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发生过什么事情，必须从头开始。我们庆幸在一部族谱中获得大量资料，其中包括1527年司马相到夏县要求取回墓地权时的文件，以及他自己的行程记述。[6]

据他说，司马氏中人在元代受到贬抑。至明代，司马光列为儒家（文中用“道学”一词）大师，与孔子同受尊崇。在朝廷的此一决定之下，司马光后人得免徭役。这里，他指出夏县已找不到司马光的后人，因而浙江一脉便蒙豁免徭役之恩。到了第十一代，某个叫司马朱的奏请皇帝建立司马光庙。司马相说，直至此时才有一间庙宇作祭祀之用。司马朱的儿子司马恂考获功名，任官礼部，而他在前往山西潞州途中，拜谒了司马光墓。这就是浙江的后人对墓地兴趣之始，随后便是恂的侄儿垔前往，垔其时任职“行人”。[7]垔后来一直心系夏县，于是“命令”他的儿子采前往夏县，娶当地望族裴氏之女为妻，以便在当地应考科举，打理墓地。可是，如意算盘没有打响，采借口父亲已死，竟一去不返。司马相在数十年后，1526年（即他撰写他的文章的前一年）任职刑部期间，在前往北京途中到访了墓地。文章接下来说明他如何找到脏乱不堪的墓地。这也不难理解，那不但因为子孙并不住在附近打理墓地，更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让一个外边住的人觉得有需要迁移到那里去。

司马相的文章毕竟使人注意到国家行为与该墓地的关系，并洞察出直至他到达之前夏县的情况。显而易见，在司马相到达之前，墓地已获得某种彰扬。事实上，司马光去世的时候，宋哲宗给他的墓赐予了一块石碑。然而，由于司马光涉入王安石变法的斗争之中，他在身后遭人上奏抨击。他的政敌奏请毁坟，但皇帝不同意，只是钦准把御赐石碑拿下。1148年，金代的王廷直上任夏县县令之时，发现石碑碎成了六块，其座下的石龟旁长出了一株杏树。王廷直希望把石碑复原，但由于部分碑文已经漫漶，他便须找一份原文补回，而他终于从司马光的两位后人那里找到了。问题在于与当地父老和佛寺僧侣商讨怎样重建，而出于方便的考虑，遂决定把石碑安立在佛寺旁。此外，一个僧侣在司马光墓前焚香起誓，由佛寺出资在该寺大殿后面建一座堂，里面立一尊司马光像。由此可见，尽管司马光的后人不难随时插手，但佛寺在司马光死后多年对墓地维修之事显然涉入甚深。[8]

祭祀既由僧侣照管，也由夏县县城学校附近的官员照管。现存的记录见于1307年，其时已是元代，县官在扩建县里的孔庙时，在学校里立了一尊司马光像，因为一名官员死后附祀在学校或社之内乃是古例。他特别从当地人那里搜购与司马光有关的碑文，然后将之装置在祠堂的墙上，那么，他说在学校里立司马光像，便大概是指在附近的一个偏厅。[9]1319年，河东御史也先不花来到夏县，往祠堂行礼，他批评不可能徒然“瞻仰”而不立像。此次事件的笔录者李稚宾在文章中解释为何需要立像：

祠堂之设，盖思其人而不得见，故立像以想其乎生岁时。

这种想法可能颇为普遍。夏县县令受到御史批评后，询问父老的意见，而他们都说尽管不敢向县令提出此议，但这正是他们心中所想。筹得费用后，事情就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了：

庆成之日，人大和会远近闻者相率而来，观之莫不咨嗟叹息，如公（司马光）复生，以手加额，至于流涕，不减前日自洛赴汴之时也。

很难说元代官员对理学道统的坚持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宣传的考虑。从洛阳到开封的这句记录，便是司马光入朝为相之时得到百姓拥戴的故实。即便如此，李稚宾的文章接着叙述了司马光光辉的一生中他认为重要的事情，而他所持的是“积德”的观念，到了明代司马光的后人返回夏县提出拿回墓地的时候，这个观念又重新冒出头来。他写道：

公之为人也，笃学力行，清修苦节，左规右矩，罔不如礼。故言而君信之，行而民悦之。不用则独善其身，用之则功利被于天下。儿童走卒无不知其姓名，敌国远方莫不畏其威德。此岂声音咲貌之所能得哉？其德积之也厚，故其及之也远尔。

