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本章开头先简要陈述我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是有必要的，因为这种观点与阿特沃特和曼科夫等的观点有着迥然的差别，他们经常将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混为一谈。第一，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日益被抽离，即越来越抽象和脱离其实体。资本主义的经济变得越来越疏离②,当然，这是通过各种类型的机械和其他设备在时空中被建构起来的，但是这也产生了一种有着复杂互动关系的、多样的时空形式。这种疏离造成的结果是通信的不断增强；从很多方面来看，资本主义企业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比任何时候联系得都更加紧密。第二，我认为货币并不是脱离“真实的”经济在发挥其作用，并在暗地里成为社会的腐蚀剂。货币以复杂的方式发挥着作用，这要取决于它所依附的各种网络。货币，换句话说，不是某种单一物，它由诸多不同的手段组成，这些手段指向千差万别的目的。①第三，我认为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时代性之中。返回至第一点，各种不同的网络在全世界张开它们不同布局的时候，也在持续建构着各种各样的时间类型。有一些时间类型飞快，有些则缓慢，并没有中间形式。②第四，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变得更强大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世界“从深层次上是混杂的”③。它是一个充斥着对本国或国际的优先权进行争夺的喧闹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我理解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正在试探中的创造物，它永远都在产生着新的网络，有些网络被证实是可以持续的，有些则不然。形成秩序的手段无处不在，这并不意味着秩序无处不在。高速发展的科技被不断采用并不意味着发展就是迅速的。它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意识形态的。相反，它的存在展现着它寻找并实现利润的复杂多样的方式。①

那么,我们该如何从理论上看待资本主义，而非那些关于资本主义的大量理论?让我们从一幅画作入手：汉斯·贺尔拜因(Hans Holbein)著名的作品——《使节》(The Ambassadors,1533)。这幅画是对商业和贸易充满新的自信的标志，同时，贸易也是新的自信产生的原因之一。对于商人而言，这个标志是他们最初的书籍之一，它就意味深长地被放置在地球仪的下面，它是一套三卷本的名为《关于商业算法的最新版权威介绍》(ANew and Well Grounded Instruction In All Merchant's Arithmetic)并由常住英戈尔施塔特的天文学家彼得·阿皮安(Peter Apian)编译的德国书籍。⑤

但是，我想，学者们已经操控了作为政治经济学最初萌芽的各种这样或那样的标志。作为学者，他们将政治经济学的诞生看成是关键性的事件：这就是话语的开端，对于世界的这种文本性的配置组成了经济的诸概念。①

与之类似的是，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派生物之一——经济学——是商业的理论语言。多年来“经济学”为商业(或者被认为)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因此，世界就成为理论的反映。

但是，对于这种说法我越来越感到疑惑。没有人能够否认，政治经济学，然后是经济学，在过去的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我不确定的是曾经或现在它们在商业中到底有多重要。它们的重要性就在于，作为国家统治的附加因素对国家规定的“经济的”生产领域中的国家行为进行证明。但是，总体而言，我相信资本主义的企业有着与之不同的运行规律。我的结论是基于以下四点原因的。

第一，绝大部分经济学对商业的重要性并不如通常所宣称的那样，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确，MBA的学员们一直在学习经济学，有时甚至是大量的，比如，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德国的许多商学院也是如此)。当然，许多商学院的学员也会被传授一些正式的经济学理论。但是，经济学在商业中的实际用处之少令我震惊。金融经济学是这一规则的一个例外，它可以被应用于金融市场之中，它也是金融企业的支柱理论。在更大范围内，经济学的这种张力在审计和已占用资本回报率的标准操作中清晰可见。但是，在我看来，经济学是作为一种合法性，或者说作为一种迂回的原则而存在的。这种原则虽然有参考价值，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它对商业行为的影响恰如最高法院对商场窃贼的判决一般。

第二，资本主义商业是施为性的②。我的意思是，商业行为中一直存在着以不可逆的战略为基础的实践命令③。同时，它也有思考性的一面，这种思考以已经获取的知识为基础，它主要是一种针对当下的命令，一种改造当下的手段。任务需要执行，报告要出炉，未来两年的计划不能等到两年以后再去做，没有“假如……”①

