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四次助唐平叛中，军事意义最为重大者是至德元载(756)冬的第一次行动，此次葛勒可汗亲自统军。此前七月，“同罗、突厥从安禄山反者屯长安苑中，甲戌，其酋长阿史那从礼帅五千骑，窃厩马二千匹逃归朔方”③。加莫洛夫敏锐地意识到两件事存在联系，认为回纥第一次出兵有其自身的政治和军事诉求，“可视为欲消灭阿史那从礼的军队，而后者……试图恢复处于回鹘控制下的突厥故土”④,可谓切中要害。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结合史料进一步做出探讨，兹试论述。

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逃的阿史那从礼进而“说诱九姓府、六胡州诸胡数万众，聚于经略军北，将寇朔方，上命郭子仪诣天德军发兵讨之”①。按照司马光的观点，阿史那从礼的叛军主要是对灵武及其周边产生了威胁。然而我们综合其他史料来看，这批“叛军的叛军”的野心远不止此。据《新唐书》记载：

于是可汗自将，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合讨同罗诸蕃，破之河上。与子仪会呼延谷，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②

呼延谷居于黄河北岸黑山中，黑山一名杀胡山，“在丰州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③,其中的拂云堆建有突厥神祠，亦即突厥碑铭中出现的Iduk bas。呼延谷又称带汗谷，此处是突厥越过黄河进入草原的关键地点，调露二年(680)三月“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④,长安二年(702)正月王供在此阻击北返的突厥而全军覆没，开元四年(716)十月郭知运率朔方军于此大败突厥降户阿悉烂⑤,皆是其例。结合《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郭子仪应是先于呼延谷与葛勒可汗会师，随后双方挥师东进，“与同罗及叛胡战于榆林河北”,亦即胜州的黄河北岸，遂“大破之，斩首三万，捕虏一万，河曲皆平”。⑥

《元和郡县图志》保留了一份元和八年(813)宰相李吉甫的上奏，提供了关于借兵回纥因缘的另一条关键信息：

按天德旧城，在西城正东微南一百八十里，其处见有两城。今之永清栅，即隋氏大同旧城理，去本城约三里已下，城甚牢小……北城周回一十二里，高四丈，下阔一丈七尺，天宝十二载安思顺所置。其城居大同川中，当北戎大路，南接牟那山钳耳觜……天宝中安思顺、郭子仪等本筑此城，拟为朔方根本……寻属禄山有事，子仪留老弱于此城，身率大众河北讨贼，为贼将宋星星所破，纵火焚烧，遂移天德军永清栅，别置理所于西城。①

这里保留了一则他书不载的信息，即安史之乱爆发后天德军曾一度失陷。按：唐、燕双方在北线的战事主要在东受降城至大同军一线展开，且唐军很早便取得优势，兵锋东进，而天德军旧城在中受降城西北方，深居腹地，被叛军攻陷并焚烧颇不易解。结合阿史那从礼叛乱的时间分析，天德军旧城很可能正是在至德元载(756)夏秋之际被叛军攻陷的。至于李吉甫所谓“贼将”究竟是燕将还是阿史那从礼麾下将领，则不便臆测。无论是否勾结燕军，阿史那从礼及其挟持的六州胡人都显然向北越过了黄河，这与长安二年(702)唐朝所面临的严峻情形何其相似，而这一举动也同时触及了唐朝与回纥最为敏感的神经。对于乱离之际即位不久的肃宗来说，朔方军是其倚赖的重要军事力量，而临危受任的节度使郭子仪，其根据地正是天德军与三受降城，因此阿史那从礼的叛乱实际上是与唐朝的核心军事力量形成了直接冲突；对于漠北的回纥可汗而言，北返的突厥和粟特人一旦势力壮大，势必对其汗国构成威胁，正如加莫洛夫所说，阿史那从礼“试图恢复处于回鹘控制下的突厥故土”,“与大草原新主人回鹘决一雌雄”②。显然，以郭子仪为代表的朔方军事力量，在促成借兵回纥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