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兵回纥与唐朝的政治转变密切相关，蒲立本即注意到回纥的介入与肃宗灵武即位后广征各国兵力的平叛策略有关①,黄永年则进而认为唐朝平定叛乱的整个过程转变，尤其是对河北策略的转变始终与借兵回纥存在关联②。然而究竟这种联系是怎样产生的?以往史家语焉不详，这也使得我们对借兵回纥一事的评判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事实上，观察借兵回纥事件的缘由及演变，有一条重要的政治史线索，即唐朝对于范阳的弃置，以及其背后隐藏的对于北线平叛方略的放弃。本部分先就北线平叛方略的兴起、演变，及其最终被放弃的过程予以论述。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的平叛策略存在一个转变的过程，这种策略的转变集中体现为两条平叛路线之争，我们可将其概括为北线方略和两京方略。所谓北线方略，是指取北方三受降城一线东进，以代北的云中、大同为主要战场，直捣叛军巢穴范阳。代北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最早的战场，由于朔方军主力的预先集结和指挥得当，唐军从一开始便占据了优势。①综合叛乱初期燕军的主要军事行动来看，安禄山对于起兵后的军事其实做了充分的规划和部署，而与范阳同日起事的大同军方面，实际承担着两大战略任务。其一，南下占据太原。正由于安禄山在叛乱前夕并未对河东形成有效控制，因此只有攻陷太原，方可与河北燕军形成呼应。其二，西向进袭天德军。该区域驻有朔方精锐部队，一旦突破三受降城防线，则可越过黄河一路南下，对长安形成直接威胁。但由于太原方面在杨光朔被劫之后紧闭东陉关以拒守，因此大同至东受降城一线的代北成为唐燕双方在北线的实际战场。
与之相较，两京方略主张调集朔方、河东的优势兵力先取两京，再北上进攻范阳。天宝十四载(755)年底，洛阳、陕郡相继失陷。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哥舒翰坚守潼关，唐军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与燕军对常山的争夺上。但对于玄宗而言，进取陕洛、收复东京才是平叛的头等大事，前有封常清、高仙芝以“弃陕地数百里”①获斩于军中，后有哥舒翰以逗留见疑于朝廷，究其根源，均在于此。灵宝西原之战后，潼关不守，长安随之陷落，两京方略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对于在灵武乱离之际登上皇位的肃宗而言，收复两京不仅意味着李唐社稷的恢复、正统的获得，同时也是其父子关系得以修复，从而稳固皇位的必要前提。
对于乱离之际登上皇位的肃宗来说，他面临着处理与玄宗的关系、扼制皇子仿效灵武之事的双重考验。李泌对建宁王李倏的刻意扶植，使得北线方略在至德元载(756)秋冬之际一度引发关注。②至德元载(756)年底，李泌曾向肃宗正式提出北线平叛方略：“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③按照李泌的构想，将来继承大统的广平王应陪伴肃宗身边，处理军国机要；而年轻善战的建宁王则可委以统兵大权，随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北取范阳。但对于甫经马嵬兵变的肃宗而言，一个性格好强、汲汲于军权的皇子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与李泌以建宁王任范阳节度的建议不同，肃宗最终选择了城府深厚、性格绵密的广平王，并设置了天下兵马元帅这样一个既能统摄方面大员，又没有实际军队的职衔给这位皇长子。肃宗的社稷考虑，李泌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后人已无法详知的私密原因，最终导致建宁王于至德元载(756)年末或至德二载(757)年初被赐自尽，而这一事件也意味着北线方略基本宣告破产。
除了上述中央斗争的考量，另一个深刻影响北线方略兴废的因素，则是朔方集团内部权力的分化重组，以及这一集团对于中央的反馈作用。先说权力格局的变动。在临危受命取代安思顺节制朔方后，郭子仪通过分兵、起用李光弼而实现了与王忠嗣旧将之间的合作。郭属天宝末年玄宗新拔擢的地方实权将领，长驻套地；李则属忠王党故将，久处灵武。河北乱起后朔方军的最大获益者为郭子仪，而李光弼则处于被抑制状态。杜牧所撰《张保皋郑年传》中有一段真伪混杂的记载，颇可反映此间郭、李二人的关系演变：
安禄山乱，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以禄山从弟赐死，诏郭汾阳代之。后旬日，复诏李临淮持节分朔方半兵东出赵、魏。当思顺时，汾阳、临淮俱为牙门都将，将万人，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及汾阳代思顺，临淮欲亡去，计未决，诏至，分汾阳兵东讨，临淮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趋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悉诏军吏，出诏书读之，如诏约束。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①
