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后期现代哲学，尤其是法国现象学—实存主义开始重视他人问题。从学术传承上说，法国哲学界之所以重视这个问题，是为了应对胡塞尔晚期面临的哲学困境，并对此做出法国式的反思与回应。在胡塞尔那里，他人问题属于认识论问题；在法国现象学—实存主义者萨特、梅洛-庞蒂和利科等人那里，他人问题则演变成为存在论—实存论问题；但现象学家列维纳斯却主张同时超越认识论和存在论。真正说来，我们可以把这三种情形都纳入存在问题的范畴之内：胡塞尔要问的是他人何在（在“我”的意识之中，还是在“我”的意识之外），萨特、梅洛-庞蒂和利科关注的是他人的在世存在（与“我”冲突，还是与“我”共在），而列维纳斯关心的则是他人的超越存在（具有相对他性，还是具有绝对他性）。列维纳斯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属于一种后现代姿态，与结构—后结构主义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与现象学—实存主义的一般立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不管上述三种情形中的哪一种，都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我”与他人相关，但他人不是世界中的客体，而是主体；作为主体，他人确定了新的意义层，或者说体现了主客关系的一些新类型；他人存在确定了与文化世界（工具、作品、传统）的关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