李稚宾预期在司马光像竖立起来后，县里的人每年都来祭祀。他们仰则可以看见司马光的庄严容貌，俯则可以读到他治民之书。他们会感到他还活着，而且激励他们修己慎行。换言之，司马光的墓祭已经由宗族事务转变为政治社群的事。[10]1344年，国子监内建起一座崇祀儒家圣人的殿堂，司马光亦位列其中，把佛寺照管的宗族祭祀提升为国家崇拜的过程至此完成。[11]

另一份关于兴建学校的材料，是夏县知县姜洪在1490年写的。他说，在元代之时建了一间学校，并且任命了一位山长。明洪武初年又建了文会堂（未发现更多的材料），而到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倒掉，或已经被用作私人住宅。但他也指出，“旧祠”仍在县学的右方，后面有一所名为知足斋大概是书室的房子。学校左方还有一座供奉文昌帝的祠堂。[12]这样看来，由元至明初，学校一带出现了一个建筑群，其中包括一个书室、祭孔的祠堂（“学校”）、任命了山长的学校（类似其他文献中常见的“书院”），以及一间供奉文昌帝的庙宇。姜洪认为祭祀圣人没有问题，但不能祭祀文昌帝。（他写道：“文昌乃蜀之土神，于吾道乎何所补？”）与唐代狄仁杰毁“**祠”、韩愈排佛教一样，姜洪毁了文昌帝的像——尽管当地人告诉他文昌帝乃“掌管禄命，并主士人的荣枯得丧”。姜县令把“旧祠”改为学校，旁边除安放了司马光外，也安放了商代的巫咸父子和唐代的谏议大夫阳城。巫氏父子和阳城跟司马光一样，都是夏县人。巫咸墓在《夏县志》里有记载，而阳城在此之前则供奉在一当地庙宇中，[13]而由于他们都与异端的传统有关——巫咸可能是第一个被政权吸纳的巫，而阳城则因样子丑陋而须在庙宇重建时改容易貌——他们奉祀于社内很可能是地方妖魔转化为地方神祇的又一个例子。[14]新的堂称为萃贤堂。[15]

明代的司马相准确抓住了何以要追溯圣人世系的原因，而原由当然就是为了可以宽免徭役。有关的证据俱在，都见诸司马采上奏一事，据本文所引司马相的文章，司马采向皇帝上奏，是在他受父司马垔之命来到夏县的时候。这个奏疏乃是关于地权和祭祀的恢复，扼述于山西布政使司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二十四日的颁令中。奏疏重提了1436年宽免司马光后裔徭役的圣旨。山西布政使司奉旨行事，并吩咐夏县县令遵行。县令回报称收到县教谕和司马里里长的申诉，又说这两人在私下到访该地时发现文庙东面的司马光祠完好无缺。祠堂是三进建筑，里面有两块元代的石碑，司马光像望之令人肃然。祠堂每月举行祭礼。这番描述也确实适用于县城的祠堂。但是，他们也跑到了县城以西三十里的古墓去，那里还有松树和石像，但显然欠缺打理。此外，还有一堵断垣，附近的古寺有三间祠堂。这里已经给樵夫和牧人糟蹋得不堪入目。他们查问司马光各支脉的后人何在，但发现一个都没有住在那里。不过他们找到一个领学俸的学生，这个学生说他的父亲1391年出外到浙江山阴县做生意的时候遇到过几个司马光的后人，问他墓地和祠堂是否还在那里。他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但县学学生和他所属的里的父老却为他的这个汇报作保证。

山西布政使司尽忠职守，把这件事转给浙江，山阴县县令找到了司马采，并在衙门录下了他的证言。司马采的证言与数十年后司马相的文章并不完全相符。司马相以为司马采是司马垔之子司马轸之孙，其兄司马恂曾经到过夏县，但在司马采的证言中，并无提及有任何人曾经从浙江到夏县，而司马采则是司马轸之子、司马垔的兄弟的官职不是行人而是侍御。因此之故，也鉴于宋代的一道圣旨可以为证，山西布政使司命司马采在夏县司马里登记，而在他的姓名加入黄册之后，则知会山阴注销其名。[16]

