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者问严烟，天地会成员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答道：

……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32]

1802年，清廷从北京委派高官那彦成前往广东调查博罗县的一次起义，描述了牵涉其中的添弟会如下：

添弟会名起源于福建漳泉，粤之惠潮与之接壤，沿习既久，遂成土俗。粤省民人多聚族而居，其客籍寄居者，均系无业游民，性复犷悍，聚党成群，遂结拜添弟会，遇事互相帮助。会内亦间有本处之人，而系客籍者十之八九。其土著民人因客籍结会，恐被扰害，又因深山耕牛，难得牛只，被添弟会偷窃，亦各于乡内纠众立会，每户按年派钱，存为公项使用，名之曰牛头会。两会之人彼此争竞，积怨构衅，互为仇敌，已非一日。此次归善、博罗、永安三处滋事，归善添弟会系陈亚本为首，纠党数百人，欲抢劫牛头会村庄，尚未起事，即被……拿获。[33]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其他相同模式的例子。在这段时间，很多天地会看来基本上是互助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分为两类：与林爽文叛乱相关的供词显示，他的很多被捕的同伙都身在地方上的市场网络之中，严烟是卖布的、另一个是卖酒，还有一个是卖吃的，另外还有几个在广东的戏班子工作；博罗的组织是另一类，是农村中参与械斗的多姓氏组织。[34]

秦宝琦驾驭北京的资料十分出色，他整理了嘉庆、道光两朝（1796—1850）96个天地会组织领袖关于该会宗旨说法的案例，发现其中26个是为了在遇到困难时寻求协助，15个说希望捞钱，39个想打劫富人，5个为了拒捕或准备反抗，只有11个是想攻打城市、打出自己的旗号以及造反。[35]庄吉发详细讨论了嘉庆、道光两朝75个案例，其中一些显然具有反朝廷的意识形态，但到道光末年却只有几个积极造反。[36]

从现存档案中，很难看出这些组织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与西鲁故事中的起源传说距离是否很大。但我们确实知道，万提喜与这些组织关系密切。在1806年发现的一个文本中，他名列土地神，并与其他神明和天地会创始人一起成为祈福的对象。在庄吉发所引的几个例子中，万提喜的名字均题在灵牌上，并安放在拜会仪式的神坛。[37]据悉，这个传统在更大的地理区域流布。初时基本上是在福建和与之毗邻的广东地区，至嘉庆（1796—1820）初年，广西、湖南和江西都有天地会的组织。而在广东，至嘉庆末年，已遍布整个珠江三角洲。[38]

天地会日益与抢劫和走私等犯罪活动扯上关系。但这种关系不一定是证据充分的，例子不一而足。一份备忘录指控小刀会、三合会和三点会在广东打家劫舍，地方官员抗议，说这些名称在广东闻所未闻，即使结拜也是一种普通的制度。[39]把犯禁的组织与犯罪扯上关系，是清朝官员的惯常做法，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是法律让官员们对天地会产生偏见。

然而，有颇强的证据证明一些偷运鸦片的组织可能采用了天地会的方式。在道光朝（1821—1850）的材料中着重提到的与天地会活动有关的地理区域，就是从广东和福建到江西的主要内陆路线，也就是由江西的南安和赣州到福建邵武一带。福建的太平帮和广东的长生帮，联合起来成为红会。有人看见红会的会众在这条路线上用竹篮运鸦片。福建人在钮门上缚上红绒线，而广东人则缚上绿绒线。他们说自己是首领，有两三万“兄弟”，让人想起天地会。一个叫林福茂的，因当首领而被捕，他被指散发红旗和红衣。[40]

有些材料也提到天地会可能参与贩运私盐，但却没有提供证据。[41]鸦片贸易急速扩展时，可观的收入可以令这些盘踞在重要贸易路线上的组织变得非常强大。叛乱不是这些材料中的一个要素。而那些终于起来造反的组织与这些走私犯没有关系，进一步证明叛乱和普通犯罪是两回事。

李沅发的案例显示，造反是地方环境逼迫出来的，并不是任何组织的总体倾向。李沅发1849年在湖南新宁发动起义，那里的天地会组织基本上与地方斗争有关。称为“黑红会”的组织，在该地已经存在了许多年。1849年，李沅发成立了把子会，其时他33岁，未婚。[42]根据他的供述，那年的雨水破坏了庄稼，结果谷物涨价。但是，有钱人拒绝低价出售，而县官也没有要他们这样做。赈灾的粮食不多，而乡绅也想在丰收时收取高息。李沅发在这个时候招揽成员，并结拜为兄弟。一个晚上，他纠集了300人，进了城，占领了监狱。到了这个地步，他们除了造反之外，别无选择。他们迫使很多人入伙，并给每人分派了一块红布或蓝布作记。据悉，一些与他一起的组织打着写有万云龙（万提喜的别名）名字的旗帜。天地会被视为策划造反，但那些叛乱分子只是在乱事发展开来以后才采用天地会的仪式。[43]

