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梅洛-庞蒂那里还是在利科那里，他们强调的都是胡塞尔的后期思想而不是其前期思想；是其生活世界理论而不是其先验观念论。按梅洛-庞蒂的看法，胡塞尔并非始终坚持一种静态的逻辑语言观，相反，其后期著作已经出现了“转向”，远离了《逻辑研究》的最初立场，即特殊语言的存在建立在理想存在、普遍语法、语言本质的基础之上。[23]后期胡塞尔开始认识到，不应该只关注静态的语言结构或死的语言，而必须回到说话主体及其处境。梅洛-庞蒂写道：“胡塞尔称为语言现象学的东西，回到说话主体，并不只是哲学思想的要求，也是像索绪尔设想的那样的语言学本身的要求。客观地对待被给定的语言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到说话主体，必须给语言的语言学补充言语的语言学。”[24]他对胡塞尔的这种理解，显然是就语言的使用来看语言，因此把语言与实存相关联，而不是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围。利科明显赞同梅洛-庞蒂的这一理解。在他看来，当代解释学的重要转折是以理解的存在论取代解释的认识论，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时期的胡塞尔可以为这种存在论奠定现象学基础。这意味着他把后期胡塞尔与早期胡塞尔对立起来。他这样表示：“如果说后期胡塞尔被列入这样一种颠覆性的事业内，亦即企图用理解存在论取代解释认识论，那么早期胡塞尔，从《逻辑研究》到《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胡塞尔，则要受到严厉的怀疑。”[25]

在胡塞尔早期思想中，普遍逻辑语法的观念导致他强调语言的制度性方面，这与索绪尔及其影响下的结构主义相一致。就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而言，语言具有优先性，正因如此，学习语言其实就是接受既有的东西，当我们说人是说话主体的时候，这意味着人是既有语言的产物，或者说人受制于社会的法则和规范。但在梅洛-庞蒂和利科等人的现象学视域中，语言并不具有针对言语的优先性，相反地，倒是言语具有优先性，因为言语行为是构成他的生活或实存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语言的掌握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接受和习得，关键在于实存活动，或者说语言是在实存活动中形成的。梅洛-庞蒂说：“语言的获得不应该局限在最初几年，它与语言的实践本身是同外延的。”[26]这样的观点否定了语言本质或逻辑语法的中心地位，突出了言语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逻辑语言有着某种“相对的精确优势”，然而“它只是一个元素”，而且“是总体语言中的一个无生气的元素”；因此，哲学家们应该“研究活的状态的语言”，这“不是逻辑学家的语言，而是演讲者、作家和科学家本人借以让自己获得理解的语言”[27]。与此相似，利科也把重心从语言转向言语，认为言语是一种实践方式，“言语也是人的言语；言语也是有限性的一种方式；言语不是纯粹的沉思，不是人的命运之外的东西；言语不是神的言语，不是创造的言语，而是人类的言语，是人的战斗存在的一个方面；言语产生和创造世界上的某种东西，确切地说，会说话的人创造某种东西和自我创造，但只能在劳动中进行创造”[28]。他们两个人都明显强调了语言的活动方面，而不是静态结构。

在梅洛-庞蒂的创造性误读中，胡塞尔关于语言的尝试是双重的：一方面，“语言不是一种实体，它只能存在于说话主体那里”，另一方面，语言并不是说话主体的功能，“参与到说话共同体中的说话主体并不是他的语言的主人，他完全愿意被理解和去理解”，这就突出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哲学难题”[29]。单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然而，从实存论意义来理解，这一难题是非常容易破解的。语言的活的使用代表着人的实存方式，它尤其体现为与他人共在的方式。也就是说，人借助语言与自己的过去、与他人、与人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借助语言来实现实存沟通。梅洛-庞蒂发现，胡塞尔在那些未刊稿中告诉我们的不是语言的静态性质，而是语言的实存沟通性质，“为了知道什么是语言，首先应该说话。按照它们在我们面前那样，按照历史和文献交付给我们的那样反思语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与它们打交道，重新开始它们，说它们。唯有借助我所是的说话主体，我才能够向自己表象他人的语言之所是，我才能够滑向他们”[30]。于是出现了人们对早期思想的颠倒，或者说对语言本质的质疑：“现在，现实，实现，事实的语言变成理解其他语言会是什么的样式。正是在我们的说话主体经验中可以找到使我们能够理解其他语言的普遍性的胚芽。”[31]

利科力图把解释学嫁接到现象学之上，但这显然不是要实现与胡塞尔的先验意识哲学的会通，“他不同意胡塞尔的作为真理的绝对领域的意识观念，也不同意作为意识科学的第一哲学观念”[32]。相反，他要求达到一种理解的存在论，其中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赋予实存概念一种可接受的意义，一种将表明现象学通过解释学而复兴的意义”[33]。在他看来，解释学并非要实现客观意义的把握，相反，其意向是克服距离和文化差别，让读者适应已经变得陌生的文本，把文本的意义具体化到人关于自身所具有的现代理解之内。这导向的是“我”与他人、与人类历史的实存沟通。问题在于，这种嫁接并不那么简单，不是通过直接断言“此在就是通过理解而实存”就可以实现的。利科承认，理解的存在论是目标，承认“理解不再是认识方式，而是实存方式，是那种通过理解而存在的实存方式”[34]，但他必须先行展开语言学和语义学考察，同时应该进行一种非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反思。不管多么迂回曲折，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他赞同语言与在世存在的关联，而不是像结构主义那样沉迷于语言的自足性或语言游戏，也不会回到新观念论的观念化主张中去。