所谓伪者，即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时，子仪远处天德军，而光弼已为节度副使，非杜牧所谓“俱为牙门都将”;光弼之起复在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其时潼关固守而玄宗在位，不可谓“国乱主迁”。然而此段记载真实地反映出，郭子仪借平叛之机向玄宗提出起复李光弼的要求，实际上是与忠王党达成妥协，共同获得了朔方军权力。
再论朔方集团对于中央政策的反馈。郭李释嫌后，朔方军基本是以务实的态度面对北线战局，这在战事吃紧、兵力奇缺的天宝十五载(756),成为左右整个平叛战局的重要因素。洛阳失陷后的次月[天宝十五载(756)正月],玄宗便曾“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①,然而史料显示随后的三月“郭子仪至朔方，益选精兵，戊午，进军于代”②,并未按照玄宗的指示南下进攻陕洛。甚至当年六月初，唐廷在紧急商议是否出兵潼关时，郭子仪、李光弼仍上言坚持“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③的平叛方略。当月十一日，杨国忠已经“使韩、虢入宮，劝上入蜀”④,而玄宗仍试图“追郭子仪赴京，李光弼守太原”⑤,表明玄宗在最后时刻，曾试图召回郭子仪。但在玄宗西逃后，远在河北的郭、李采取了观望态度，按兵不动，回军井陉。此后，朔方留后杜鸿渐迎肃宗北上，而握有重兵的郭子仪在关键时刻顺应形势，回军灵武，使北方局势发生根本逆转。及至至德二载(757)正月，史载“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⑥,平叛观点已然转变。
两条平叛路线的争执，其实质在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换句话讲，分歧在于是要恢复一个统一的唐朝，还是要确立一个权威的法统。诚然，至德元载(756)七月随着肃宗北上即位，灵武方面进而聚集起大量内附蕃兵部落。在这种情况下，以重兵攻取范阳在战略上不失为一种创举。然而需要看到，安禄山当时定都洛阳已逾半年，长安也已为燕军所占领。唐军贸然悬军代北需要承担很高的军事风险，即便攻下范阳，如若燕军稳据两京，唐军非但军事上难有突破，政治上更是失了法统反同流寇，届时肃宗乃至整个唐中央都将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在至德元载(756)十二月的表奏中，高适直言“京华尚阻，国步暂艰”⑦,对现实政治的忽视，注定了北线方略被弃置的命运。次年正月，郭子仪也明确表示了“两京可图”的意愿，而其时李泌还仍旧坚持“请遣安西及西域之众，如前策并塞东北，自归、檀南取范阳”①这样的老路子，却已无法提起肃宗的兴趣。这证明了无论是北图范阳还是南复两京，其实在于政治立场，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根本上还是为不同时期的政治目的服务。而如果从唐中期整个北方胡化的角度来看，北线方略的弃置也是玄宗朝后期以来幽营地区逐渐胡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在政治和军事力量均有限的情况下，唐朝势必选择先复两京确立正统。
这一政治抉择在事实上抛弃了河北，唐朝处理安史降将时所采取的姑息政策如果追根溯源，其实正是当初北线方略的弃置。这里存在一个颇不易察觉的转变，即唐朝中央在平叛前期只是将范阳视为叛军巢穴，政治上将之置于一种敌视地位；及至叛乱最终平定之际，则天宝年间河北道南部包括易、定、恒、魏诸州在内的广大区域已然被视为异域他乡，“河北降将”的概念悄然取代了“幽营胡骑”。例如，封常清所上《遗表》称“皆是乌合之徒……当渔阳突骑之师”②,受困长安的杜甫写诗称“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③,皆是平叛前期普遍的社会思潮；而如“河北降将，各复其位”等平叛前夕的看法，则显然是前期时人所不具有的。这种转变的产生除了唐朝中央政治的变化、燕政权内部的权力嬗替等原因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军事原因，则在于河北土团力量的撤出和平卢亲唐势力的南渡。