仪式的作用在太平天国期间有所改变。广东和广西几近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多类似李沅发的组织公开打斗，抢掠邻村。[44]强大的首领称为米饭主，理所当然地可以分得到手下抢掠所得的东西。并不是所有这些组织都采用天地会的传统，从有限的资料看来，尽管这些组织都用上了“堂”字，但是否都非常有组织性，却并不清楚。[45]

洪大全该是天地会的首领，但有关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的传统史学夸大了他的重要性。由于天地会并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独立的组织，因而不可能由一个单一的首领代表。此外，这些组织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并不遵循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简又文指出，他们并不与太平军拜祭同样的神明，他们有不同的标准和政治信念。[46]有些组织依附了太平军，而别说罗大纲，洪大全的组织也一定被完全吸纳到太平天国。然而，很多其他的组织都没有加入，有些则仍然建立其天地会王国。不过，大多数并没有超出它们的地方格局。[47]

广西的地方传说提到宁入太平军不入天地会的理由，其中说三合会是盗贼，但拜上帝的人则是公平的，不抢当地人；又说加入三合会须付钱，但加入拜上帝会则天须。还有，拜上帝会拜的是基督教的上帝，是个男性形象；而三合会拜的则是“母亲”，是个女性，而上帝看来一定较强。这最后一点显然歪曲了天地会的传统，但却代表了对待不同信仰的态度。[48]

这些故事表明，民众在困难时期是有选择的。广东秘密社会成员在两广总督衙门的供词（现存放在伦敦的公共档案馆）显示，拜会仪式实际上是用作招募的方法。上面讨论过的案例四就是这样的供词，但是，仪式的作用在其他的一些例子中更为清楚，这些例子出自1853年广东附近一个叫陈洸泷的人的组织。

陈洸泷一直在李村外面卖白鸽。[49]他在六月二十一日发动了一次起义，林敬联参与其事，但不过在前一天才参加了拜会仪式，而且陈洸泷并不在场。参加仪式的人在二十一日与陈洸泷会合，仪式中的“母舅”充当“先锋”，“老母”充当元帅。林敬联负责指挥一支队伍，他显然夸大了这支队伍的人数，但他每天获发一笔钱作伙食。林亚聚，六十岁，在陈洸泷的一队里，负责拜祭庙宇，他参加了七月十五日的拜会仪式。林敬联和林亚聚的组织都是在洪顺堂的旗帜下建立的。据林亚聚所述，附近的乡村在闰七月给义军送烧猪和其他东西。陈洸泷和他的一些手下在第一次拜会仪式之后，几乎马上到了乡绅高长年的家，逼他参加拜会仪式，而陈洸泷在仪式中看来不过是个旁观者。高长年被迫付给陈洸泷几千两银子，但他只能用他的当铺作抵偿，陈洸泷以折扣出售他的货品。高长年在第一次给官员审问时承认参加过拜会仪式，其后又否认了。他的获罪显然是因为他参加过仪式，而那可能就是义军的其中一个目的。

陈洸泷的组织在他十二月逝世之前，曾与官军交战多次。组织成员向他烧香，让他的家人把他的财物搬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并且接受他的一个族人当首领。同时，官员则下令毁他的祖坟，而当附近的村民这样做的时候，林姓的人——显然与陈洸泷有关系——来到，与他们动起手来。林亚聚和林敬联在打斗期间被捕。[50]如果其他叛乱组织与陈洸泷的在组织方式上相同，那么它们看来便是天地会拜会仪式上所募集的一些小组织的集合。必须注意这个募集所含有的强烈宗教意味：拜会仪式所建立的同志关系，凌驾于宗族和乡村关系之上。

