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生产灵活又具有上进心的主体也能够给其他组织带来利益，而不仅仅是给国家。正如前文反复提到的，现今随着国家与跨国企业的利益趋于一致，该兴趣也开始大肆发展起来了。它们通过强调生产适合于经济发展的主体的能力，将自身重新描述成经济发展的担保人，企业成为新的作为供给方的国家的特征与目标。今天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接受了现代性的那套修辞和标准，它的基础是将公民塑造成积极地寻求生产的角色，非常类似于积极态度的矿藏资源。这套修辞以一些关键的管理学隐喻为基础——全球化、知识、学习、网络、灵活性、信息技术和紧迫性——这些都应该被整合进那种新的拥有强大意志的主体中，他们的辛劳将给国家的经济竞争注入动力，也将带来更加充满活力的公民。

许多亚洲国家都带着美好意愿将知识经济的修辞学引进本国。因此，除了看似产生这一修辞学的明显经济优势之外，知识经济的修辞学尊重并缩小种族差异，并提供一套无威胁(或者让人挑不出毛病)的民族主义的叙述。①也许在这些国家之中最热衷的参与者就是那个家长制的但最终成为实用主义国家的新加坡②,一个独立于1965年的城市国家。的确，有观点认为，新加坡已经使有基础的管理学理论成为现实，那些大型书店中密集成排的管理学书籍中所包含的幻想已经体现在该国家的公民和“拥有专业的技术”移民者身上，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在新加坡，积累通常被看成是一生的工作和一种对自身生产的热情(对消费的热情——新加坡人被看成是“专业消费者”)。

在外界的影响下，新加坡适时地调整其经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这个“现代的集权国家”奉行着一种独立后“生存第一”的话语：包括现实中的和人为的对国家领土狭小和对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及近期与中国不可避免的竞争等的频繁的隐喻；传统地理优势的日渐丧失(如港口)、自然资源的缺乏，以及因此产生的对其人民的依赖。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似乎验证了这些担忧。在此次危机中，尽管新加坡仅处于危机的边缘，但是其增长率从1997年的8%跌落为1998年的1.5%。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措施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削减了15%的工资，工业资产租赁减少了30%,放宽对金融领域的限制(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在国内银行业进行投资)。然而，尤其是在稍后的信息技术工业的衰退以及对全球经济不景气预期的共同作用下，这次危机促使新加坡的长期策略发生转变。

新加坡政府担负着重振经济领域的重任。自1959年起，人民行动党领导下的新加坡政府是一个依靠技术统治的“柔性专制主义”政府，贸易及工业部是经济管理最重要的正式机构。该部仅有一个行政部门——新加坡统计局——及9个法定委员会(半独立的资源丰富机构)在该部门的管辖范围下制定政策和程序。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法定委员会是：

(1)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

(2)新加坡生产标准委员会；

(3)新加坡贸易发展委员会。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委员会①成立于1961年，负责新加坡经济发展策略的制定和执行。②由于资源和人工相对富裕，它经常会受到资本的文化回路中的管理学大师和咨询师们——如汤姆·彼得斯，加里·哈默尔(GaryHamel)和迈克尔·波特(后者从1986年始在经济发展委员会就职，2001年荣获“新加坡的商业之友”称号)——定期的光顾。

经济发展委员会是新加坡境内经济转型的主要塑造者和协调者，其中几个精选的委员会以一次性或特别报告的形式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塑造者，他负责新加坡有经济竞争力的委员会在1998年发表关于亚洲危机的报告；作为协调者，经济评论委员会①是新加坡本土的国家网络和私人部门的代表，主要任务在于对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转型提供建议。最新一届的经济评论委员会是由原总理吴作栋(Goh Chok Tong)于2001年10月创建的，旨在“对我们的发展策略进行深入地考察，并形成经济重构的蓝图，以使我们能够安然度过目前的衰退”。该委员会的组成：九位政府或政府职能机构的成员、两位联合国代表以及九位私人部门代表[包括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新加坡分校的校长阿尔努·德·梅耶尔(Arnoud De Mey-er)]。阿尔努·德·梅耶尔同时也在经济评论委员会的下属服务性产业委员会任职。

现在的经济评论委员会在2001年被赋予相对新的指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建经济评论委员会的最初目的是使服务部门能像制造业一样高效，从而使经济发展更加多样化，于是在一个城市国家内发动了“双引擎”②。这一服务导向的计划随后便同“知识经济”的隐喻融为一体，后者自90年代起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正如科艾(Coe)和凯利(Kelly)在谈到新加坡的案例时所说的，“知识经济”的说法首先出现在1994年总理的演讲中。③到1998年，这一短语已经开始在一定的范围内流传。一年之后，它已经广泛流传起来，“看起来已经成为新加坡所有部长、官员和媒体评论员的日常用语”④

与将新加坡转型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稳健的，以知识为动力的全球产业中心”的目标相一致，经济发展委员会也公布了与之相应的详细的“工业21条”策略，作为该策略的结果，新加坡将有能力发展：

以技术、创新和能力为核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观念、人才、资源、资本和市场等方面成为中心。要成为国际的中心并参与国际化的竞争，我们需要有世界级的能力和国际性的影响力。我们的目标是使新加坡在知识型活动的竞争中处于领导中心的地位，并成为企业总部的可选地。

知识经济将更加倚重科技、创新和各种能够创造财富并提升生活质量的能力。为了知识经济的繁荣，我们需要一种能够鼓励创新和拼搏精神的文化，以及一种勇于改变和冒险的态度。①

正如这段引文和本章开篇处引述的李光耀的评论，新策略包含了要建构一个由一系列变化组成的集合，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主流文化的改变。而文化方面的改变意味着对新加坡劳动力的价值提升，使之通过不间断的学习而具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和拼搏精神。

