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表演中的管理者(1 / 1)

1.视界(发现真理)

重塑商业的主体使之能够从新的角度观察新事物,这需要相当的勇气:呈现商业力量和认同新的方式正在被生产出来,这些新的方式将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商业杂志通常承担着这种再塑造的任务。当《财富》于1930年开始在美国发行的时候,它意在描述美国商业的自我形象。亨利·R.卢斯(Henry R.Luce)在对该杂志的介绍中说,“有哪一种出版物能够描述出现代商业的所有方面的英雄事迹,或者能够成功地表现出那种挑战性的人格、重要的趋势以及这种极为激动人心的商业文化所带来的持续感觉?”①因此,卢斯的《财富》杂志价格不菲,且刊载有高质量的报道和照片;作者和编辑甚至发明出如“企业故事”和顶尖企业的历史等新的报道形式。《财富》为商业如何看待自己定下了基调。这个世界是严谨的、男性化的和“商业式的”,身着西服套装,背后是紧凑的办公室和董事会会议室,管理者们已经将一切掌握手中,掌控商业需要冷静的头脑和严谨的态度,穿着精干,双臂合抱,从正面或者下方拍摄出来的面部效果都是必要的。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种塑造商业的方式已经处于危机之中。我猜测,从80年代的金融市场开始,年轻商业人士不再希望仅仅被看成是一种商业形象的代表,这种趋势在一些徒有其表的商业杂志中仍在继续(例如,在英国,《商业》杂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希望被看成是文化的代表,这种塑造商业的新的方式正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杂志类型已经开始出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快速公司》。它于1995年创建于美国,出版于波士顿,但是它在美国各地都有一些办公室,该杂志目前每年发行10次。《快速公司》是“商业革新的手册”:“它还不仅仅是一本杂志;它还是一场变革……”事实上,它是一个文化武器,通过聚焦于对“新经济”——始终不懈的改变、高科技以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适应,这些都是新经济的前提——的思考以改变商业的自我形象,这个宣言既是一个符号,也具有充实的内容。

对《快速公司》杂志的症候式的解读揭示出五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试图生产出一种新的“虚拟”修辞,旨在将新经济的价值视觉化。为了达到该目的,它绝大部分版式都以模仿速度和改变视觉设备为基础,例如,模仿高科技的图片设计(看似电脑屏幕的像素化的页面)并能够进行持续的适应的图片设计,例如,通过扫描、植入和将各种形象混合在一起。绝大多数仅用于社交形象,这些象征性名字用来进行对话或交谈,但是它们几乎或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含义,例如,控制面板、框架装置、规则和主题图案,很明显它们意在模仿电脑屏幕。因此,一个封面设计师声称:“即便我不是在电脑上操作,人们也会认为我是,因为我的艺术风格非常硬朗,我使用了大量的明快又简单的色彩。”①第二,该杂志是高度形象化的。它是用来浏览的,上面很多文章都被分割成了片段——这要求相当高的与电脑设计相关的视觉认知能力②。第三,该杂志以对商业人士的半自然状态的描述为基础。他们经常拍摄一些身着校园风服饰的行动中的商业人士(尽管也不乏对身着西服的人士的重点拍摄)。数不清的特色人物传记(意图为那些在新经济中工作的人士树立榜样)强化了上述对商业民主风格的

描绘。第四,强调的重点是年轻。即便商业主体已经年过五旬,他们通常以年轻人的方式来装扮自己,同时也被按照这种方式进行描述:跑步、跳高,极少保持原地不动。第五,该杂志假设了一群“像我们”一样积极的读者,能够对它的文章进行反馈。它拥有一个大型的网站,支持在线的民意调查,还有一个被称为“公司之友”的、超过1.8万名会员的读者网,交流就是一切。

我们是否可以将《快速公司》看成是一项文化工程?显然,它试图生产出一种以新经济观念为基础的新的社区,以体现特殊的价值观并产生新的基本叙事:“你已经跟我一样”或“你可以成为像我一样的人”。然而,我认为,远远不止这些简单的模仿。它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有利于促进商业文化资本运转的方式,商业开始变得时尚、年轻、性感、体贴和有趣,商业不仅存在于工作中,还体现在大众文化中,这何以可能?我认为这首先必须被看成是对商业文化资本的促进。在所有针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分配研究中①,管理者们都被看成高度占有经济资本但在文化资本的占有上却少之又少。但是现在,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这是因为有着更好教育背景的新生代的管理者们——他们身上带有他们所属的阶级和时代的文化热点,并且他们急于获得这些方面所带来的尊重——已经开始出现。其次,还因为商业无论是在大家眼中,还是在它自身看来都已经今非昔比。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商业,它成为那些更新速度日益增快的“创造性”行业的主要文化基地,比如,流行音乐或电影,这些已经成为最显著的案例。最后,它的变化是通过诸如《快速公司》等项目的办公地点所提供的聚集点和传播渠道而进行的。