在利科看来，语义学考察和反思的分析都应该提升到存在论层次，因为“存在论的确是那起源于语言和反思的哲学的应许之地”[35]。真正说来，在他迂回地展开的解释学中，存在或实存始终是核心，“‘我在’所处的地位比‘我说’更为重要，更为基本。‘我说’是‘我在’得以中介化和反思化的通道；‘我说’是为了表现‘我在’之根本意义”[36]。这其实拓展和强化了胡塞尔回到生活世界的努力。在利科所说的迂回之路中，他似乎比较依赖于“有言”，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沉默的“无言”。“我”与“我”的历史，与他人相沟通，但这不是某种直接沟通，而是间接沟通：必须通过文本的中介，必须克服理解的歧义。然而，无论如何，“解释符号就是解释自己”，而这个解释的主体同样“不再是我思，宁可说，他是这样一种存在，这个存在通过对他自己的生命的注释发现他在放置自身和拥有自身之前，他就被放置在存在中了”[37]。笛卡尔的我思的确是一个真理，但这一真理过于“空乏”，它“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演绎”，所以利科主张“反思哲学必须是意识哲学的对立面”[38]。这就把“反思的我思”变成了一个“沉默的我思”，一个注重实存的“我思”。

利科在这里否定意识，却没有直接提及身体。但依据他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可以看出，人在语言中指向的是宇宙、欲望和想象，也因此包含着身体指向。他表示，他对心理分析的期待有两个方面：一是“真正避免了主体即意识的古典问题”；二是“恢复存在即欲望的问题”，他同时表示，“语言深埋于欲望、生命的本能冲动里”[39]。真正说来，意志哲学时期的利科非常关注身体问题，因为他明确表示：“伴随非自愿，身体及其一系列困难上场了。”[40]他甚至认为本己身体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为了开启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意识不再是身体客体的症状，相反，身体客体是本己身体的指示器——意识分有本己身体，就像分有实存本身。”[41]很显然，正是身体的造反刻画了利科式的反思哲学与传统的反思哲学的根本不同。尽管他在意志哲学的后期实现了现象学的解释学转向，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其身体现象学或实存现象学。按照施皮格伯格（Spiegelberg）的看法，利科哲学的中心主题是“人与自己、与他的身体，与世界的和谐”[42]。也就是说，解释学对象征和叙事的分析并没有脱离实存经验或身体经验，“因为文本的述谓结构是建立在前述谓的经验之上的”[43]。与利科在语言问题上间接地指向身体经验和实存关怀不同，在梅洛-庞蒂哲学中，语言与身体的关系要直接和明确得多：后者反复强调回到活的语言，“回到生活世界，尤其是由客观化的语言回到言语”[44]。这种要求表明，语言不过是更原始的表达，即身体表达的变种。语言记录的不是“我思”，而是“我能”。语言并不是观念的表象，不是实在的反映，相反，它与人的实存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它就是人的某种实存方式，与人的其他身体行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

语言体现的是身体意向性而不是意识意向性。“我”与世界的关系是在某种身体空间中展开的，“我”不需要论题性地把握对象，“我”不需要对这种关系有明确的意识，“我”不需要对它进行反思，因为它于“我”而言是“上手的”。同样，“我所说出的和听到的言语都充满着含义，它在语言姿势的结构本身中是可读出的，以至于声音的一丝颤抖，一点改变，某一句法的选择都足以修正它”[45]。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或许更多地借助某种前语言的方式，因为身体本身已经是一种“表达”，一种“语言”。在“我”面前经过的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并不首先是一个有“形”的轮廓，一个有“声”有“色”的自动木偶，一处漂亮的景致，她乃是“个体的、情感的、性的表达”，是“作为身体而拥有的行走、注视、触摸、说话常规的非常明显的变种”[46]。一种实存沟通、一种经由身体的沟通于是“沉默无言地”获得了实现。梅洛-庞蒂明确表示，他关于身心关系的描述完全可以用来描述词与其指称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灵不过是他在世的方式的两个方面，同样，词和它指示的思想不应该被看作外在的两极，词支撑其含义，就像身体是某种行为的肉身化一样。”[47]

