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珠江三角洲建有祠堂的家族不多，其中包括了极少数的明朝新贵，例如东莞伯何真、东莞人黎光等。何真在洪武五年（1372）建立了珠江三角洲最早的祭祀多祖先而不是位于墓地的祠堂。他“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又“以惠州城西私第为义祠，斥所置田百余顷为义田，俾宗子主祀”。[28]文献没有记载这个“义祠”的建筑模式，是否一座“家庙”，无从考究。但是明洪武七年（1374）赵宜讷为黎光的东莞潢涌黎氏祠堂写的碑记，则一开始就说清楚这个祠堂的法定地位：

祠堂之制，非古也。古者，大夫三庙，视诸□□□□□□；□□二庙，视大夫而降其一；官师一庙，视大夫□□□□□□焉者。后世诸侯无国，大夫无邑，其制未免有同□□□□□度。尊祖者，及亵而不严；事亲者，又厌而不尊，□□□□□□礼始尽矣。士庶人有所不得为者，以祠堂名之，以寓报本反始之诚，尊祖敬宗之意。此广东东莞黎氏宗祠之所以建也。[29]

黎氏在元代已经建有祠堂，但是黎氏祠堂不代表普遍的现象。相反的，这个碑记说明黎氏祠堂还不是“家庙”。

潢涌黎氏在宋元时期已经是个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但是新贵之中包括不少元末得赐官阶的地方土豪，这些没有宋代儒学传统，接受明初里甲登记承担赋役的家庭，对宗族和谱系都很留意。这是当时法律上的要求。但同时，文化上的变动，也影响到他们祭祖模式上的变化。他们的宗族记录，包括不少和宋末至元末的历史拉上关系的入籍传说。例如，《新会蔡氏族谱》关于宗月祖的记载将明初编疍户入籍的政策投射到宋末故事中：

五世祖宗月，字光大……丙子，值宋迄录，乃弃官归。幼主自福建迁于新会之冈州，元伯颜、张弘范引兵追之。时宋饷屡绝，援兵不至。诏民间输粟起义勤王，公奋然输军饷一千余石。以公充本县水界提督，自歧亭管至官塘外海，起民兵入卫。又岁办疍银三百余两，以供军需，朝廷义之，特授总管，食邑一千户，敕令同守本县土，境至祥兴……公貌魁梧，自建一祠，肖其像居中，待后世子孙岁时奉祀不废。[30]

蔡氏家族在元末为逃避战乱离村，洪武二年（1369）才“携老扶幼，复归鹿洞”，之后，“除旧更新，增置田业，家道复振。”在黄萧养乱后，他们的户籍似乎也受到影响。所以该族关于明初及以前的记述，只能作为一种传说。唯关于守月公“自建一祠，肖其像居中”的记载，接近前代的做法，而不是明中期以后的宗族行为。

顺德逢简刘氏也记录了祠祭的历史。十二世孙克孝（明末清初人）的《重修祠堂记》曰：

我雄州公祈姓刘氏，系出陶唐，派自汉军。本宣皇帝之后，高皇帝三十八代孙也。当公之刺雄州也，正宋季多事之秋，知大势之不可为，遂飘然而去，家于南海之逢简焉。故逢以南，世为刘氏宗也，公之设也。后松溪公祠其堂曰影堂而光大之，用以妥神灵而永孝思，绵绵世世，赖以不朽。夫非尊祖敬宗之第一义哉。[31]

该文是作者在天启元年（1621）和其他二十几位族人重修祖祠时撰，“时堂壁重新，楼门继起”。但是这个祖祠的前身，其实是松溪公的影堂。影堂是只有独门之家庙式祠堂，容后再述。这里可以说明的是，明初逢简刘氏的鼻祖祠，和新会蔡氏一样，以画像作为祭祀对象，并非日后流行以神主代表祖先神灵的家庙。

丘浚为南海亭冈黄氏祠堂写的一篇记文，一方面说明朱熹提倡在祠堂祭祖以取代影堂祭祖的改变，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制度在明前期渐渐普及。照丘浚的描述，这所黄氏祠堂“一堂三屋……堂之前有亭，翼以庖厨、斋沐之所。外为三门，缭以周垣，树以松柏”，就是一所如《明集礼》规定的家庙式的祠堂。这所建筑物建于天顺四年（1460），丘浚的文章写于成化五年（1469），可见这是一座比较早期建成的家庙。丘浚亦明白士大夫追求以朱熹提倡的办法来祭祖，以“闽、浙、江、广”为多，“中州人士盖鲜也”。黄氏于宋代亦有官衔，故以种种理由认为黄氏建祠合法。但是，最后他还是说清楚：

