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既然重经术、行射策，那么徒精文法之文吏，便无从仕进了。《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记其奏言：

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

奏上，“事遂施行”。由之可见，从秦始皇时之“狱吏得贵幸”,经数百年之发展至此，文法吏地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到了“私议之所轻贱”“选用者之所卑下”的地步。无论是在社会舆论或王朝选官之中，他们都已让位于“经明行修”之士大夫了。

但帝国官僚行政毕竟不能离开刑政法律。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之法，既然已经改变了“吏达文法”到亦试用的旧规，察举之途文吏已无缘涉足，于是便有卫觊之奏，以期能为“明法”之文吏寻找出路。其办法，是专设律博士以培训之。两晋南北朝中，这一办法被断断续续地沿袭下来了。《晋书·职官志》:“廷尉，主刑法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有律博士员。”又《大唐六典》卷二一：“(晋)廷尉官属有律博士员……东晋、宋、齐并同。”知识群体与文吏群体在秦汉间的长久分立与冲突，在知识群体占有了优势之后，遂以律博士及其弟子员的形式，为政府行政所需之“明法”人才保留了一席之地，系一缕于不绝。

大致说来，汉代之丞相辟士四科，至东汉阳嘉新制时变为孝廉察举之儒生、文吏二科；后由黄琼之奏，又增孝悌及能从政而复为四科；曹魏文帝黄初中，复以儒生、文吏二科为称；至魏明帝太和中“贡士以经学为先”,最终又归结为经术一科了。选官标准上这种分科的变换，显然反映了儒生、文吏日趋融合，并由士大夫取代单纯的文吏的过程。但必须指出，魏晋以降孝廉之举虽已归于一科，可是这一科目反而又以“四科之贡”为称了。在汉代反而无此说法。

试看如下材料。《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初学记》卷二十引《赵穆别传》:“元康三年，太守羊伊以为四科之贡，宜尽国美。”《通典·礼六一·周丧察举议(晋)》:“乡闾之论，以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晋书·孔坦传》记元帝策问台郎语：“郡今应举孝廉不?”又曰：“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如此等等。《资治通鉴·魏纪》明帝景初元年胡三省注杜恕“必由四科”语：“即汉左雄所上，黄琼所增者也。”汉丞相辟士四科与左雄、黄琼四科有别，对此胡三省是清楚的。但据《汉旧仪》,丞相辟士四科之“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而上述《通典·周丧察举议》曰“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可见魏晋以来所言之“孝廉四科”,其内容乃采自丞相辟士四科。辟士四科与左、黄之四科名异实同。大约此时两种四科已不甚分辨；而辟士四科始于汉初，影响更大，孝廉一科遂采以为称了。对此曹魏王朝很可能有所申明，但史阙有间，无从查考了。魏晋南北朝时凡言“四科”,大抵是指孝廉察举(偶尔亦含秀才)。

那么,由四科而一科，由一科而四科，其间变化何在呢?我以为，对这一变化可以从较为宏观的层次上加以理解。汉代无论是丞相辟士四科或是左、黄四科，大致都是四科并列，居四科之一即可得举，以合于儒生、文吏两立并存之现实；而曹魏之时，由于儒生文吏已趋融合，取人标准与选官方针亦因之有所变化，察举中更多地要求一人兼诸科之实，而不是明经明法之判然两立。

不妨引述曹魏士大夫有关论说以为佐证。《群书治要》卷四八杜恕《体论》曰：

凡士之结发束俗，立志于家门，欲以事君也。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及志乎学，自托于师友，师贵其义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笃，信义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后为安。及其为人臣也，称才居位，称能受禄。

此段文字严可均所辑《全魏文》归于《体论》之《臣第二》。其中阐发人臣规范，颇为清晰。欲以事君之士子，首先应于宗族乡党中建立孝悌之行，然后入学接受正统儒学教育，最终入仕而为臣，“称才居位，称能受禄”,根据才能担任行政职务。简言之，即须具备德行、经术、政务之能。又《三国志·魏书·傅瑕传》记其语曰：

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

据傅最所述之“乡举里选”,士人应具备者，亦为德行、道艺以及由之而来的政务之能。他以“先王”为称，是因为这是儒生久已有之的理想，并不始于此时。当儒生文吏的矛盾渐趋消弭之时，这种观念就逐渐支配了选官实施，对孝廉皆责以德行，试以经术，求之以政务之能，所谓“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

但我们还须指出，由于试经已成了孝廉必经的环节，经学的发达程度与考试本身的性质，就将使这一环节的分量日益加重。因为，德行与吏能或可由举主夸饰，中央朝廷的射策却难以蒙混过关；为应付考试，就必须经过相当的研习，如魏舒为应付孝廉之举而“百日习一经”之例。

我们观察上述德行、经术、政事三项，较汉之辟召四科或左、黄四科，恰少“明法”或“文法”一科。杜恕、傅最都没有提及文法律令之精通。而在汉代以至秦代，文吏是主要以文法为进身之阶的。所谓“吏道以法令为师”,所谓“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文法”几乎包括了绝大部分行政技术。但是随儒生、文吏的融合与儒法思想的合流，士大夫已可兼有德行、经术和政务之能；在“理解”与“阐释”之中，儒家意识形态与官僚政治行政也日益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王道”的内容，已将“霸道”的许多因素包括在内了。刑律毕竟是专门的知识，所以有必要专设博士及弟子员加以专门培训。但此时之“律学”,较之此前之“文法”,范围已有相当之缩小，它仅仅限于刑政，而不能用以概括整个“吏道”了。

所以，虽然曹魏以下察举有“孝廉四科”“四科之贡”甚至“州郡考士，必由四科”之语，我们却可以相信，这一“四科”虽承自汉代，但实际实施中却已经不包括“明法”一项在内了。兹引《抱朴子·审举》中葛洪之语以为佐证：

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状。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狱矣。

由葛洪之语，正可见“四科”虚悬而实无“明法”之情。察举中只考察德行、经术与行政才能，却并不检验是否通于文法律令，也无传统的笺奏文案之试。虽称“四科”,实仅三项；且非分类取人，而是要求一人兼有；其中心环节，则是试经，即“贡士以经学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