关于河北土团势力的兴起及作用，日野开三郎等学者曾有详细考证。④可以说，河北道南部对于安禄山的反叛本来便有抵御准备。叛乱前夕的平原太守颜真卿一面“候于境上”恭迎李史鱼等安禄山心腹的“巡按”①,一面“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池，阴料丁壮，储廪实”②;而常山太守颜杲卿也是在叛军南下之时便已明确了反安禄山的态度。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河北战局其实是由当地土团力量与朔方军合作共同达成的，二者缺一不可。颜氏兄弟最初起事造成的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③的大好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假象，是在叛军主力南渡黄河、河北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形成的一时局面。天宝十五载(756)正月蔡希德、史思明相继回军，则常山立时失陷。而当李光弼以朔方、河东的精锐唐军东出井陉后，常山九县又七为唐有。④可以看出，河北土团的军事行动离不开朔方精锐唐军的大兵团作战，而朔方军的攻城拔地则仰赖于河北土团强大的声援。但这一局面随着潼关失守、朔方军退回河东而宣告结束。就在肃宗北上灵武的当月，“颜真卿以蜡丸达表于灵武”,肃宗遂以之“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表达了朝廷对于颜真卿河北抗敌的坚定支持。而颜真卿随即将肃宗蜡敕“颁下河北诸郡，又遣人颁于河南、江、淮”,“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士气大振。⑤蜡丸达表一事不见于《旧唐书·颜真卿传》,当出于隐讳。这表明自肃宗即位伊始，颜真卿即坚定地站在灵武政权一边。当年十月，平原不守，真卿“弃郡渡河，历江淮、荆襄”,于次年四月到达凤翔行在，“授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⑥此后，河北的抵抗力量逐渐式微。平卢军则在天宝年间即已显示出对幽州的离心倾向，此点我们已有论述。幽营之间这种微妙的历史关系，使得平卢在叛乱爆发后保留有相当部分的亲唐力量，这本是唐朝收复范阳的绝好内应。安禄山起兵后，史思明亦率部南下饶阳①,平卢事实上同时空缺了正副节度使之职。唐廷在确认叛乱爆发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撤换叛军巢穴范阳、平卢两节度，代之以封常清。显然这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全权认可，然而唐廷同时“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的任命却显示了其对平卢军进行策反的意图。但次年二月韩朝阳携安禄山之命返回范阳发动政变，斩杀贾循等人，同时“招诱(吕)知诲”,“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餐”,平卢内部的亲唐势力大受打击。此后不久，平卢将校刘客奴杀吕知诲，“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被唐廷任命为“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而“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保定军及营田使”。②刘正臣领兵攻范阳，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失守后，李光弼回军土门，“思明随后徼击之，已而回军并行击刘正臣”,正臣兵败“弃军保北平”,“妻子及军资二千乘尽没”③,返回平卢后，刘正臣“为王玄志所酰而卒。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归道”④。此后，平卢军兵马使董秦(李忠臣)“又与众议以安东都护王玄志为节度使”⑤。从上述叛乱初期平卢军的权力变动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其一，在主力随史思明南下后，这支平卢军并不具备与燕军巢穴范阳相抗衡的实力，实际上更多表现为内部权力的争斗；其二，历次兵变实际都由平卢军旧员宿将策动，在节帅变动频繁的表象之下，是平卢军根深蒂固的内部利益。唐朝指望这样一支既乏实力，又无明确政治立场的边镇部队克复范阳，无异于痴人说梦。王玄志节制平卢后，已开始逐步安排南渡事宜，而唐廷对于北线方略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遂逐渐破灭。南渡以后的平卢军，已鲜少被时人与“黄头奚儿”、“营州杂胡”等形象联系起来，但又因其特殊的历史渊源而保持了与河朔三镇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学者或有据此提出所谓“华北藩镇联合体”的概念①,也可以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