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汉后期的“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我们业已指出，前者是知识群体的政治影响和人物评价标准的反映，后者则表现为亲缘关系支配政治权力分配的特权因素。时至曹魏，这些问题不但没有淡化，反而在新的形势下更为深刻了。
曹操与文帝曹丕之时，仍有一些身负盛誉的名士，依然热衷于交游结党，品题清议，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他们被曹魏统治者称为“浮华交会之徒”,并加以严厉镇压。如孔融、魏讽、曹伟等，皆以“浮华”事败。但魏文帝至魏明帝时，却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浮华之徒。如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顾、毕轨、李胜等，以“四聪”“八达""三豫”等号相为标榜，合党连群，褒贬人物，交游放诞，倾动一时。魏明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①。
这批新的浮华之徒，与汉末名士已颇不相同。他们既是“当世俊士”,以才华智慧为当世瞩目，同时又是当朝高官权门的贵公子，以父祖势位少居清要，煊赫于时。在突破正统官学而探索新的思想价值，以月旦品题建立士林舆论，以及交游清谈的文化风习等方面，他们与汉末名士确实有一脉相承之处，故“浮华”也被视为一连续性的问题。但也应特别看到，他们在政治上已属于权势者一方，已无“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之信念，不再以清议方式对抗专制皇权，而是利用优越的家族势位分割权势，奢侈享受，清谈玄理，虚无放诞，成为一种新式的文化贵族兼政治贵族。尽管他们也受到了曹魏王朝的打击，但自此以来此类人物却依然源源而生。“名士”因素与“官族”因素的合一，终于形成了“士族”阶层。而魏明帝时那一批高门名士，就是中古士族的最初一批典型代表。故袁宏作《名士论》,以“正始名士”为首。
但是，君主一官僚专制政体的典型形态，是专制皇权与官僚政治的结合，而不是与士族政治的结合。就专制皇权而言，其尽量扩展一己权威而趋于无限集权的特性，决定了它将排斥其他任何势力，包括世袭身份性势力对皇帝的权力过分的、过久的分夺。因此只要有可能，皇权就要尽力压抑具有浓厚贵族化倾向的士族势力。同时，官僚体制的理性行政规律，也要求排除门阀因素、名士行为对行政的消极影响。那么,无论从维护皇帝专制权威方面看，还是从维护官僚政治与行政方面看，在此都肯定要发生冲突。
曹操与魏文帝曹丕之打击“浮华”,还有消灭政治异端之意义。至于魏明帝与“四聪""八达”等为代表的高门名士的矛盾，便已可视为专制皇权、官僚政治与士族名士集团的冲突了。这反映在选官思想与选官实施之中，就形成了本、末、名、实的冲突。
所谓本、末、名、实，在当时皆有其具体的特定内容。《三国志·魏书·董昭传》记其太和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同书《刘虞传》注引《刘虞别传》:“今之所以为黜陟者，近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实而课其能否也?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于治虽得计，其声誉未为美；屈而从人，于治虽失计，其声誉必集也。长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又同书《王昶传》载其《戒子书》:“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这亦是有感而发。总之，在他们看来，学问为本，治能为本，孝悌为本。曹魏之时，这类崇本抑末的要求颇为不少，然而浮华之风日炽日盛，有务本之实者多默默无闻，而趋末背实者反而有盛名于时。于是又有循名责实的强烈呼声。
《群书治要》刘虞《政论》:“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制物以息其非。名岂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也。”又如刘劭《人物志·效难》:“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由口进，而实从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有效，故名从众退而实从事章。”曹操杀孔融，罪名列有“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一项，故杀以示儆。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魏明帝“即位之后，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明帝纪》记其诏令“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又同书《卢毓传》:“诸葛诞、邓顾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事实上，东汉后期人们已开始讨论本、末、名、实问题了。如徐幹《中论·考伪》:“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又如王符《潜夫论·务本》:“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