第三，资本主义商业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之上的，它的各种设施并非辅助性的，而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些设施遍布从贸易所必需的媒介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对商业行为进行记录与总结——到写字楼的不同规划对劳动者身体的不同规训。对此的描写鲜有不同。比如，我们也能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找到相似的部分。最近，行动者网络的理论家们也已经开始对此给予关注。②然而，它对各方面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受到重视。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资本主义的商业是基于一种“理论”的，但是，这种理论不同于那种比较正式的理论。该理论是以各种各样的问题为基础的，而非被特定的真理标准所操作和评价的一系列学术理论。问题在于，学术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关联来排斥和(至少是暗中)削弱这种理论：该理论是非正式的，它来源于那些“实践性的”社会组织而非理论性的组织，它与技术设备有着紧密关联，它忠实于经验，它仅仅关注当下。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对这一实践性的“理论”的诋毁可以被看成是正式的理论观念的问题所在，因为：

这些问题化的论调并不是特别关注“意义重大的”理论或者体系，或者社会抽象概念，相反，有人认为，这些论调通常是决定性的，设定条件，社会学理论可以根据这些条件“及时”安置自身，或制定出标准，正是这些标准使得它自身的真理性渐行渐远。③

因此，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彼得·阿皮安的书的含义，它是实践性的商业“理论”的新形式的最初表达，它以我称为特定问题域的科学技术的提升为基础。这种对“如何解决”(通常是通过适合的案例)特定问题的思考，在商业中有着更为普遍却长久被片面沿袭下来的历史①。

在我看来，在商业领域中，该理论有三个相互区别又关联的分支，其中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专业团体，它们都在制造和散播着知识与技能。这些领域不仅包括特定种类的人，而且也包括特定的设施，后者是生产和传播知识的方法中关键的部分。有时这些团体也被称为“计算系统”②,但是，就我个人的目的而言(我的目的在下文中会逐渐明晰起来),这些描述幻想出了一个通过数学方式可以达到的对客观性的伟大追求，我认为称为“理论性的网络”较为合适。

第一个这样的理论性网络，我称为簿记。一直以来，会计学的历史都是死水一潭，但是，最近十年间它成为知识的主要聚集地，因此，也较为容易地形成了一段短暂的网络历史。这一网络的早期成长无疑是以三种形式的实践为基础的。首先就是算盘或计算板：

到11世纪末、12世纪初，关于基础计算的专著,大体而言，都是关于如何使用计算板的，与之相应的一个新词是——算盘，意思是用于计算的。在16世纪，计算板非常流行，以至于马丁·路德可以即兴用它们来阐明，精神的平等主义与对个人长辈的顺从是相容的。③

但是，计算板是用于计算的设备，而非记录：使用者们在计算的过程中必须要清除掉之前的步骤，这样除非返回至开头并重复整个过程，否则就无法对过程中的错误进行定位。如果要永久地记录答案，必须使用罗马数字。①

因此，另外一种从西班牙被引入的重要计算实践，不仅可以更好地用于计算，同时也可以更好地记录。这种计算方式使用的是阿拉伯数字。即便这些数码便于使用——它们并不会在计算的过程中抹掉之前的部分，因此也可以被用于核对，并允许计算和记录时使用同样的符号——从12世纪被引进一直到遍布整个西欧，“笔算”(这是对阿拉伯数字的称谓)发展过程大概有300年之久。

最后，复式簿记发明出来。忙碌于大量的交易之中的批发商和其他商人需要懂得一些核对每一笔交易的办法，一种将借方和贷方分成两栏的办法，经过进一步演变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很可能产生于13世纪末的威尼斯。这种办法很快就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每一栏要记录两次以保持一种复式的账目，接着，这一方法主要以簿记手册的形式传遍了欧洲。

现今，簿记的网络广泛地与计算机相连，但是，重要的是，要知道簿记的自动化实践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因此，列表和计算器在19世纪80年代被引入会计学。稍后，用于存储和分析的穿孔卡片的方法和各种电机设备也开始投入使用。②至此，计算机的出现使得自动簿记的协议开始被建立起来。

第二种理论性的网络由用书面程序写成的企业实践——编码和运算法则，企业的价值理念、意见和修辞，以及技术等被固化为操作手册、公司规章和程序、公司守则和公告等设施——组成。该网络起源于两种设施。

