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也加快了探讨时间问题的步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些有勇气的学者涉足了这个领域：其中以莱因哈特·科史莱克(Reinhart Koselleck,1979),克里斯托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1984)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83—1985)最为知名。然而，他们的著作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影响几乎完全无法与历史学科中“充斥着的对社会文化时间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相媲美，且后者多由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中的诸位领军人物所承担。近年来历史学者对时间兴趣重燃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重新重视科史莱克和利科的著作。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关于历史哲学的讨论逐渐升温，利科略显孤单的现象学研究被后现代主义的不和谐音所淹没(科史莱克和波米扬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但是他们的著作最近开始引起更加广泛的共鸣，因为时间本身引起了历史学者的更多关注。

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已经相当主流，但历史学者却相对较晚才开始探讨时间问题。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颇具影响力的多卷本著作《记忆之场》出版于1984年，而利科和波米扬的著作也出版于同一年。难道对于记忆的兴趣不是理所当然地导致对时间的兴趣吗?当然，利科的研究已经将两者做了结合。然而，当诺拉出版《记忆之场》第三卷时(1992),他自己也意识到记忆的场所变得越来越神圣化(尽管他的本意并非如此),从而被解读为纪念的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一场庆典，而不是关于时间如何运转的研究。这项研究从一开始就将自身导向了这条道路。诺拉和他的合作者集中探讨了过去在当下事物中的沉淀，以及某种始终存在的对时光流逝的乡愁。诺拉的概括性导言开始于对即将逝去之物的惋惜：“我们如此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所剩无几。”为了挽回“现实滑入历史的不断加快的脚步”,他的著作有力地支撑了现实，并将历史送回到被重建起来的记忆纪念碑的高墙之后。

在这个意义上，诺拉的研究(尽管违背了他本人的目 18标)可以被囊括到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cois Hartog)所说的“现时论”(presentism)之中，即当下对过去的怀有敌意的接管，这是阿赫托戈用来表达我们目前“历史性体制”的术语。类似的批评也出现在人类学领域。批评主要针对人类学领域中最受诺拉著作启发的记忆研究，其症结在于如何整合记忆、原有人种学研究、认同以及文化本身。记忆成为了文化的代名词。文化人类学中的时间研究尽管受到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远远不及受到集体记忆研究的影响大。

那么,如果不是对集体记忆的兴趣激发了历史学者对时间的关注，又是什么呢?在英语世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版于1983年的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一个引述的段落中，安德森引用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论述，“代替中世纪共时性概念的是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后者的共时性横跨时间，以时间一致性而非预测和实现为标志，并以时钟和日历作为衡量工具”。安德森在这一页的脚注中概括了这一概念的意义：“这种新的观点根基如此深厚，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每一个关键的现代概念都是建立在一种‘共时’概念的基础之上的。”①

空洞的、同质的、由时钟和日历来衡量的时间之中的共时性因此与现代性关联起来。时间不再是对创世之初(创世纪)的末日预言(耶稣再临)的实现，而是不断展开，囊括所有人，并且不再有预设的终点。时间成为世俗生活的一种媒介，而不是宗教体现，时间的测量方式也变得更加关键。最重要的是，现代性与这样一种共识联系在一起，即我们都生活在同样的时间媒介中，因而也需要通用的时间测量方式。根据安德森的观点，报纸和小说等新的印刷方式有助于建立这种同质和空洞的时间感，以及现代性和想象的国家共同体中的共时性。

毋庸置疑，当前历史学对时间问题的研究兴趣并不完全是由安德森的著作所引发的。历史学者对时间的关注有着不同的来源，首先就是对此前占据主流地位的分析范式的厌倦：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认同政治。作为回应，一些学者回到了那些一直被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遮蔽的德国批评家，不仅仅是瓦尔特·本雅明，还包括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和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这也正是安德森的书中所采取的理论路径。本雅明、克拉考尔和齐美尔对大众娱乐文化(从蜡像馆、拱廊到侦探小说和电影等)的兴趣，比法兰克福学派或者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克拉考尔谑称为社会造假研究所)其他成员浓厚得多。齐美尔更加关注空间而非时间，另外三位的著作则关注现代性中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新的主体性经验。以近年来在认知科学和进化科学领域中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为例，很少有历史学者在这一新方向上进行了如此广阔的探险。无论重新关注时间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其成效也只是刚刚开始体21现，例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两篇博士论文，以及彼得·弗里切的著作《困于当下》(2004),该书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时间经验的关键转折点。

文学研究者对时间这一主题的关注要早于历史学者，因此他们也更早受到安德森的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安德森的著作以大量小说为研究对象。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指出，"所有文学都是关于时間的”,数量庞大的关于时间性的研究著作支持了这一论断。人们能够在无视弗吉尼亚·伍尔芙、乔伊斯和普魯斯特这些伟大的文学现代主义者的时间实验的前提下来思考时间吗?米勒还认為，“对于时间的突出关注现在看来就像是略显衰退的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尽管如此，时间仍然可以成为进入当前无处不在的‘历史’话题的后门”,这也是米勒在时间的价值中发现的可疑之处。

“略显衰退的现代主义”看似不经意地指出了重要的一22 点。文学研究者较早关注时间问题，是因为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的影响都比历史学更大。一旦“现代性”及其内涵成为人文学科中的一个话题，时间就会立刻出现在各种讨论之中，因为“现代性”首先是一套关于时间经验的概念。历史学者通常假设“现代性”是存在的，并将其作为史学研究中的一条基本分界线，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仅仅是描述它，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时间范畴来考察它的运行机制。历史学者通常不会检视他们使用的任何时间范畴。因此，科史莱克的先锋性著作以这样的句子开头：“历史时间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是历史学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⑩

在吸引整个史学界对时间问题的关注过程中，非西方的历史学者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并非偶然。西方历史学者通常认为现代时间模式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构成了他们的学科基础。相反，非西方历史学者不得不面对非西方与西方在文化模式上的不一致，或者某种惴惴不安的顺从关系。关注后殖民状况的印度历史学者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洞见对英语国家的影响尤其显著。在他关于“欧洲地方化”的论文和著作中，查卡拉巴提用讽刺的手法剖析了印度没能“赶上与自身命运的约会”这样的惯常描述。查卡拉巴提试图拆解欧洲历史的“宏大叙事”(或者说宏大的时间模式):他认为，在历史学领域，“由于大学等学院派机构掌握着话语权，‘欧洲’仍然在所有历史学的研究主题中占据主导地位，包括那些我们称之为印度的、中国的、肯尼亚的主题”①。

欧洲是其他地区历史书写的参照标准，且这一标准是时间性的；即西方在时间意义上是进步的，而非西方则是倒退的、落后的，无法与西方齐头并进。这其中的含义很明显：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内在既是西方的，又是不断西方化的。因此，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Conrad)在他1999年的文章《日本现在几点?》中断言：“换句话说，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24 从欧洲出口到非欧洲国家的。”那样的历史学使得非欧洲国家认为自己在时代中是落后的。康拉德认为，19世纪末以来，日本历史学家正是在他所说的“空间的时间化”中书写日本历史，用无所不在的欧洲现代性标准来衡量自己国家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