只有在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的传统才首次广泛被公开的造反活动采纳。这个时期广东的大多数造反组织都是细小而零散的，现在除了在正式的官方文件内，已经没有可能逐一追溯它们的历史。但是，19世纪以后粤剧戏班仍持续不断流传的故事显示，其中一些组织的影响是久远的。演员李文茂造反成了粤剧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李文茂的造反牵连到粤剧公会佛山琼花会。佛山是个戏班中心，因为戏班从那里乘“红船”出发，前往珠江三角洲各个乡村演出。[51]这种做法远在太平天国之前已经确立。李文茂在1853年造反，其时佛山船家陈开已经造反。根据戏班的传说，李文茂和他的不少手下都是演员，他们在佛山的几个月都是身穿明服，即戏班的标准服式。李文茂与陈洸泷会师，但旋遭官军击败，避走广西，在那里建立大成国。义军在广西占领了多个县，直至1858年被官军穷追猛打。李文茂逝世，组织溃散，一些手下加入了太平军。[52]

与天地会相关的西鲁故事，记录在1811年广西发现的小册子中，显然早于李文茂造反。因此，粤剧传统与天地会传统之间的相似，不是由于共同的根源，便是由于粤剧把人家的传统借用过来。例如，红船分为“天船”和“地船”，与天地会相对应，而这可以说就是基于以“天”和“地”命名的常例。[53]细看共同的根源方面，西鲁故事里的僧人是少林和尚，而在粤剧传统中，戏台上的武功也是由少林武功而来。粤剧传统在追述康熙火烧少林寺的时候，把清政府在厉行镇压时破坏佛山，当作“火烧琼花会”。不但天地会成了粤剧传统的一部分，粤剧传统也暗地里渗进了天地会。新人在拜会仪式上被问到他们象征性地乘坐来参加仪式的是什么船，而他们须说出船上供奉的神明：船头供奉的是华光，船尾的是天后，船舱的是关帝。众所周知，华光是戏行之神，天后是水上人之神，而关帝则是合道与义的武圣。这个部分的提问未见于1811年的小册子，而这正可能是由于粤剧传统融进了天地会的传统。[54]

太平天国之后，天地会在广东、广西和福建农村地区的影响，似乎又恢复到了嘉庆、道光时期那样。但是，在这些省份的农村以外，其影响则是一个谜。我们必须把贸易路线的变迁、沿海城市的发展，以及移民情况考虑在内。天地会传统成了一种有用的组织工具，只是那些组织的意图改变了。

根据张之洞的回忆，以及其他材料的确证，后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在广东、广西的活动范围，是由惠州府到珠江三角洲。[55]其他地方，特别是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也有天地会的零散材料。[56]由于汽船的出现，沿海交通取代了内陆贸易路线，通往江西和湖南的路线已不再重要，而贸易中心也转移到了广州、香港、厦门和上海等沿海城市。不断有组织与地方械斗和抢掠有关，不断有人因谋反而被捕，[57]海南岛的一份材料说明天地会的职称是“大佬”“二佬”“红棍”“柜匙”“草鞋”等，可与舒勒格稍早于这个时期之前不久在东南亚收集到的材料互相参证。[58]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1902年的洪全福，公然造反一如以往绝非这些组织的目的。[59]然而，到1902年，海外的“秘密社会”逐渐开始有兴趣支持革命或无政府团体。[60]

天地会的传统在海外华侨中间占主导地位，对于国内的组织也必定有影响，只是具体的证据至今还不多。众所周知，移民到东南亚、美洲和澳洲的华人，在19世纪急速增加。尤其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由于当地的影响，天地会的成员和组织也必定发展至一个国内也难以完全了解的地步。不过，我们也不可把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天地会视为完全是后太平天国的发展。这些组织在1825年首次被发现的时候，据称已经存在了二十年。[61]1853年在厦门起事的小刀会似乎是由一个从新加坡返国的本地人创立的。香港的地方传统也声称，香港的黑社会在1900年之前是由一个从东南亚回来的潮州人带领的。洪全福显然是在香港通过强大的海外关系获得资助，而这些海外关系了解秘密社会的活动。[62]海外华人既与祖国保持着强大的联系，倘说他们没有其他的接触，那是难以想象的。

天地会也扩展至中国其他地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853年在上海的起事基本上是由广东人组成的小刀会。我们必定会同意哥老会不是天地会的直接延伸，但哥老会的山堂（一种入会仪式）、凭证和旗帜却比较近似天地会的传统，反而不像太平天国前的档案中常有提及的嘓噜或白莲教这两个被认为是哥老会前身的组织。[63]但我们不能肯定大运河的青帮是否有类似的组织模式，而这方面可以启发更多的思考。[64]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特有的起源传说和一套暗语为特征的天地会传统，可能是在福建和邻近的广东的几个府的微弱开端发展起来，影响到广大的地理区域。在这期间，尤其因为在太平天国之时，天地会的传统为地方组织所接纳，因而其信条中的造反因素也加深了。不过，采用这些信条的组织却不一定与造反活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