第一种是指导手册，它们最早可以追溯至16世纪。这些都是将实践知识客体化的最初尝试①。第二种是，对清单并因此对报告的记录和编辑，这些清单和报告收集并排列那些迄今不能够被记录的信息：

制作清单通常被看成是人类社会高级阶段的基本活动之一。因此，杰克·古迪②认为最初的一些记录就是事物和设备等的清单。福柯③和帕特里克·托特④以不同的方式表示，生产清单(语言、种族、矿产、动物)促进19世纪科学的演进，并直接导致现代科学的产生。拉图尔曾声称，官僚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辑清单，将之进行排序和对比⑤。这些学者都将注意力从令人眩晕的类型多样的汉谟拉比法典、神话学、进化理论、福利国家等最终产物上转移开来。同时，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使这些生产成为可能的因素。他们翻出尘封的档案，寻找那些不被重视的、无趣的和机械的清单……

制作清单对于分散于时空中的协作性的活动是基本的……当用清单去协调那些广布于不同时空中的重要工作时，设计出一种相互呼应的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基础设施是必需的。⑥对清单内容的协商通常采取量化的形式使之具体化——固化，尤其当这些条目数额巨大、花费高或对其他操作有着关键影响的时候。判断的冲动依然存在，但是现在包含了不同的个体、组织和技术等类型相异的行动者。对于劳动分工的决策依然未变，但是现在除了官僚主义，其中还包括基于当下形式的判断。正如以上引述的学者的结论一样，大规模的协作如果没有清单是不可能达成的。同时，这些清单给那些创造它们的阶级带来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政治的和认识上的改变。①

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新的办公技术对这些活动进行了重大的改进，这些技术不仅仅具有记录、模仿、复制和存储等功能，事实上，通过这些不同活动，它们也在进行创造。尤其是：

最早的大规模生产的打字机出现于1874年，使用者主要是广大的法院书记官、作家和其他专业领域工作者。由熟练的打字员进行操作的打字机书写文件的速度是纸笔的三倍，因此，在提升了书写速度的同时也降低了成本。19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开始引入打字机，并适时表现了它们不断扩大的国内外书面交流所带来的不断上升的成本。②

与此同时，现成的表格在商业交往中流行起来。这些表格不仅节约了记录信息的时间，同时增强了连贯性，也使得抽取必要的信息变得更加容易。(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选项卡功能被添加入打字机中，为打字员在绘制和填写表格的时候提供帮助。)复制的工作也变得更加容易。复写纸、胶版印刷、蜡纸被用来生产大量的复本，这些都随着19世纪80年代蜡纸油印机的发明而告终。随着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立式文档被引入商业世界中，归档系统也越来越流行。接着，这些系统催生了索引和组织系统，管理学杂志和教科书对这些系统已经有了大量说明。卡片文件也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因此，到了计算机时代，许多商业程序、编码和运算法则都已经被列出，我们只需要去适应新的媒介就可以了。③

有时候，价值观、意见、各种修辞和技术都凝固于书面文字或数字之中。但是，正如它们被囊括进各种可见的形式中进行展示一样：曲线图、地图、排列图、线图等，它们为企业的未来展望并帮助自己在“经济”中定位。①例如：

曲线图在20世纪早期的使用是为了使那些信息对于使用者来说更便于理解，更引人注目。数据曲线展示的方法至少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它们主要被用于政府统计，以及后来的科学和工程实验数据。由于受到从系统管理者和工程师转变的管理者的青睐，曲线图作为一种能够收集所分析的信息，以及能够以高效和引人注目的表格的形式呈献给管理者的方式，而被广泛应用。②

通常，这些展示作为背景知识仅仅为企业以何种姿态进入商界提供支持。例如，在安达信咨询公司90分钟的课程中有一个特别复杂的示意图，它提出的问题是：“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图表?”经过片刻的停顿，它给出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这里其他每一个人都知道。”③

图像的展示依然在更新中，绝大部分是受到计算机的影响，但是，也许过去几十年最有效的管理工具是不太引人注意的挂图、头顶的投影仪和幻灯机等这些在不同场合大量被使用的工具，它们生产、组织并呈现着人们的思想。