2.援引(表现真理)

2000年2月,在黑潭市附近的卢比豪度假村场地上的一个大帐篷里,40位来自阿斯达——英国第三大零售商——的管理者们,被要求表现松鼠的精神(使工作更有价值)、海狸的方式(控制追求目标的过程)、鹅的天赋(鼓励他人)。这是美国一家名为“共好”的公司独有的管理培训系统,②该系统显然是以美国本土的习惯为基础的,其设计是为了激励管理者:

阿斯达的苏·牛顿说:“我们为管理者们设计出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活动,它可以在所有同事之间展开。我们的目的在于使这个活动成为令人难忘的经历——其中关于动机、团队协作和领导方面值得学习的课程。”③

也许这有点异乎寻常,但是,却不再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在过去的10年间,管理培训——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约2.5亿美元的交易——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施为性转向,这一转向以对培训活动更为详细的设计为基础。以阿斯达的活动为例:

此项活动包括40名管理者,在一个建造的像林地的大帐篷中每周举行两次。地板上覆盖着棕垫,一条小溪从中穿过流向一个湖的模型中,湖中有海狸模型在修建着水坝。

塑料鹅悬挂在V形的天花板上,松鼠模型散布在画好的树上。团队成员们在仿制的小木屋中进行讨论以创造出阿斯达所谓“一种粗糙但完备的感觉”。成员们必须一同准备晚餐以促进团队协作。

当大家团坐在仿制的篝火面前,管理者们必须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管理方式,这些方式“共好”公司在回到文明世界后就可以被付诸实践。(规定禁止讲述真实的事情)①

为什么要这样表演?我认为,这些活动应该被看成是现在在商业中正被使用的,使不可见者变得可见的另一种方式,就此案例而言,这是身体的援引能力,这种动机来自何处呢?有两种主要的实践来源促成了这种转变。②首先,伦敦的塔维斯托克中心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所进行的实验,以及国家培训联盟于50年代在美国的实验,各种60年代的反文化的实验等,所有这些实验产生的管理培训类的活动是其首要来源。这些实践现在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对管理主体进行影响的实践中,这些实践活动从各种形式的交友小组到拓展训练课程。其次,由管理学对个体各方面展开的研究(尤其是人类关系的研究)所产生的多样化成果组成这些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细化到管理类的交谈、含糊的言辞、文化差异、情感投资,甚至是小幽默①。这些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现实中管理实践的一部分,尤其是通过大量的大众化书籍、培训,以及例如,现在流行的情感思考方式。②

这些实践作用于管理者的身体,形成了一系列强调援引能力的实践,尤其是那种将身体作为组织学习过程的关键因素加以利用的实践,这种学习过程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到更具强度的互动实践中而产生更“理想的”(例如,更具有生产性的、更具价值的)商业活动。对于这种经验型学习的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③,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影响,④换言之,关键点在于要释放管理者的身体所蕴含的潜能,尤其是创造的潜能。

然而,这个过程想要进行的前提是身体必须成为可见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被施加影响。各种使得身体变得可见的方式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不能以过度规定的方式发生,比如,通常应用于劳动者身上的各种形式的限制,必须是以一种利用相对开放的互动而产生的参与性的方式:

如果我们相信,在组织中人们以创造性的实践参与到对组织目标的追求中,且这种实践是不可能完全被制度化的过程所把握的,那么,考虑到过多的控制会挫伤这种能够使实践变得高效的创造力,我们会减少指令。我们需要确认,我们要使组织成为那样的社区,即随着这些实践的发展会变得越来越成功的社区。我们要重视社区建设工作的意义,还要确保参与者能够享用他们学习时所必需的资源,以便充分利用他们自身的学习能力去采取行动和做出决定。⑥

如果这个社区建设的过程是成功的,那么一个致力于创新的组织就会形成,尤其是,这将释放管理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可以对管理者的想象力施加影响的方案。①然而,几乎所有方案都要生产出“严肃的游戏”②的空间,即通过部分地控制灵感的产生过程来生产创新,这个想法使管理者们要为“意外做准备”,无论是在对意料之外的事件的开放度和适应性上,还是在预见异常事件的能力上:

