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会及其受雇司理在仲裁纠纷时的参与，可能是一个合适的起点。大量仲裁案件分明与土地纠纷有关，这方面须与乡里的土地法律概念一起考察；但是，由于土地权力的行使是整体法律的一部分，所以裁决和执行裁决的权力是乡政府的基本功能。

以下就是乡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所考虑的七个个案之一，很能显示各方在法律程序中的参与：

原石门里人士甲，其田靠近笼坑里人士乙的田。民国8年秋收后，甲把自己田地的稻草卖给邻乡吴村的吴某，价格商定，款项过手，吴某就回自己村子了。数天后，吴某驶船而至，以便收割稻草。可是，吴某误入了乙的田地而不自知，在乙的田地中收割稻草。这时，乙正好经过，就质问吴某：你为何在这里收割稻草？你是向谁购买稻草的？吴某说是向甲购买的。乙听见后，就找甲理论。甲说：“我卖的是我的稻草，不是你的，是买家犯了错。”乙说：“你是存心设局来占便宜！”两人争执不下，就到村办事所去。当时村长不在，村保安队队长梁某就对甲说：“你有嫌疑。买家怎可能未知会你就自行前来收割稻草呢？你为何不带他到你自己的田里收割稻草？即使你不是有心占便宜，你也肯定是太粗心大意了。如今，无论这错误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你必须交出五元罚款来赔偿乙的损失。”甲不吭声，这决定就算是做出了。可是，甲一直没有赔偿给乙，因此，直至今天，这案子仍然结不了。虽然此事的对错仍不清楚，但梁队长既然做出仲裁、而此仲裁又无人反对，因此，梁队长的仲裁应该得到维持，我们要求甲向乙赔偿五元，以便了结此事。[12]

事情发生与乡会裁决之间足有一年光景。先是办事所然后是乡会，给拖了进去，但这并非偶然，而是恰当的法律程序。

在这件事情上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事情是由争议的双方带进法律程序的。第二，原裁决是按照故老相传的习俗，执法与司法不分，经保安队长即审即决的。第三，董事局是上诉庭，而且以为其决定在乡的范围内是终审判决。最后，裁决不单适用于宗族成员：那位来自另一个乡的禾秆买家并没有参与诉讼，他既非证人，也非被告。

潭冈乡的档案不断表明，办事所的权力仅及于宗族成员。要了解这个限制的含义，便必须简略一看潭冈乡的地理。潭冈乡由八个村组成，总人口可能达两千多，位于潭江以南的冲积土上（见潭冈水边交界略图）。[13]潭冈乡的西北，沿着其中一个河湾，便是罗坑和陈涌，两处皆胜过潭冈乡，而且主导着地方政治，尤其是在墟市和摆渡的事务上。往北一点是七堡乡，而往南远去则是三江，这两处不只在地方上，在新会县也是举足轻重，而且拥有大片土地。七堡乡和三江显然也占有潭冈乡范围内的农地，潭冈乡与这两处地方的关系，必然离不开乡村之间的周旋。

至于本乡附近，则阮氏须对付潭冈北面的紧邻水边黄氏，和西面的紧邻岭背林氏。林氏在潭冈乡拥有一个池塘，而水边黄氏则建了一堵墙把黄氏与阮氏两姓的房舍分隔开。如前所述，乡会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的决议之一，就是建一道木栏隔开黄氏和阮氏的房舍，给出的理由表明董事局也不得不承认管辖范围的限制：木栏晚上关闭，这样，潭冈乡民就不能于夜间在黄阮二姓房屋走动，以避免意外。潭冈乡乡会的权力不及黄氏或林氏，遑论新会县的有权势者。因此，潭冈乡的裁决仅限于阮氏乡民涉及其中的事情，例如乡民租用了外乡人所拥有的土地便须罚款，而不及于外乡人在潭冈所做的事。（见潭冈水边交界略图）