据说，在过去的20年间，一种新的将组织实践具体化的方式，通过计算机软件能够在广大领域广泛发展，它不仅可以设置标准并同时提供多种选择，而且软件凭借自身的力量已经变得越发智能化，并能够生产出复杂的报告。

第三种网络也是最新的一种，尽管它的历史在时间上可以被明确地追溯至——例如，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或者像卡德伯(Quakers)和朗特里(Cadburys)等贵格派信徒——它的起源，也通常被看成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英国和美国的心理学中兴起的管理学实验。在英国，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譬如在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迈尔斯(C.S.Myers)和艾略特·杰克斯(Elliott Jacques),以及在海莫的艾瑞克·特里斯特(Eric Trist),这些研究都对之有着重大的影响。在美国，培训团体的出现以及由勒温、利比特(Lippitt)、麦格雷戈、阿吉里斯(Argyris)等人创办的国家训练实验室，都被看成是对该网络有奠基意义的事件。从这些基点起，管理学发展出了新的传统，它开始强调人们之间的互动，自我实现也成为组织成功的主要因素。的确，有人可能会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网络与另外两个网络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并且有意对它们进行补充、拓展甚至削弱。克莱纳①向我们展示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网络是如何通过所有的渠道以零散的方式被建立起来的，它依靠的是特定管理者们的热情和企业一时的兴致。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作为“柔性的”管理技巧，如领导力、创造力、情绪思维等而大获成功。它的成功有四点原

因。第一，该网络能够在现存的机构，如商学院，以及后来的管理咨询公司中找到它的落脚点。第二，它能够借助媒体的力量来提升自身。的确，该网络与媒体高度重合，比如，它依赖于那些对管理者、公司成长等有鼓舞人心作用的书籍。②第三，相信该网络的人能够对之进行大量的投入，尤其是对其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人力资源部门。第四，它能够生产并制造它自身所需的大部分互动性的设施，包括所有种类的交易培训和疗法①。但是，它们也包括一些更加常见但是同样有效的合作方式。因此，现在，商业午餐、研讨会和会议等都被看成是商业的基本元素。然而，它们都需要被创造出来。譬如，作为营销方式的社会活动或研讨会可能是由麦肯锡的马文·鲍尔(Marvin Bower)发明出来向目标客户销售服务的，该活动于1940年首次举办，名为“临床晚餐”(Clinic dinner)。商业战略的会议作为一种开创顶尖的公司管理或与其保持步调一致的方式，可能开创于20世纪60年代，出自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布鲁斯·亨德森(Bruce Henderson)之手。②

以上三个网络并不一定是相互抵触的。它们在绝大多数的商业企业中保持互动，有时相互抵触，有时在磨合中并存，有时协调一致。三者的互动产生出新的实践。例如，新形式的经营指标最初的兴起就可以被看成是这些最具重大意义的实践之一，它们可以被看成是簿记文化向人文主义网络的发展，例如，“审计文化”的兴起。③然而，它们同样也可以被视为人文主义的形式向簿记网络的散播，但是，它们更有可能被看成是一种混合物。因此，所谓平衡记分卡方式④,通过强调“更加柔性”的价值，如领导力、人力资源管理、商业流程管理、客户和市场导向以及信息利用率与质量等一整套商业成功的指标，而对标准的金融经营指标进行补充。反过来，这些柔性的指标会进一步被拆分为更细致的标准，比如，在一家英国的金融服务机构：

记分卡在每个部门的台式电脑上都有展示。每个部门的管理者只能看到自己部门的信息，每个区域或地区的管理者也只能看到相关区域或地区的信息等。标题屏幕浓缩展示着每一个区域的数据。例如，客户服务调查包含了50项内容，但是，这些被压缩成了区区5点。然而，剩下的内容可能再需要70个屏幕才能将数据完全展现出来。①

如果整体要正常运行的话，那么每一个部分都必须是有效的。它们必须与“一个‘明确的目标’保持一致，以积极的、最好是带着感情的方式进行书面表达，创造一个正面的形象”②。另外一个例子是“关系软件”的兴起——这些系统不断地提取客户的个人信息，因此，它们能够支持个体间更高层次的互动。这个例子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作为簿记文化向人文主义网络的发展，或者相反，更有可能，这又是一个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