创新需要即兴发挥。它不在于严格地遵循“游戏规则”,而在于严格地接受挑战并改写它们……与其说创新是创造者思想的产物,倒不如说是他们行动的副产品……

严肃游戏的实质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和兴奋感,严肃的游戏以创造新的价值方式面对未知数并即兴发挥,任何使人们能够提高他们自己进行严肃地面对不确定性的工具、科技、技能或玩具,一定都可以提高创新的质量。③

然而,为意外做准备并非易事,大致而言,这需要具备三种品质。第一种是文化的。④所有成功的学习和活动都需要通过培养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Prahalad)所谓战略意图和使命感——“在建立方向感的同时也为员工创造意义”⑤——的方式来吸引**和公司“全部大脑”的所有感官。第二种是创新型团队的建立。团队的整体要大于它们各部分的总和,因为它们能够通过各种类型的技巧——如对一个问题展开集体自由的探讨、角色表演、有目的的转换比喻、经历震惊、标杆管理等——有效地利用团队产生

的事务性知识①。第三种是设计出有利于团队进行创新的思考空间。简单说来,这可以是一个具有高度可塑性和适应性的,可以提供大量选择和感官刺激的空间;或者,它也可以指那种高度细化的产生创新的方式。②

以上这三种品质事实上都需要通过设计出明确的值得记忆的活动③而获得一种“承载”知识的能力,这些活动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基于这些要求,难怪很多商业组织开始尝试着从作为建设社区、协调创造力以及搞活空间的知识和技术宝库的表演艺术中汲取灵感,以赋予社区、创造力和空间以生命力。④以下四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趋势。

第一个例子来自不断增强的通过“战略性的故事”来产生归属感的欲望。企业正在被建构成带有自身的叙事社区。例如,耐克公司拥有一个始于20世纪70年代讲故事的项目,许多资深管理者将大量的时间投入该项目上。该项目最开始以一小时课程的形式面向所有的新员工。现在,这一任职培训持续两天时间,公司设想将这一过程延至一周并在“耐克大学”进行。故事讲述者的演讲的中心在于创新和继承:

当耐克的领导们讲述鲍尔曼(Bowerman)教练在决定给他的团队配备更好的跑鞋,并跑回自己的工作室将橡胶注入家用华夫饼烘烤模的故事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讲述耐克著名的“铁模鞋底”是如何诞生的,也是在讲关于创新的故事……“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历史”,43岁的培训师兼故事叙述者皮尔森(Dave Pearson)说。“但是我们拥有的却不仅仅是历史,我们有自身的传统,至今它依然发挥着影响。如果我们能够说服人们相信这些,他们就不会仅仅将耐克公司看成是一个工作的场所。”①

绝大部分现代公司的故事讲述都受到“作为剧院的计算机”运动的启发②,“数字化讲故事”的潮流也加强了这种趋势:

57岁的达纳·温斯洛·阿奇利(Dana Winslow Atchley),利用现代化的工具——计算机、扫描仪和录像机——改进了古老的讲故事方式。他帮助这些公司去获取它们的文化产品,去呈现它们吸引人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加工得更加引人注目和使人兴奋……

数字化叙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发生于艺术家和商人之间的一种运动。普华永道律师事务所53岁的比尔(BillDauphinois)是发起这一运动的人之一。他使用这一方式来向会计和咨询团队的成员讲授关于普华永道的品牌。他搜集了关于普华永道的创始人、资助人以及客户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做成数字视频,将它们储存在电脑上。现在,他带着这些表现公司核心价值观的视频故事四处旅行,传播给各处的员工。

“品牌的建立依靠故事,”他说,“认同的故事——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是最有效的故事。这是将这些故事带入生活中的最有力的方式。”③

第二个案例是通过使用艺术风格来放大新的想法以促进公司的价值观的交流和创造。例如,目前相当流行的是将各种不同的戏剧种类应用到现实商业环境中,比如,站台剧、婚配剧、即兴剧和街道剧等。以惠普实验室国家人事部经理的芭芭拉·渥芙(Barbara Waugh)为例,她将“读者剧”当作一个体现不同选择和对战略进行解释的整体,同时应用到实验室和公司中。例如,在一出由员工主演的面向其他同事的剧中,关涉的问题是,是否要将福利延伸至男女同性恋员工的长期伴侣。该剧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现了人们的偏见和所面临的困境,这使得高层管理者们推翻了最初的(消极的)决定。戏剧使管理者们亲身体会到那些尴尬的经验,而这些却是员工们先前曾普遍反映过的问题。①在另外一出戏剧中,她的目的在于创造出一种新的公司研究方式:

她最不愿意使用的就是PPT,因此,她将自己的经验与街道剧相结合并创造出一出关于惠普实验室的“戏剧”,而不是创建一系列的PPT幻灯片。她将通过调查得来的片段变成对话,并招募管理者们充当员工,新入职的员工扮演管理者。一个班的人来出演30位高层管理者。“在演出的结尾,管理者们默不作声,”渥芙回忆说,“然后,他们开始鼓掌。这太令人兴奋了。他们真的明白了,他们最终理解了。”②

第三个案例是让真正的艺术团体来培训并协助员工对现实情境进行创造。例如,在英国,有大约80个由表演者、舞蹈者、艺术家、音乐家等组成的团队投身该领域中,它们展现真实的场景并在关键的时候停止征求反馈,或者激发更具创造力的思维方式。

公司开始对以更富创造力的方式建设团队产生兴趣,这种方式具有更小的威胁也更令人愉快,没有更多的规矩和冷酷的繁文缛节。当涉及发挥员工最大的潜力的时候,我们要向能够生产出新的灵感来源的艺术致敬。

玛莎百货、塞恩斯伯里超市以及联合道麦克公司,正在将这种新的方式应用到英国公司的管理培训中。位于华威市的欧斯福德公司,开办了一个塞恩斯伯里超市的实验室,以研究仅凭身体语言能够达到的交流程度。一个名为“交易秘密”的巡演剧团,在塞恩斯伯里超市开办一系列的传媒工作室并共同完成了电影《第十二夜》的全国巡演。员工们对首次出演莎士比亚戏剧(这本身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的激动程度与他们对游戏和活动的热衷程度成正比。

格洛斯特郡的“灵与肉”乐团,通过教授员工里约热内卢狂欢节风格的莎莎舞打击乐,使他们和谐一致地手舞足蹈,天生没有乐感的员工最终变成了随着韵律舞动的狂人,这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自信并教会他们如何协作……

它们的客户包括城市商业银行、辉瑞、维珍和奥尔普莱斯。布拉泽顿(Brotherton)说:“这对于建立自信和团队合作是非常有益的。障碍解除了,人们脱掉鞋袜开始跳舞。他们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

然而,正是同艺术一道,管理学理论才真正成为自己……伦敦的“现场艺术”公司使参与者在歌剧、戏剧、马戏表演和电影等演员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成功举办了自己的演出。

英国的一个商业咨询团队去里斯本进行了一次“亲密”之旅,他们要在一周内创造出一部完整的歌剧,相对于寻常团队建设的游戏而言,这是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改变,效果是令人激动的。一个参与者说:“在这两天之内你忘记了绝大部分的会议。我们会完完整整地记住这次休假直到我们85岁。”

商业赞助艺术委员会的项目主管蒂姆(Tim Stocki)报道了对这种培训需求的稳步上升趋势。“这一领域正在增长”,他说,“在很多年内对员工的要求都是思维严谨、关注底线,现在则要鼓励他们进行侧面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艺术是这方面的典范。”①

我想要集中精力进行探讨的是第四个案例,用戏剧性的手法来取代墨守成规的方式,并因此产生更多创造性的成果。许多用来创造戏剧的创造力技巧,现在都被用以商业培训,只需列举少数一些案例就足够了。首先,创造性公司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伦敦广告代理公司圣路加②。作为一个定位于伦敦主流的广告公司之外的合作公司,该公司重组自身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创造力,并开始着手打破固定的模式,比如,精细设计的活动日程表(周一例会、股东日、圣路加日)。该公司现在已经如此成功以至于某些商业巡演要在它的办公室附近进行。或者以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一个叫作“娱乐”市场营销机构,一个传递“创造性的概念”的小型公司为例,该公司大约30%的收益来自教授其他公司如何更具创造力:

房间中大约有20个员工等待着被指导去构思自己的超级英雄,为这些英雄们创造环境,拟定他们的超能力,并发明克拉克肯特式的多变的自我……这些员工并不是在游手好闲、浪费光阴,他们也没有怪异的举动,他们在马上就要来临的截止日期前为一个重要的客户积极地工作着。但是,他们试图发挥出更多的创造力,这意味着,他们坚持认为,他们不能坐在无聊的办公室里、单调的会议室里,期待着除了乏味的想法以外还会有更多的收获。

