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史德氏携子投奔安延偃数年后，“开元初，延偃族落破”,安禄山随众南奔唐朝。关于安延偃，我们所知甚少，在天宝年间唐廷的赠官诏书中，对其曾有“素怀节义”、“志已慕于韬钤”、“名早雄于沙漠”①的赞许。蒲立本结合禄山母姓，认为安延偃在默啜政权中身居高位，而开元初年其族落破散是由于受到突厥汗庭政治变动的牵连。②事实上，安延偃死后获赠使持节魏郡诸军事、魏郡太守，天宝七载(748)六月复获赠范阳大都督，但未见有致仕官，知其未在唐军中任职。他前后的赠官应该均来自安禄山，因为“性合韬钤”、“声威振于绝漠”③等类似话语也出现在颁给安禄山的诏书中。开元初年默啜去世前后，突厥汗室内斗激烈，对诸蕃部族的统摄力下降，九姓铁勒普遍出现了南奔唐朝的现象④,很难说安延偃部族是直接受到了汗室政争的牵连。因此安延偃的部族在当时应该有一定地位和势力，但若说身处突厥汗国要津则不免牵强。

从现有史料来看，安延偃与安波注并非亲兄弟，这两个家庭的关系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亲密。天宝十四载(755)玄宗曾“赐朔方节度副使、灵武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安思顺祖左玉钤卫郎将(原注：史失其名)为武部尚书，考右羽林军大将军波主为太子太师”⑤,当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12天后的丙子日，玄宗返回长安，一面“斩太仆卿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以惩禄山，一面“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思顺弟元贞为太仆卿”①,去其兵柄召入京师，给虚职以笼络限制。②此则诏书正是上述措施的延伸，对虽已致仕但久著边功的安波注及其父加以宠秩。③不得不说，唐廷对禄山与思顺两家的处置措施存在明显区别，说明安禄山与安思顺的祖父不太可能是同一人。此外，诏书用“赐”而非“赠”,且两人官职中也未见有此前赠官或加“故”等定语，说明其时安波注及其父尚健在。但此前数日安禄山发兵南下时，却先“至城北，辞其祖考坟墓”④,知其祖、父均已亡故。⑤据此来看，安延偃与安波注不是亲兄弟，他们应该是从父兄或更为疏远的宗族关系。

安禄山随母投靠安延偃后，延偃并未以养子视之。这一点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视，即便反对蒲立本的安延偃生父说者，也非此即彼地认为是安延偃收养了安禄山。①事实上，从安禄山的名字变化可以看出，安延偃基本没有将之纳入其粟特家庭。蒲立本指出，“禄山”、“轧荦山”、“阿禄山”均源于粟特语rox$an-(rwxsn-,rwγsn-),意为光明或明亮，其中“轧”、“阿”是因中古以r开头的波斯语汉译后会加上元音a。②值得注意的是，蒲立本并未就《事迹》中明确区分“轧荦山”与“禄山”两名的做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者说，他刻意回避了“轧荦山”这一名字所具有的突厥因素。20世纪40年代，石田干之助在敦煌文书天宝十载(751)差科簿中注意到了“罗阿了黑山”、“石阿禄山”两个姓名。此二人同在逃亡名单中，看似同源的名字却有如此迥异的汉译形式，这使石田干之助很自然地联想到安禄山与“轧荦山”的关系。③此后池田温同样怀疑此罗、石二人之名均源于粟特名roxSan。④“阿了黑山”中古音为a-lieu-xu?k-s"?n,“阿荦山”为a-lieu-lok-s"?n,“禄山”读为luk-s"an。其中"荦"为觉

韵ok,“了”为条韵ieu,“黑”为德韵u?k,而"禄"则为屋韵uk或iuk。觉、德两韵相近可转，如杜甫《醉时歌》中，酌、落、壑、阁诸字押韵，前两字与觉韵近，后两字与德韵近，表明其可以互转。与此相对，觉、德二韵与屋韵则不可转，如杜诗《哀王孙》中只有乌、呼、屋、胡为韵。据此来看，“轧荦山”、“阿了黑山”二名发音类似，它们在汉译时与粟特人常见的“禄山”一名做了刻意的区分。①从音韵特点来看，“荤”、“黑”与后面的“山”("?n)同属前元音，而“禄”是一个后元音的汉字，这提示我们“轧荦山”与“阿了黑山”的译法似乎有元音和谐方面的考虑，而对元音和谐率的严格遵循是突厥语的一个显著特点。②这种推测也可以从阿了黑山的罗姓得到侧证。尽管池田温将其一并归入粟特人，但罗姓来源颇为复杂，姚薇元认为“西域罗氏，本西突厥可汗斛瑟罗之后，以名为氏”③,则“罗阿了黑山”不排除是突厥人的可能④。近年来，更有学者指出突厥“斗战神”与“轧荦山”的关系。⑤综上所论，我们似可初步做出如下判断，即“轧荦山”与“禄山”同出粟特语roxsan,但前者是一个突厥名的汉译形式，而且译法似乎并不固定。显然，安延偃并没有将年幼的轧荦山视为己出，后者仍旧保留着出生时的突厥名字，即便连姓安的权利也未享有。①沈睿文认为阿史德氏从事的“巫”应为突厥之女伎乐工②,地位不高。她当初携子投奔安延偃，恐怕未必是以妻室身份嫁入，而更可能是一种投靠和寻求庇护。

安禄山与安延偃的亲缘关系，是在其南投岚州后经安贞节主使而得以建立起来的，是一种被迫的身份标识。在安禄山融入安氏家族的过程中，安贞节的收留至关重要，这一事件的意义甚至要大于禄山幼年随母投奔安延偃。③开元初年安禄山南投岚州时，所依赖的其实是安道买家族的庇护。在安贞节的授意下，禄山得与思顺、元贞两人结为兄弟，易姓改名，从而间接确认了他作为安延偃养子的身份。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此次安贞节主使诸人叙为兄弟，恐怕不单是出于共同逃难的恻隐之心。

大足元年(701)五月唐廷曾规定“西北缘边州县，不得畜突厥奴隶”④,安禄山当时既无姓氏，出身又不明，随意收留风险很大，这或许才是安禄山开元初易姓改名的直接原因。

因此，安禄山得以被纳入安氏家族，实际经历了三个过程：首先是在幼年时随母投奔安延偃，此时他仅获延偃收留，未得以安家子嗣视之；此后在开元初年随众南逃，获得了安贞节的庇护，并在其主使下与安思顺叙为兄弟；最后，这种关系应该得到了思顺之父安波注的默许，从而使得安禄山被纳入安氏家族。这种特殊的早年经历，使得安禄山终生所认可的“父亲”只有安延偃，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情感追寄。这也解释了天宝十一载(752)秋那段为众多学者所引用的著名公案的一些因由。安禄山面对哥舒翰“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①的隐语，当即大怒。这句话除了直讽安禄山是出身不明的“野胡”外，更暗含了胡、汉两种语境中颇为类似的隐喻。唐人有“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②之说，谓其为害非浅；而突厥谚语“冲着自己洞穴嗥叫的狐狸必患癞疮”③,更有警示安禄山背叛亲族或受天谴的深意。④据此可见安禄山对自己与安延偃之间关系的重视，对其粟特家庭身份的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