按礼，士有大夫田则祭，无田则荐，是有土者，乃得庙祀也。古者有田则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往往多在编民。今世拨土于民，苟服章缝，习诗礼，是亦古之士也。[32]

在这里，问题不在于黄氏是否品官家族，而是丘浚接受了编入里甲并考取科举的家庭，等同于以前的士大夫。这亦意味着建祠的习俗已经渐渐普及，虽然在法律修改前，祠堂还没有真正平民化。

更清楚地显示嘉靖年间礼仪改革影响的例子，是《东莞张氏如见堂族谱》中永乐十四年（1416）、宣德五年（1430）和弘治四年（1491）三次修祠堂的记录。这三篇记录精彩之处，在于其反映出每次修祠时的建筑面貌，以下是这三篇文字的摘录：

古者，有田则祭，无田则荐，今岁时荐于寝，以未尝有田故也。于是首捐己资，倡族人置祭田若干亩，复创建祠堂于种庵公墓左，以奉先世神主。肇工于永乐十四年九月，讫工于是年十二月。祠之制，同室而异龛，一遵徽国朱文公家礼规制。（永乐丙申〔1416〕，《初建祠堂记》）

祠堂之设，古未有也。古者……庶人无庙，祭先于寝，其制秩然而不可紊。迨宋紫阳朱子以义起家礼，始有祠堂之制，后人仿而作之者甚众。东莞张氏，系出唐相文献公九龄弟九皋之后……宣德庚戌之冬，十世孙忠惠继承先志，复捐地数亩，取祀事余资，同叔世良鸠工聚财，广堂之制，作厅于前，创室于后，作庑于左右。门墙庖宇，罔不具备。不隘不奢，坚好完美。于是奉先有堂，宴会有所，上得以致其将事之敬，下得以笃其一族之情。昭穆以之而明，尊卑以之而序。其用心之仁而厚也，彰彰矣。（宣德庚戌〔1430〕，《增修祠堂记》）

永乐丙申岁，县尉九世孙前户部司务志逊与其从兄德玄、观善、侄亮宾等议，以人道莫大于报本，报本莫大于祭飨，首捐己资，倡族人置祭田若干亩，复建祠堂于种庵公墓左，用妥先世之灵。岁时率诸子孙举行祀事惟仅。祠之制，一依文公家礼，不侈不僭。十世孙忠诚等，相继屡加修饰。然子孙日益繁硕，顾惟旧祠狭隘，不足以容。忠诚等复相与谋，以祭田所入，自供祀事外，储其余，择十世孙舒潜掌之。潜即司务公之孙也。久而得钱若干贯，遂市材鸠工，增创前面一座。并以其仆者植之，欹者正之，撤朽易坚，葺敝为完。门堂寝壁，黝垩丹漆，举以法，焕然一新，大称后人报本之意。尤虑无以传示久远，乃以书，命其十二世孙，南宫国子监助教昕，请予记之。昕，曩者典教于莆，与予相知甚悉，义不可辞。惟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秦坏先王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有立庙者。汉世，公卿多建祠堂于墓所。魏晋以降，渐复庙制。唐侍中王珪，以不立庙为执法所纠，自是贵势之家皆有庙。至五代**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礼颓教坠，庙制复废。宋庆历初，诏文武官立庙时，士大夫溺于习俗，安于简陋，亦未见其有能立之者。朱子以庙非赐不得立，遂定为祠堂之制。于是人皆得建祠堂，以伸其报本之敬矣。然非孝子仁人之用心，亦岂能举行之耶。

这三段记录反映了在夏言上疏以前不同时期祠堂形式的演变。先是永乐年间在墓旁立祠，宣德年间于厅前创室，厅改作庑，弘治年间“完门堂寝壁”。三次大修后，墓旁的小祠便变成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东莞张氏似乎十分熟悉明朝的礼法，所以在文中处处十分注意为自己辩护。弘治时所撰一文尤其申明他们的做法是“不侈不僭”。他们也知道“朱子以庙非赐不得立，遂定为祠堂之制，于是人皆得建祠堂以伸其报本之敬矣”。他们为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辩护的理据，就是他们祭祖用的建筑物，尽管有门楼、有厅堂、寝室，还只是祠堂而非家庙。