“娱乐”公司无可争议的娱乐性工作场所影响着公司整体追求创造力的方式……当你将工作变成了激励人们成为自己、享受娱乐并尝试冒险的场所时,你就能够释放出他们的创造力。①

或者以史密斯(Rob Smith)从卡雷拉多州的艾斯蒂斯帕克镇出发的“思维的远征”为例:

一次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户外所遇到的挑战性的远征——这类似于一个针对思想的户外拓展训练营。“这是一个强化的非学习性过程,”史密斯解释说,“他们每天都很紧张、充实并被施加了苛刻的要求。没有排定的进餐时间,没有排定的休息。我们特意设计这个远征以便将人们从他们的‘懒惰地带’——这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正常状态——拽出来,因此,他们可以开始独立思考,来探索他们未知的,并发现完成任务的关键性问题的答案。”②

或者,以艾合买提的公司为例,它坐落于印第安人部落,通过仪式和礼节来传授“创造性的发展”。该机构将印第安精神传统的“大地智慧”与作为一种生产“可持续性文化转变”的学习型组织的原则相结合。

然而,我想要关注的是名为“商业发展联盟”的工作。该联盟是一个创建于1989年总值3000万美元的咨询机构,目前约有150家合伙公司,办公地点从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梅达、智利的圣地亚哥、墨西哥的科洛尼亚波朗科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它的咨询业务遍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爱尔兰、意大利和瑞士。从某种程度来说,该公司是怪异的,然而,它也是某种行为方式的典型代表,并因为它特别钟情于将特定种类的学术知识转换成实践而使人着迷。

该公司以独具魅力且极其吸引人的费尔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Flores)的形象为其基础。在非常早的一段时期内,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任命弗洛雷斯掌管智利政府所拥有的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成为经济部长,然后是财政部长,在此期间,他在将控制论应用到实际经济管理问题的大规模工程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阿连德政府倒台之后,他被捕入狱许多年。被释放之后,他于1976年移居美国,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了一个博士课程,该课程覆盖了几个领域——哲学、计算机、运筹学和管理。尤其是,他利用海德格尔的著作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语言理解成是一种构成性的媒介,将交流作为一种承诺行动的结构。①除了“发送信息”“撰写报告”“做出承诺”以外②,

从海德格尔那里弗洛雷斯明白了,语言不仅传递信息而且表达承诺,人们通过比较评价和许诺而采取行动。他总结道,如果计算机能够记录并处理承诺,而不是简单地传递信息,那么它会更高效。③

按照这种想法,弗洛雷斯于1979年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并开始了多变的职业生涯,包括开创一系列软件和咨询公司。他还完成了一本关于软件设计的重要且颇具影响力的书籍④,该书认为计算机在本质上是关于交流而不是计算的:“计算机不仅是依靠语言来设计的,而且它们本身就是语言的配件。它们不仅反映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同时当我们在语言中进行自我创造的时候还创造出说与听的新的可能性。”⑤很显然,弗洛雷斯已经将培训看成是达成这一计划的补充因素,因为“通过设计来完全避免崩溃是不可能的。能够被设计的是为那些生活在特殊故障区域的人提供的帮助,这些帮助包括培训”。这些培训致力于教授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的人如何实现许诺和承诺:“如何培训人们提升自己与他者合作的效率,这个关于‘为行动而沟通’的培训为人们揭示了他们的语言行为是如何参与到一个人类承诺的网络之中的。”①

弗洛雷斯的观点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表达的非常充分,这本书是与查尔斯·斯宾诺莎(一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及商业发展协会的副主席)和一位享有盛名的哲学家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合著的。②对于这些作者而言,创新不可能被还原为一系列稳定且规则的程序,一种能够应对世界上的各种事实系统性的方法。相反,创新是通过培养人对异常情况的敏感度而打开人类行为性的空间,它是一种有目的的改变我们观察和理解问题的尝试,也因此改变了事实本身,于是,创新是“为了改变敏感度,而不是知识”③

该书还“综合”评述弗洛雷斯转向的方法:

我们的代表……最初是国家经济计划执行部门的领导,他认为,一个处于他的位置上的人首先要考虑的是确保他的办公室能够生产出对经济最有效的模型,以便使之能够指导社会中的每一个经济机构来提高效率和功能。尽管他的任务是一边开发模型一边去评估其他人开发出来的模型,但是他几乎没有时间去完成此项工作。相反,他总是在交谈,他解释这个解释那个,跟这个人交谈跟那个人交谈,让A与B相接触,召开记者招待会,等等。对他而言,他看似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如果我们将工作看成是执行某项任务以生产出特定的产品的话,那他的确没有做什么。然而,这位企业家没有简单地让自己受限于这个事实,即他所从事的与他认为他应该从事的是有差异的。相反,在作为异类的生活中他保持着这种怪异。

作为一个异类并保持怪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要求他总是对发生在自己生命中的怪异保持敏感。在上述例子中,这位企业家总是敏感于他的工作,不在于生产出任何具体或抽象的理论,但尽管如此,他依然在工作。他对异常现象保持敏感,这最终导致他去学习言语行为理论的课程,并找到了通向异常的钥匙。他意识到他工作的异常之处事实上也正是它的核心特征。他明白了,像工匠一样的写这写那,或者像熟练的技工一样打造这样那样的造型工作,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相反,目前的工作就是对人类活动的协调——开启关于不同话题的对话并产生执行某种行动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①

结果,这种以对话和承诺为核心元素的工作构成了商业发展协会的实践内容,该协会旨在对特殊商业活动的性质进行重新描述,成功实现这一认同的转变会促进对事物的重新理解并为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领域带来转变。换言之,他们的目的在于增加对不规则性的敏感性,并因此通过强调“新的认同、责任、权力、情感和价值观”②方面的言语行为的生产性,来改变社区内事物的状态,从而提升创造力。这些实践意在通过完全诉诸作为体现性行为的语言而产生信任,这些语言能够创造新价值和新世界:

你可以畅所欲言,弗洛雷斯说,但是如果你想要采取有力的行动,你就需要掌握“言语行为”:语言规则能够在同事或者客户之间建立信任,词语实践能够开启你的眼睛使之面向新的可能性。语言行为是强有力的,因为人们所参与的绝大部分行动——商业、婚姻、教育——都是通过对话形式展开的。然而,绝大部分人说话不带有任何意图;他们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带着意图说话,你的行动就会带有新的目的;带着权力说话,你的行动就带有权力。

作为结语,弗洛雷斯使用了剧本,意在虚构出转型能够发生于其中的真理和信任的各种情节。话语成为打败偏见和先见的武器:“要使用能够实施行动的语言,你必须进行评估(以鉴别真理)和产生承诺(以产生信任)。”②评估通常都是比较残酷的,因为“如果我们被要求给出放弃自身的条件,我们会倾向于反抗而不是转变”③。实际上,他的意图在于通过剧本的需要和反响来使言语行为摆脱无用这个污名。承诺需要做出大胆的许诺,并通过询问更多的管理者来采取行动并最终建立信任:“故事产生价值。价值就在于创造新的可能性。”④这些都需要身体的参与:

弗洛雷斯突然变成了瑞安。他把双臂抱在胸前,缩成一团,怯懦地说:“我觉得它会为我们带来优势。”然后他大叫道:“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力量。你要将自己的身体放进去,不然故事中就没有真理。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无法将你的观念销售出去,甚至无法说服自己。”弗洛雷斯站在那里,唾沫从他口中飞出。他用自己的全身在传递着这个信息。“瑞安,你是呆伯特的领袖。你却永远没有自己的立场。现在你听从费力克斯(Felix),他就是温顺的化身。你知道自己应该处于什么样的情绪中吗?就是那种认为生活艰难的情绪,不要太过于乐观,明年,我们要比今年的损失减少一点。如果你情绪不对,你就会对此视而不见。我上一次犯这个错误使我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①

那么,关于显现快速主体的新方式,我们能说一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说,通过新的“自我的技术”,身体能够被训练以至于带领主体走出管理的困境,尤其是以人文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活动成为制造虚构的事实方式,它是想象力的具体呈现,它是一种援引能力。

3.基地(真理的地理学)

现在让我开始进入我想要探讨的最后一个内容:空间化的实践。产生创造力、创新的新方式与新的传播地理学是分不开的,后者旨在为创造力和创新的发生创造条件。我将会涉及三种目前尤为重要的传播地理学。

首先是管理层的旅行者对世界持续进行的划分。曾经有段时间,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商业旅行的频繁程度将会最终由于信息科技的影响而有所下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劳动力变得日益可移动,商业旅行的量在持续增长。