“工业21条”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创建“世界级的”教育部门，在引进“国外人才”的同时，将新加坡的教育机构推向国际竞争(因此促进它们提升自我),并创建一个多元化的国际教育中心以吸引亚洲地区的学生。根据这一构想，这些教育机构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生产并散播知识，为新加坡本土和外国企业、新加坡本国的国家机构，以及亚洲东南部、东部和南亚地区的企业和国家提供支持。

关键在于，教育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关涉资本的文化回路中的核心机构，如商学院等。教育中心在理论上应该成为一系列产业聚集群的中心，并通过其他一些相关产业，如医药、工程和应用科学等发挥作用。

到2008年年底吸引10个世界级的教育机构，在新加坡或独立或似与当地的机构合作的方式创办新的教育机构、一系列大型的企业培训公司，这对于教育机构的升级有着重要意义。事实上，到2002年年中，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8个主要的教育机构都已经签署了协议(见表5.1),其中三个是西方顶尖的商学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其三个医学分部建立于1998年1月：约翰霍普金斯新加坡生物医学中心、约翰霍普金斯新加坡附属部门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国际医学中心。这些机构促进了同新加坡学术和医疗机构的协同研究与教育。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皮博迪学院也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创建了新加坡音乐学院(现在被称为杨秀桃音乐学院),协议签订于2001年。②

麻省理工学院，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于1998年11月，当地的合作院校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级工程和应用计算机领域。第一期合作一直延续至2005年，大约有100名教授和250名研究生，这些研究生都被授予麻省理工学院的证书。新一期的合作将从2005年开办至2010年，学员将被颁发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③

佐治亚理工学院，其亚太物流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该中心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合作项目。该中心专门培训以信息和决策技术为中心的国际物流行业，它促进了研究能力、双学位以及专业性教育的发展。④

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于2000年正式成立。沃顿商学院的教师在该校组织结构的形成和课程设置上起着引导作用。该校的研究中心在2000年拥有在校生306名，2001年800名，2003年1600名，预计最终注册学生人数将超过9000名(6000名本科生和3000名研究生)。一个耗资6.5亿美元的校园目前正在新加坡市中心进行修建。⑤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法国顶尖的商学院，2000年1月在新加坡建立了它的第二个校园。该校区耗资4千万美元兴建了一个教学楼，为新加坡当地的教师、欧洲校区的访问教师提供全职或兼职课程以及管理研讨班。2003年2月该校区共招募MBA学生255名。就在当月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决定开展第二个阶段的课程时，它将该校区的规模扩展至原来的两倍。①

芝加哥大学，其商业研究院于2000年7月创建了新加坡校区，提供每期可容纳84人的亚洲EMBA课程。该课程与芝加哥校区和巴塞罗那校区保持一致，任课教师也都来自芝加哥。②

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其技术研究所创建于2001年5月，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共同管理。该研究所提供各种课程和项目，以图在基础工程概念和产品设计与发展等两方面保持平衡。无论在荷兰还是新加坡，埃因霍芬理工大学都与飞利浦公司有着密切的关联。③

慕尼黑工业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于2002年共同开设了一个工业化学专业的联合硕士学位，2003年末开设工业和金融数学专业的联合理工硕士，除了上述几个专业，新加坡的德国科学技术研究院还与之协同开设了管理培训和合同研究等专业，其中不乏大量的专业人士参与。④

斯坦福大学，其和南洋理工大学于2003年2月签署了学术合作备忘录，将在环境工程领域提供联合硕士课程。斯坦福新加坡合作教育课程始于2003年6月，将同时包括远程教育和面对面交流等不同的形式。⑤

康奈尔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于2003年2月签署了学术合作备忘录，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和新加坡的国际酒店管理学院一同创建了康奈尔南洋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该学院于2004年成立，在提供研究生学位的同时也促进亚洲酒店行业的研究。⑥

杜克大学医学中心，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于2003年6月签署了学术合作备忘录，于2006年在新加坡创建一个医学研究院。①

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于2003年7月签署了备忘录，双方将开设干细胞研究、组织工程学和生物工程学三个领域的博士课程。②

印度理工学院，于2003年5月正式通过了2004年创建新加坡校区的决定。该校在孟买、金奈、新德里、卡拉格普尔、坎普尔和洛基等多个城市都有校区。最近又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进一步确定了具体的合作形式。

这一令人震惊的发展趋势依然可能持续下去：2003年8月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长发表声明说，一所外国大学即将在下一年内被获准，在新加坡建立面积巨大的分校，提供从人文到工程等广泛领域的课程。这还不包括许多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的培训机构，有专门培训金融管理和金融专家的成立于1997年的纽约金融学院、摩托罗拉大学东南亚分校、英国大东电报公司、花旗银行、荷兰银行、意法半导体公司、朗讯科技公司等。

总而言之，在新加坡政府看来，这些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在重塑当地公民，从而在重塑其经济的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将新加坡作为临时平台的7.5万—10万名技术移民而言，这也是难得的机会。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虚拟回路的创造：吸引拥有国际性人才的“最顶尖大学”;这些人才创造出知识和拥有知识的主体；这些主体通过他们的行动和网络，创造出能够激活基于知识工程的专业性工作。如尚达曼(TharmanShanmugaratnam)所说，政府正式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新加坡人种”:

我们拥有一个高效的机构和可信度很高的政府。强大的金融系统和社会是我们行动的基础。现在我们所期盼的是，新加坡人民能够成为更加坚强的个体，他们能够以一种国际性的视野和具体的实践经验更好地适应这个商业社会。①

最后，当地政府认为，顶尖的商学院能够为新加坡提供与跨国企业有着密切关联的珍贵的“国际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