新会潮连卢氏的《旧祠堂记》，也有类似的记录：

余初祖宣教翁，宋末，自南雄迁居古冈华萼都三图四甲潮连乡芦鞭里。迄今十三四世矣。九世孙永雄，独慨然祖祭无所，愿立祠焉。和之者，七世孙荃也、九世孙永禄也、锦也。爰集众议，佥是之，永禄翁遂捐己输该蒸尝之资，率众购地于乡社之左。成化丁未腊月，四翁督工，建一正寝祠焉。为间者三，崇有一丈九尺，广与崇方则倍其数。爰及弘治甲寅，九世孙宗弘者、璧者，慨未如礼，又购地建三间焉。亦如之。外设中屏，东西两阶。至正德戊辰，十世孙协者，又凿山建一后寝焉。广方与正寝稍狭阶级之登正，崇与正寝八尺有奇。厨两间，东西余地若干。其董治之劳，辍家事，冒寒暑，日旦弗离，经昼忘疲，且费无靳色。若七翁者，不可谓不重本也。麟（本文作者——引者）幼学于给事中余石龙先生之门，议及初祖之祠，请撰一记。先生曰：庶人此举，僭也，弗许可。麟退而考诸群书，及司马影堂之说，与一峰罗氏，亦祖程氏以义起之云。盖与朱子疑褅之说，并行不悖。诚所谓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而开业传世之本也。乃知不迁之祠，未为不韪也。[34]

这里说得很精彩。在正德三年（1508），私人建家庙还是非法的，但到撰写此文的嘉靖三十三年（1554）时，已经是合法的了。可见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对有关建祠堂家庙的法律规定是有相当清楚了解的。

同样反映了建祠性质上转变的，还有霍韬在他的《霍渭厓家训》对建祠表示的态度。霍韬的族谱并没有明确记载他建大宗祠的年份，只记录了“大宗祠原系‘**祠’，嘉靖初年奉勘合拆毁发卖时，文敏公（按：即霍韬）承买建祠。”拆毁“**祠”当是魏校任广东提学的时候，在嘉靖元年开始采取了一个行动。[35]同时，族谱又载与大宗祠不同的霍氏家庙建于嘉靖四年，奉祀始祖及二、三、四世祖。旁边的石头书院亦同年建。所以，大概嘉靖四年，霍韬已经有相当完整的建立家族计划，于家庙内奉祀始祖。《霍渭厓家训》中，有多处关于在祠堂举行祭祀的规定。[36]从其中《合爨男女异路图说》，把一座有大门、中堂、寝室的三进房子放到三列住宅中间，可以看到，在他的观念上，乡村是围绕祠堂建立的。这幅《合爨男女异路图说》可能是最早表达宗族同姓村落格局的文件。霍韬在致广东总督林富的一封书信中说：“生复扩充执事之教，聚吾同祖而下兄弟子孙百口共食，粗立纲纪，俾嗣有守焉，亦执事惠教之及也。聚居图一幅奉览，后有家规、学规、乡约，大率润泽前哲之成训者，俟梓完奉上，领终教之幸。”[37]可见霍韬建立祭祀祖先的家庙，与他当时在乡下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一样，都是当时地方官员和本地士绅一起在乡村中推行教化，建立儒家礼仪秩序的重要环节。

《霍渭厓家训》《合爨男女异路图说》

广东南海石头乡霍氏宗祠（左边的建筑物就是上图中间的祠堂之位置）

明嘉靖以后建家庙式的祠堂的例子，数不胜数。在嘉靖初年石头乡霍韬的祠堂创建之后三十年，佛山一带以往没有祠堂的家族都纷纷建祠，例如：嘉靖十年（1531）顺德沙滘陈氏建大宗祠未成。[38]嘉靖十三年（1534）南海西樵方氏建方氏大夫祠，其规模，“前为卷蓬一座五间，大堂一座五间，额为惇叙堂，前为头门一间。”“冬日则祀始祖参知政事公于中堂，而以武节府君配飨焉。”武节大夫方道隆是本祠“永为不祧”之祖。[39]嘉靖二十年（1541）岭南冼氏顺德大罗房建罗江冼氏祠堂，理学家吕枬为之记叙。“祠在居第之东，其制，后构寝堂三间，中立四龛，奉安四代神主；前构正堂，为迁主而祭之所。中作卷蓬，以入前堂。东西各置锯柜，东藏遗裳书物，西则祭器受焉。堂前数武为重门，外为大门。环以崇垣三十丈有奇……大门前继建石坊一座，前匾曰……后匾曰……”[40]嘉靖三十一年（1552）佛山鹤园冼氏建大宗祠，门扁题“冼氏家庙”，湛若水书。建筑物规模包括“寝室、头门二座六间”。冼氏为“义举大宗祠田、立宗法以行家训事”，报广东承宣布政使分司，获得执照。[41]嘉靖三十八年（1559）南海弼唐乡庞氏建孝睦祠。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广孝联一族之人，而共事于一庙之中”，很能够代表当时珠江三角洲建祠的观念。[42]大概这个时候，小榄何氏九郎房也修建祖庙。[43]

到明末清初，建祠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更加迅速，以至到康熙年间，屈大均说，岭南著姓大族，“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他说：

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清代，家庙模式的祠堂，成了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的明显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