在《知觉现象学》中，语言问题其实就是身体表达问题：语言隶属于“在世存在”结构，也因此与身体、与肉身化主体不可分割。梅洛-庞蒂直到后期都还坚持这一点，认为自己正是在知觉中看到了语言的出生地。[48]在他关于绘画或文学表达的探讨中，理想或升华并没有否定实存和身体的决定性意义，“只是在理解了不存在超人，不存在任何不需要过人的生活的人，理解了所爱的女人、作家和画家的秘密并不在他的经验生活之外，相反，这种秘密是如此紧密地与他卑微的经验混杂在一起，是如此遮遮掩掩地混同于他对世界的知觉，以至于不存在特别地面对面与它遭遇的问题，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能真正欣赏他”[49]。一般认为，姿势或表情是自然符号，而言语是约定符号。他明确否定这种区分，把言语也看作是一种包含意义的真实姿势，就像其他姿势包含着自己的含义一样。我们不是与表象或思想进行交流，而是与说话者、与某种存在方式、与说话者指向的世界进行交流：“言语是一种姿势，而言语的含义是一个世界。”[50]言语是一种身体行为，是身体姿势的一种，身体与世界密切相关，是在世存在的关键，因此言语与意义的关系，不过就是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在世存在的方式。

如果语言仅仅是表象观念或表达思想的工具，那么我们就只会注意词的“概念意义”，而忽视其“实存意义”。然而，真正重要的恰恰是实存意义。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表示：“我的身体是我的‘理解’的一般工具。”[51]身体经验是更为原始的结构，语言不可能优先于身体姿态。在《世界的散文》中，他依然强调了这一点：“任何知觉，任何以知觉为前提的行动，简而言之，我们的身体的任何使用就已经是原始的表达。”[52]甚至在《符号》中，他也依然如此说：“只要我们期待身体间的交流，语言就可以变化和扩大，它具有与身体间的交流同样的弹性，同样的风格。”[53]语言终归是作为原初表达的知觉的变形而存在。也就是说，语言与意义相关联，但意义并不是一种先在实体或观念，它源于我们的在世行为或者活动，源于我们的实存态度。我们的一切行为，不管以语言还是姿势出现，都会有其意义，换言之，意义始终与我们的姿态或立场联系在一起：“我们因为是在世的，所以注定处于意义中，不能够做或说任何不在历史中获得一个名称的事情。”[54]我们通过语言而在世，就如同通过身体而在世一样。这其实表明的是一种处境意识。身体知觉是某种前断言的表达、某种无言的表达，语言表达则是其派生的形式。

利科也力图表明这一点。通过阅读弗洛伊德，他“要让人们理解的是欲望在语言的起源中，在语言之前的功能”，也就是说“在说的根基中的非被说者，非说者，非命名者”的功能。[55]他进而表示：欲望是“不可命名者”，它“原初地被转变成了语言”，它“想被说”，它“潜在地是言语”，它“同时是非被说者和想说者，是不可命名者和说的潜能”[56]。不管“身体在表达”还是“欲望在说话”，语言都远离了观念论：它并不表达思想，它指向实存沟通。语言既是实存沟通的具体形式，也是其升华：它中断了身体的直接表达，把人与人之间的实存沟通提升到了文化共同体的层次，这就触及了文化传承及其载体的问题。我们总是透过文本或文本解释去发现人的实存处境，从而获得相互理解，获得自身理解。利科表示：“很显然，一种伟大的哲学的社会和政治处境并不清楚地出现在其文本中；处境没有被提到，也没有被指明；不过，它还是表现出来了。处境通过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以某种非常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了；换句话说，处境经历了某种变化，某种重新评价；处境从经历过的处境，变成了一个约定的问题，一个讲述和陈述的问题。”[57]语言行为和其他行为一样是立足于世的重要方式，原因就在于，它维系着共同体。梅洛-庞蒂这样告诉我们，“人们之间的语言关系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更一般的象征关系秩序和制度秩序——这些秩序不仅确保了思想交流，而且还有一切价值类型的交流，确保了人们在某一文化中，以及超出这一文化限度在某个单一历史中的共存”[58]。

人们往往不是在要沟通的观念中，而是在言语行为本身中加强了理解，在“言语实践本身中”“学会了去理解”[59]。语言直接影响到人的实存，原因在于，人们往往“以言行事”。梅洛-庞蒂在《语言的文学使用研究》讲课提要的结尾处说道：“或许最终说来，不管人还是文人，都只是借助语言使自己向世界和他人呈现，或许语言在所有人那里都是这样一种中心功能，它把生命构造为一种作品，它把生命直至我们的各种存在困境都转换成主题。”[60]这表明语言并不是要表达某种思想，而意味着采取某种立场，“它表达主体在其含义世界中采取的立场，或毋宁说，语言就是采取立场本身。在此，‘世界’一词并不是一种说话方式，而意味着精神的或文化的生活从自然的生活中借用其结构，意味着思维主体必须被建立在肉身化主体之上”[61]。语言不是既有的工具，不是在己的手段，它意味着我们对处境采取某种立场。词与它引起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就像对一个人那样对词产生行为，“这些词一旦被给出，行为随即产生”[62]。身体是灵性化的，而不是心灵的单纯载体，同样，语言是有意义的，而不是意义的单纯载体。在利科那里，以“言”立足于世更是他本人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他写道：“人的伟大是在劳动和言语的辩证法中；说与做、含义和行动过于相混，以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持久而深入的对立无法建立起来。”[63]他表示，自己主要的工作就是“说”，而“说”自有其效果，它会对人的实存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