人事部门的人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断减少。对于他们而言,与同事一起出席公司的会议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在家中花在项目上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多,在公司之外与客户、商业伙伴花费的时间也日益增多。就此而言,美国大约有25%的劳动力是处于移动中的。在英国,这个数字是35%,且还在增长中。到2010年止,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60%,并随着工作类型和文化的不同而不断地变化。

至少看起来,商业旅行的增长部分是因为试图发动知识创新。这一以当涉及头脑风暴、令人振奋的**或者是使得多种偶然发现成为可能时,这个世界上所有科技都无法取代面对面的接触,至少现在没有,或者永远也不会。一份对地理上分散产品研发的研究发现,执行复杂任务的团队员工愿意拥有比他们实际上需要使用的更加“丰富的”媒介(即能够支持更多渠道、更多互动的)。传真对单向通信而言已经足够了;电子邮件提供双向的、不同步的以及相对没有情感的交流;电话针对的是不需要视觉辅助的交流;在精细的身体语言并非必要的时候,视频会议已经足够。然而,面对面的交流是最丰富的多渠道媒介,因为它使所有感官都能够发挥作用,同时它也是互动的和直接的。①

然而,信息技术逐渐成为一种促使这些创造性的互动能够发生的方式,因为它为管理者们提供了一种与公司总部保持关联而不是由总部来控制周边的方式,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在公司周围更多地开展面对面会议的途径。总部可以过来参观、控制,或者更准确地调制,都是在流动的过程中得到执行,②例如,以普华永道的首席知识官艾伦·纳普(EllenKnapp)为例:

她的生活需要奉献精神和条理性。性格坚定且乐观的纳普女士认为自己是很有福气的,她的体质使她免受时差困扰,她有两个都已经成年的孩子,还有两个极其高效的助理,她把他们比作美国国航局的任务控制中心。她一有时间就进行锻炼,并且对自己熟悉的活动和酒店情有独钟(伦敦的利兹酒店,因为有再报客房情况的服务而赢得青睐)。普华永道试图使她的生活更为舒适一些,比如,将会议安排在一些中心城市(例如,所有北美合作伙伴都在洛杉矶聚首);还在办公室中开创了一项“旅馆式办公”的政策,当类似纳普女士这样的常客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为之提供办公桌和电话。“我在哪里,”她说,“我的工作地点就在哪里。”

这种现代感令人羡慕。同时,她对自己工作的描述也很难使人不觉得疲惫。难怪这无休止的飞行会引起管理者们越来越明显的对压力的抱怨。事实上,过度劳动的美国也是一个超额出差的美国。

问题也由此而出:这些旅行真的是必要的吗?毕竟,纳普女士是一个首席信息官。普华永道所生产的计算机硬件的一个功能就在于使大型公司看起来变小了。公司的内联网应该是用于交换知识的渠道。廉价的通信设施的目的在于缩短距离。为什么要专门跑到法兰克福或者亲自跟一个会读邮件或者能够参加视频会议的同事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呢?

问题的答案是,看起来技术更像是协助旅行中的纳普女士与家庭联系的方式,而不是与遥远的各个办公室进行协作的方式。如她所言,技术要以信任为基础。普华永道在152个国家拥有差不多15万员工:一封来自一个与你素未谋面的人的专横邮件可能会使你将他拒之千里……纳普女士认为你要先跟人们见面:“做手势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活泼的女士而言,她的说服力的确可能会被邮件完全掩盖掉。

仅仅知道别人并且说服了他们来一起分享知识只是成功的一半。像普华永道这样的重量级公司如果想要充分发挥出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他们必须使大家彼此能够碰撞出新的点子来——这看起来都依赖于直接的接触。坊间的证据显示,所有宣称来自几乎处于不同地点的两个人的设计成果中,咖啡机旁的闲聊更会带来大量臆想的新产品。①

