管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用处，.sig file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包括图案在内的电子商务卡片。于是，.sigfile被用于生产Hotmail,作为最成功的商业策略之一，它在最初的18个月中就拥有1200万用户的免费网络电子邮件。现在在微软公司麾下的Hotmail拥有差不多6000万用户。

第三个创新是由像金普斯(GEMPLUS)等一小撮公司生产制造的用户身份识别卡SIM卡，其最初的普及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SIM卡是现代移动电话行业的核心。这个微型卡片能将被认证的使用者连接到网络，它还带有一个微处理器，上面存储了包括电话号码、安全数字等关于使用者的特殊信息，以及其他一些功能(例如，电话号码和短信的存储空间)。事实上，SIM卡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移动地址。

另一个创新，也许是最后的、也许是最强有力的创新即无线射频识别(RFID)标签。这些标签由一个芯片和一个天线组成，中间夹着塑料。发明于20世纪90年代，这些可回收的标签可以标记任何一种物体。它们的优势在于能够对每一个物体进行分别认证，并提供一个独特的身份和历史，这使得它们完全不同于条形码技术，后者只能对物体所属的类别进行相对简单的信息认证(比如，一盒宝氏麦片售价3.95美元)。还有一点与条形码不同的是，RFIDs可以在遥远的距离之外进行读取，即在读取者的视线之外。新一代的RFIDs更小巧(通常在面积上不足1毫米，厚度不足半毫米),使用无源天线则能够读取1.5米以内的信息和6米以内的主动信号。目前，此种标签太过昂贵，大约每个芯片价值20美分到30美分(而1个条形码的售价只有1美分),以至于它无法达到条形码的散播程度，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将会重塑生命的实践行为，而条形码则仅实现了一半。因此，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的是，通过对所有被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追踪的方式，以及被配送到销售地点，在未来甚至一直跟踪到产品被翻倒至垃圾填埋场，RFIDs将重塑供应链(通过对所有库存和装配过程贴上标签的方式)。①RFIDs也被连接到各种感测器上，因此它们可以对它们附着其上的产品状况进行实时更新。最后，RFIDs希望能使产品变得更加主动：目前这种可能性正在逐步实现，但是，它明确的意图在于使产品能够与环境进行创造性地互动。它们通过读取所有其他RFIDs在临近区域所播散的内容而发现自身所处的环境。于是，一种持续的信息化个体生态学正在形成中。

因此，许多货币印刷机构和中央银行(例如，欧洲中央银行)都如人所料地在探寻RFIDs的各种可能性。的确，欧洲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到2005年在所有欧元内植入RFIDs。当然，这些芯片极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因为几乎任何事情都将被贴上标签(包括赃款，毫无疑问还有人类：一家位于佛罗里达的公司已经研发出一款与人体组织可以兼容的RFID芯片)。的确，基于“小天使”计划的可能性和使用RFIDs所开启的目前其他类似的监督方案①,未来令人忧心忡忡。

第三种结果就是通常被移动通信文化称为是“超协调”或“微协调”的增长。②以上勾画的此类技术的发展使得持续的追踪，即跟踪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动者成为可能，以产生先前所不能达到的不同层面的协调。“超协调”的与众不同在于它的不断接触和不断调整的特性。不断的接触特性使得它与行动者的持续接触成为可能。不断调整的特性使根据特定时间和地点对协议进行修改以达成目标和发表新的协议成为可能。换言之，在一种持续的、不断调整的基础上进行远距离的协调与再协调是可能的。于是，“超协调”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相遇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通常所谓“有计划的机会主义”,即一种即时的协调。③相遇可以像在公开场合排练复杂的芭蕾舞剧一样不断改进。①

类似FedEx这样的快递公司，每天用船运送300万个包裹，大约使用3700辆货车和卡车、720架飞机和4.7万快递员，它们就是以超协调来完成的。astminute.com名副其实地提供了对机票、酒店房间、包假游等项目在紧急时刻的供应，从8500个供应商到350万的注册客户的需求，这些都离不开超协调。青少年手机用户不断通过手机与朋友会面也一样离不开它。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类型的重复。它使得事物可以根据与它们相关联的不同机会而表现各异。通过一系列技术和知识(二者不可分割)的应用，一种更具操控性、更开放的重复类型已经产生，它也是一种不断通过束缚和解放自己以寻求在任何时刻最有效地利用时间和空间的方式的新的类型的流动经验主义。

我认为，这些发展成果产生了一种关于定位和排序的新的体现性现象学，它“与自然科学所承认的属性相一致”①,以模仿生命的高度复杂的系统为背景。如我所知，这是因为在一个自证预言中，高度复杂系统(通信的、物流的等)的确可以对生活进行建构，且其建构方式越来越具有适应性。这一新的现象学开始建构人类生活，通过特殊的方式对通信、存储以及协作范围的具体化能力进行揭示，这一特殊的方式特许了一种流动的、忙碌的互动，最为典型的就是“人类的”认知活动，并且，这一方式将那个概念重新输回到信息化设备和逐渐环绕我们的环境中。②于是，我们也许能看到这一历史性的新技术无意识的轮廓，正具体化于即使是最普通的活动中，如那些高度复杂的软件游戏，它们对规则导向的秩序越来越不敏感，而依赖于一种对应激性的敏感和感觉，这是一种有计划的机会主义的体现：

以任天堂64中这一最成功的作品，即第一款《塞尔达传说》时之笛的游戏为例。《塞尔达传说》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互动娱乐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故事情节完全隶属于古老的神话世界——一个拥有魔法的少年去营救公主。尽管作为一个控制系统，《塞尔达传说》拥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结构，成百上千相互关联的目标和谜题分布在整个游戏巨大的虚拟世界中。移动你的游戏人物并不难，但是，要想明确你想要让他做什么则需要数小时的探索、尝试和失误。在传统的可用性标准看来，《塞尔达传说》根本是一团糟：你需要100页厚的指导书来建立起规则。然而，如果你将不透明性看成是此项艺术的一部分，那么,整个体验过程就会发生变化：你在探索这个游戏的世界，同时还有游戏的规则。

想想那些愿意沉溺于《塞尔达传说》的十岁左右的孩子们。对于他们而言，为控制这个系统进行的挣扎看起来并不算是挣扎。他们在对屏幕中的途径进行解码——猜测行动与结果之间的随意关联，构建关于系统基础规则的有效假设——甚至在他们开始学会怎样阅读之前。人们惯常认为，这些孩子对解决谜题更加敏感，比看着电视长大的一代有着更强的动手能力，这种说法无疑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认为我们在强调这一代在操作他们的游戏杆上多么具有天赋的时候漏掉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发展出了另外一种技能，它与耐心有点类似；他们更能容忍失控的状况，更能容忍规则不起作用时的那些试探性的状况，以及极少有目标是被清晰界定了的现实。换言之，他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来迎接这个更加隐晦的应激性的软件控制系统。未来对互动性设计的努力将会以启迪我们的方式，以超越公主和魔法等侮辱智商的方式，来开发宽容能力——控制能力的悬置。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