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上面的理解，我们再来看维特根斯坦关于世界、思想、命题以及不可说这四者之间关系的论述。前面我们提到，维特根斯坦谈到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和真值函项理论，可以被分别地看作反映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发展路径，即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但是第四个方面却始终处于谜团之中。

我们如何来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可说之物？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神秘之物的话，那么，我们显然就落入了一些维特根斯坦思想解释者所编织的陷阱，他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充满了神秘主义，而且，我们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也只能够以神秘主义的方式来把握。显然，这样的理解背离了维特根斯坦思想，因为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维特根斯坦试图说明的，恰恰是要区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而对于一切可说的东西都可以用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就明确地说到，当这本书完成之后，它表明在哲学上可以做的事情已经很少了，这也就意味着，凡是我们可以说清楚的东西，都可以用逻辑的语言来表达清楚，而对于那些不能够用逻辑的语言表达清楚的东西，我们就必须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它们。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显示的方式。所以，对于不可说之物，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显示它们。

在这里，特别要注意，语言的表达仅仅是我们用来显示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方式。人类与世界的交往，往往是通过多种方式展开的，如人类的行为方式、人类的身体语言、人类的感觉器官等，都可以成为与世界交往的重要途径。语言表达是人类重要的思想表达方式，但绝不是唯一的表达方式。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试图要说明的恰恰是，凡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都是可以用清楚的语言表达的，而不能用清楚的语言表达的东西，我们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表达的。在这里，我想明确提出的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第四个层次所揭示的哲学发展的前景，恰恰正是西方当代实践哲学的精髓。

这里所谓的实践哲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实践哲学有所不同。当代实践哲学主要是指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人类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这样的哲学不是完全通过理论的建构完成的，而是通过人类对某种共有的实践模式或生活方式的理解加以推进的。在这种意义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共同体，对世界的理解可以是截然不同的。然而，语言表达的普遍性在人类生活方式的特殊性面前就产生了矛盾。如果我们说，人类可以理解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也就意味我们在理解这个世界的同时，加入了人类特殊的理解维度。在这里特别要指出，当今实践哲学的发展，恰恰是在理解了我们人类目前生存状态的情况下展开的。

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的发展在进入20世纪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科学的进步已经远远超过了此前科学进步的总和，那么，20世纪西方社会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以往社会发展的总和。这个社会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扩大，而交往的扩大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缩短，这样的变化可谓史无前例。信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的变化，最明显的结果就是通信的革命。信息技术的产生，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变成了地球村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人类社会范围的扩大导致了人类交流的频繁。这里我要特别指出，在经济活动中的频繁交流使得世界成为一个共同体，任何离开了世界经济共同体的逆行的、单个的国家将远远地被抛在发展的后面。第三个方面是社会的交往同时导致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变化，如果说以往的社会政治形态还可以大致归结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话；那么，当今社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现象，即人类的存在已经远远地，或者说正在逐渐地抛弃个体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羁绊，开始进入共同对话的政治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之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宗教之争，经济与经济之间的政治斗争，正在逐渐地替换为民主的、协商的、和平的方式。这样一种变化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家们所能提供的重要思路，在于我们要揭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背景中我们共同具有的文化普遍性，这样的普遍性表示我们可能具有的生活形式，而对于生活形式的揭示正是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努力寻找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维特根斯坦关于不可说的思想归结为一个可以显示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说，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已经向我们揭示出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整体走向，即西方哲学正在或将要走向实践哲学，或者说，西方哲学正在经历着一场“实践的转向”。这正是我从对《逻辑哲学论》这本书的分析中得出的重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