那种能够通过精心设计流通样式以提升创造力的办公空间的构造将我们引到了第二种流通的地理学。②办公空间以这种方式设计以便它“可以通过提供有助于面对面的互动机会来最大化学习的可能性”③,同时,它还能够承载巨大的信息量,以便促成和扩展这种互动的机会:“那些在上班之间进行的、能够决定办公室设计的交谈,与这个工作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关联。”④因此,新的办公室的设计思路从旧式的“巢穴”和“细胞”空间转变至“书斋”和“俱乐部”空间。前者以惯例化的文书处理过程和个体化的领域为基础,有区别地表现出对不同资历的嘉奖,而后者带来了整体性的空间,并通过互动性的团队协作和基于不同需要的有关联的团队项目,产生出事务性的知识。因此,办公空间的要求逐渐被设计出来。例如,日益明确的信息技术策略通过增强移动性以打破正式与非正式工作之间的障碍。固定的办公室越来越稀少,相反,管理者们拥有“着陆点”空间。最极端的是,如巴黎的安德森咨询公司,它没有固定的公寓地点,咨询师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预订地点,他们的所有物被存放于手推车里。办公空间的要求逐渐包含了所有会议空间形式:大型会议室、小会议厅、休息室、厨房,等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建造一些室内的道路,路上有咖啡馆、饭店、室内小酒馆,加拿大的一家公司甚至还建有一个禅宗花园。办公空间的设计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缩小至最小规模。例如,高度互动性家具的范围已经被设计出来,从放置在小会议厅的可以迅速移动的家具,到可以拆分空间的家具——经细致的观察发现——能够促进人们进行互动。

这种类型的新的办公空间还有很多①,在这里我只关注其中一种。这就是由尼尔斯(Neils Torp)设计,于1998年投入使用的英国航空公司的总部:

当英国航空公司决定抛弃希思罗机场跑道旁陈旧的办公大楼时,它的老板鲍勃·艾林(Bob Ayling)决定“改变他的办公室,改变公司的文化”。艾林先生……深信该航空公司是隶属于公共服务部门时代的官僚主义的残余物,他希望利用新的办公室作为与过去的决裂。

一踏入英国航空公司的前门,你很快就能发现它的转变。穿过像成排的签到桌一样的接待员,你走入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的起落架的两个巨大的轮子之间。连接六个小办公区的主走廊是一条乡村小道,上面铺着鹅卵石,两边是林荫道。这栋建筑的核心特意模仿了英式的乡村广场,工作人员从地下车库上来必须要步行穿过广场然后到达自己的办公室,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确保人们穿过岔口并进行轻松随意的交流。

约翰·伍德(John Wood)是航空公司太平洋带状地区市场的主管。和其他雇员一样,他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每月有两周时间他都待在公司总部,他在员工的工作区域附近拥有一个“着陆点”。改革之前的航空公司固守着旧官僚的规矩,管理者们高高在上,与他们的员工分隔开。

艾林先生说,当他想要和其中一个主管交谈时,他必须穿过大楼,在路上遇到一些人并寒暄几句,“我在几天之内学到的比我之前一个月学得还多”,他表示道。

这栋建筑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公司总部;在乡村广场旁边的右边,还建有一个用于培训的基地,这个基地的外形是一架大型喷气飞机的头等舱的模型。每一天都有100个一线的客舱乘务员或者地勤人员在那里接受培训,艾林先生认为这也能够打破办公室管理者和一线雇员之间的障碍。

仅靠一个世界一流的建筑也无法确保这个观念的执行。英国航空公司已经投入了1000万英镑(1600万美元)进IT时尚业;雇员带着数字无线电话(同时也是他们的办公室座机)四处漫步。他们甚至可以通过电子方式从当地的商店订购杂货,并要求在他们回家之前送至他们停在车库的车子里。①

还有另外一种流通的地理学,即通过信息科技将不同的行动者聚集起来,而逐渐开始形成能够促进知识共享的新机构所建构的地理学。现在存在许多此种类型的知识共享型机构,无论是公司内部的或公司之间的。属于公司内部的有,比如,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全球知识共享网络,目的在于通过信息技术促进合作伙伴之间持续的知识共享。属于公司之间的有,比如,网络上建立的为数众多的“思想工作室”,一些以试图创建对信息共享地图的虚拟模拟为特征的公司,如策略地平线公司的网站。因此,此种地理学试图围绕特定的创新强度生产出“一群”商业组织和人员,其依据的原则是创新常常发生于打破界限之后的观念分享。例如:

为了促进“具有创造性的聚集效果”,营销委员会和伦敦商学院创建了一个创新共享机构,处于一个网络中的各个公司都积极地通过交换思想和共享经验来提升创造力。贸易和工业部长斯蒂芬·拜尔斯(Stephen Byers)于周二为其剪裁,这一共享为会员公司提供了一个网站,便于了解创新观念和一系列创作室、研讨班的情况。①

这些机构的建构对于技术项目方面非常依赖,如速度和共同协作的能151 力。但同时也需要人类的概括能力,如简易化②,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虚拟的聚集,这些聚集起来的族群作为知识的“舞台”使创造力能够被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