正如分析汉末“以名取人”之时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问题源于名士集团的人物评价与帝国文官铨选的冲突。有些论者认为，名实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不少名士确实是欺世盗名，名不副实。这一论点未必中肯，反而造成了许多缠夹不清。我们认为，知识分子与行政文官，本来各有其本，各有其末，各有其名，各有其实。知识分子追求论说之“巧辨”,文辞之“诡丽”,行止之“华观”,乃至交游清谈、品题月旦、互相褒贬攻诘，都属“百家争鸣”的正常文化现象，本无可非议；但如果帝国政府之选官决于士林，标准采之月旦，问题就可能由之而生。孔融文采粲然，曹丕叹为“班、扬之俦”;何晏与王弼同为玄学大师，其所开“正始之风”数百年为士林宗仰。从知识文化角度看，他们绝非名实不符。然而曹操斥孔融之“虚名”,明帝斥何晏之“浮华”,其着眼之点原大相径庭。曹魏之名实问题，本是汉末“以名取人”的继续，只不过此时士林领袖已为一群士族名士，他们的特点在于以名士资格强化其特权势位，又以特权势位保障其名士生活而已。
曹魏统治者并非完全否定“名”。曹操自己也曾“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但问题是由“本”得名，还是以“末”得名。郭嘉论袁、曹十胜十败，称袁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曹操则“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曹操所用虽亦多“大族名士”,但他之所取非虚名外饰，而是其功能之实。北海名士王修德能兼备，曹操与书曰，“君澡身浴德，流声本州，忠能成绩，为世美谈，名实相副，过人甚远”,并称叹其“士不妄有名”。可见，仅言曹操打击名士或任用名士，都未免以偏概全。
又曹操曾征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但这也不是要蔑弃仁义，对“至德之人放在民间”者他同样举用。曹操颇有法术思想，但也依然尊崇儒术。他自己“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建安八年特令兴学，还曾表彰名儒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其选官思想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士有偏短，庸可废乎”。这近乎汉代四科分类取人之法，取士以德行、经术或功能，但不必一一相兼。
曹魏之时要求崇本抑末、循名责实之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看成汉代选官传统的继承者，这一传统要求对士人之德行、经术与功能做严格考核。如魏明帝斥责“进用者不以德显”,命令“贡士以经学为先”,“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态度尤为鲜明。
儒生在参政之初曾被认为不能“优事理乱”,但在儒生与文吏、儒术与法治日趋交融合流之后，“明经”就不仅意味着精通信奉经典之中的儒家政治思想，甚至还意味着应该有能力在行政中贯彻它。在汉末名士那里已有“儒者之风盖衰”之事，其活动有许多已与帝国政治传统相冲突——如“以名取人”,但其形式上仍是以儒术为标榜的。在对儒术的理解纷纭莫明之时，欲矫其弊者往往就求助于法术。不仅曹操“术兼名法”,此前此后的许多政论也有这种倾向。但魏明帝所打击的那批浮华之徒，思想上已由儒入玄，行为上不遵礼法。由此，致力于恢复官僚行政秩序者就反过来强调官学经术了。一方面是经术与官僚政治事实上的结合，另一方面是儒法矛盾变成了儒玄冲突，二者的共同作用就造成了这一情况：曹魏以降，倡导经术者一般就是官僚政治的积极维护者；相应地，热衷玄学者一般也就是官僚政治的消极损害者。所以，选官中“贡士以经学为先”的方针，针对的并不是文吏，而是“浮华交会之徒”,即士族名士。
德行的要求也与之相近。“以名取人”固然是从“以德取人”发展而来的，但我们也已讨论过二者的差别。“德”的含义颇为宽泛复杂，可以是人格美德，也可以是家族道德、社会公德或职业道德。儒法合流后，士人孝悌恭顺于家而廉法忠恪于朝，一以维系家族社会秩序，一以维系朝廷行政秩序，就成了王朝对文官德行的业已一体化了的要求。而名士品题中对“德”的理解，却大大超出了这一范围。例如汉末“谜一样的人物”①名士黄宪，范晔《后汉书·黄宪传论》称其“道周性全，无德而称”,李贤注曰“无德而称，言其德大无能名焉”,取《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意。但这种士林盛赞的玄学意味的“上德”,与王朝认可的文官道德规范，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曹魏以来要求循名责实、崇本抑末者所赞扬的“德”,乃是就“实”就"本"而言的。而名士交游清谈、浮华放诞之行，均被斥为“伤俗败化”。许多讨论汉魏间“德”“才”问题的论者，未能对“德”深入辨析，其重“德”就是优遇士族一类简单化的说法，使问题复杂化了。
总之，曹魏之时关于本、末、名、实的讨论，是专制皇权、官僚政治与正在兴起的士族名士阶层冲突的反映。《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何平叔虚而不治。”《晋书·裴倾传》:“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不遵礼法”是就其背离正统道德规范而言，“口谈浮虚”是就其转崇玄学而言，“虚而不治""仕不事事"是就其身居高位而不以政务为意而言。所以欲矫时弊而崇本责实者，便不能不在讲求功能的同时，也讲求德行与经术。这三者，都成了“本”“实”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