潭冈水边交界略图

乡会的权力偶然也会延伸至侨居在外的阮氏乡民。1927年，乡会裁决了一宗纠纷，与讼一方试图根据一张借据索债，不过这张借据是在一位客死香港的阮氏乡民那里发现的。司理判原诉人胜诉，但乡会董事局推翻了这个裁决。这个案例与董事局裁决过的纠纷相比，在法律上处理得更加隆重，这可能是因为被告在香港有法律代表。在这个案例中，借贷在乡以外的地方进行，看来并不妨碍董事局的裁决权，而案件之所以能成立，乃是因为问题在于借据之中列作抵押品的一幢村屋的所有权。[14]

但是，1923年有另一个案例，案中与讼双方为一间商店的账目闹纠纷，这间商店位于奇榜，他们到乡会寻求裁决，除了因为他们都是潭冈乡乡民外，没有其他理由，而他们接受了董事局的裁决，并据之签署了一份协议。[15]这里要指出的并不是乡会经常把权力延伸至乡外发生的事，而是乡会对于其宗族成员所隐含的权力，使之可以把权力延伸。

司理即审即决的裁决纠纷，说明执法与日常乡务管理之间有密切关系，这种情况与清朝时期的管治方式非常相似。[16]这方面的独特之处，在于一种微妙的差异，那就是乡政府对乡民行使权力，与乡政府服务乡民而向他们要求特权回报（往往与地域权利有关）两者之间的差别。一个例子就是保安队能够从执法活动中取得一笔直接的收入，帮补乡预算中的日常收入。例如在乡视作其领地的土地上，向阮氏和其他姓氏地主收取禾耕。

切勿对禾耕存有太多想象。无论保安队在收割时期把农作物看管得怎样好，禾耕也是当作一种税项来征收的。征收对象是耕种者，而不是地主，范围是办事所视作其领地的土地。禾耕收到后，会给耕种者打一张收条，未获收条者不得收割。除非是根据俗例，否则乡里似乎没有理由索取这种收费。在新会县政府，甚至在省政府的诉讼中，充分证明此例之订立乃是为了显示收费的权力。在新会县政府的诉讼中，争讼者与阮氏的文件显示，光绪时期每亩地收取70文铜钱；而阮氏自己则说，1921年每亩收取三分钱。[17]

并不是阮氏领地内的所有土地都收取禾耕。一般的规例看来是向筑有堤围的沙田征收，而在一个与阮氏有关的地点，堤围范围建了一个保安岗，以便保安员每天值班打收条。由于潭冈乡的所有土地在民国大部分时间内均由乡政府管理，故此规定收条只可发给那些付了地租的人。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不是保安队遵照办事所的规条行事，而是所收费用的一部分直接拨作了保安队的收入。保安队的收入有两种，一种是禾耕收入的一半，而另一种则是擒贼的赏金，擒获盗贼的保安员可获一笔固定的赏金（一个例子是五银元）。[18]

尽管20世纪20年代乡政府每年的总收入不过1000银元（20世纪30年代中期增至1600银元），但这笔收入必定受到重视，因为禾耕范围是不少乡村纠纷的焦点。尽管在潭冈乡的记录之中没有直接提到保安队的枉法情况，但在这样的收费安排之下，这种情况可想而知。[19]

于是，乡政府便制定两种法律。一种法律旨在约束乡民，并且划定乡政府保卫的领地范围。[20]但是，潭冈并非一个自给自足之乡，因此，约束乡民的法律必定不足以保卫领地的完整。乡政府经常要与其管辖范围以外的人谈判资源（主要是土地）开发权。在这些谈判中，正如在禾耕的例子中所见，乡政府是一个提供服务以交换缴费义务的既得利益者。由于谈判对手也同样受到其乡例或族例所约束，族、乡和土地的通例也就成为谈判的基础。因此，权力固然重要，但权力的行使在乡村的环境中也不一定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