然而，司马相指尽管司马采在夏县娶了亲，但他并没有留下来。这件事情发生于1477年，浙江的司马氏恐怕会由此警觉到他们的祖坟何在，但他们看来到山西去不紧要。1524年，河东巡盐侍御史朱实昌来到夏县，他付钱更换了御赐石碑，并且迫使县令拨地给县城的祠堂。[17]朱实昌所立的石碑至今仍在，屹立于墓地外一个添加的建筑之内。石碑高8.3米，宽1.75米，厚0.45米。墓地管理员说这是亚洲最大的石碑，我无法证实，但不太相信。著名理学家吕楠记述过这件事情，并指出在墓地上有两座祠堂，一个是司马光及其父亲的，另一个则是司马光儿子的。朱实昌认为以司马光的地位，两间祠堂未免有点寒酸，便命夏县县令另建一间三进祠堂，并把两间祠堂拆建而成两间“庑”。其结果很可能十分接近一间“家庙”。可是，朱实昌对佛寺的影响力很不满，倘若不是吕楠提出僧侣在司马氏后人南迁之后一直负起祭祀之责，佛寺已给朱实昌拆掉。于是，朱实昌便建了一堵墙，把佛寺和祠堂分隔开来，又在寺外修筑了一条路，开端之处有一道拱门，上题“仰德”二字。其中一间厢房是让文人学士休息的地方。大堂上则安放了司马光及其父、兄和侄孙的像。这令人想起司马灏文在18世纪30年代左右所见的情况。[18]

朱实昌在记述这件事的时候，也和吕楠一样提到同样的建筑，但他说在“仰德”门之前有另一道拱门，县令付钱建的，上题“司马故里”，而由于有了墙和拱门，“人不知有佛室矣”。排佛的立场确凿无疑，朱实昌说吕楠觉得难以表达对佛徒的排斥，但他却可以指出其所以然。

今余庆禅院乃得依其祠墓，县志谓公之初意，余则以为非信笔也。

不是佛徒，而是当地人，记得司马光的功业，向他烧香顶礼。据他所知，佛寺不过是托庇于朝廷恩赐给司马光的金牌。故而司马采到来之时，据朱御史所言，正是由于其故里已为佛寺所占，他便没有栖居之所。重心落在社群之上，把墓祭之责倒转过来了：宋代是由佛寺带头，明代则是社群居于主导地位。[19]

朱侍御推动的修缮工作几乎不能完成，另一件工作又在县城的祠堂开展。这项工作始于1527年，由另一位与解州盐政有关的巡盐御史初杲负责。至嘉靖年间，高级官员在前往解州盐田途中，过境夏县，并拜祭司马光，似乎已成为惯例。司马光是在与“大礼议”论争有关的奏疏中曾被多番引述的权威，而官员对他的那种拜祭可能是派系忠诚的一种表示，不过，话也得说回来，这个方面并不见于纪念文章之中，所以只属猜想。[20]无论重建的理由是什么，争议之处在于看见初杲祠堂破败，想把它搬走，于是在县城东北找到一个新址，建了一个大型建筑：大堂五进，正寝亦五进，两条通道通往中央大堂，每条通道均含两进，以及多进的厢房。吕楠也为此事写过纪念文章，他指出“视旧祠殆十倍焉”。这些都是初杲以县城的罚款支付的，为数达二百两。此外，他拨出90亩官地作以支付祭祀费用，“将俟他日司马氏后至而归之也”。有了土地，司马氏返回故里的可能性大大改变了。[21]

还有其他的重建，主要是县令王言大1561年搬迁并重建了县城的祠堂。现存的建筑在1555年受到地震破坏，另觅新址重建。新的建筑显然是县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除祠堂之外，还有36间讲堂和30间房间。王县令也重建了萃贤堂，他在自己的纪念文章中说，这个堂的木主须搬走，以便兴建新的建筑，但他没有说司马光之灵究竟是由一个牌位还是由一个人像来代表。这个建筑本身显然是一项大型工程，不过直至明代，夏县的里甲制仍可提供必要的力役，这一点相当重要：王县令要求该县36个里，各出10天力役。他又借此抽取豆行两成收入（每石三升），当作县学学生的学俸。这些以外，就是县令所发放的一笔充公自非法开采银矿而得的不明款项。他说，起初当地人有意见，但他以国治为由说服他们，而且说必须有某种手段激发县学学生的士气，他所指的无疑是崇奉司马光。县令也不是单独行事，在他上任夏县县令那一年，一位巡盐御史路过，当地人就要求过资助维修。[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