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之所以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需求理论，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消费主义价值观把对物质商品的占有和消费看作是人实现满足的唯一方式，其结果使得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无限发展的问题，使人们既没有关注到人的需要和欲望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无法正确处理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最终沉溺于异化消费中。二是已有的需要理论拘泥于简单的二分法，从而把“整个需求或需要（或任何其他的名称）的整体都根据一些相反的范畴而分类，如自然的和文明的、直接的和派生的、本能的和心理的、必要的和奢侈的、具体的和象征的、真实的和虚伪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基础的和周全的、低级的和高级的”[26]。然后再把以上不同类型的需求加以分类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既无法揭示需求的本质，也无法揭示当代西方社会人的需求的特点，这就需要考察以往对需求理论研究的得失，重建需求理论。三是必须认识到既然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存在内在关联，而生态危机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理顺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就成为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实现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重要途径。“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植根于人的需求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27]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首先考察了以往需求理论的得失，揭示在当代西方社会中需要和商品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研究人的需要问题的科学方法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以往对需求本质的考察主要有三种理论模式。第一种理论模式是立足于生物学和文化学的二分法来研究人的需要，即把人的需要区分为由生物方面决定的人的基本需求和由文化所派生出来的人的其他需求。这种生物—文化二分的理论模式的问题在于它过于抽象，没有认识到人类需求的复杂性，事实上是不可能将人类的需求机械地划分为生物需求和文化派生出来的需求的，因此这种理论模式既无法揭示人的需求的本质，也不能真正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实际起源。这是因为，这种将人类需求的二分从来没有存在于人们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即便是食物这种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它既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但同时它也与人类社会的文化实践密切相关。“生物学—文化区分是纯粹的抽象，不能真正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不同的实际起源，因为每一种文化吸收将存在于它的社会化形式（是真正需求解释的决定性因素）中的生物学方面。……生物学—文化区分……没有为人类需求的独特性特征提供太多的深刻理解。”[28]

第二种理论模式是把人类需求按照等级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型，从而决定我们应当在不同情景下采取何种行动。在这种理论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把人的需求按高低层次依次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自尊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前三种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这些基本需求中的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就会使人产生生理或心理疾病。后两项需求则属于派生出来的需求，它们是否能够实现，关涉的是人格是否能够得到完善。在马斯洛看来，在人的五种需求中，前两种属于物质方面的需求，它关注的是物质需要的满足问题；后三者属于非物质的精神需求，它们打开了人无限发展的潜能。而在上述五种需求中，低层次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高层次的需求不会产生，反之高层次的需求则会涌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存在下列问题：其一，马斯洛的上述分类是建立在高度专业化的技术社会的基础上的，因此它并不适用于早期人类社会，也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西方发达社会中人的行为。这是因为，按照马斯洛的设想，当代西方发达社会是一个商品极度丰裕的社会，应该说这为人的自我实现创造了前提。但是问题正在于当代西方社会却把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归结为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其二，虽然马斯洛所归纳的五种需求在人的需求中事实上都存在，但是它们却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绝不存在像马斯洛所说的它们可以被分割为五个前后相继的系列。其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明显存在贬低物质需求而片面抬高非物质需求的缺陷。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无法分清物质需要和非物质需要的区别，它们是紧密相联系在一起而共同构成了人的需求的整体，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反映人的需求的基本特征。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上述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无法说明当代西方社会人的需要的特质和行为特征。

第三种理论模式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特点是设法先建立一些判断人们行为正当性与否的客观标准，在此基础上区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法兰克福学派断定人们“是通过社会中介，学会解释他们的需要并使他们自己适应被认可行为的普遍模式”[29]，其理论贡献在于“它坚持认为需求的形成只能被理解为个人心理和社会经济利益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结果”[30]。根据这种观点，如果社会本身是病态的，那么即便是为社会所认可的需求也可能是一种虚假需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所建立的判断人们行为正当性的标准主要是立足于哲学思辨，很难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应当在人和具体的社会组织的关系中考察人的需求，进而把“人的需求”区分为“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观点，对于重建需求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系统考察上述三种模式的需求理论的得失，其目的在于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通过建构一种新的需求理论，以便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进而引发一场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如前所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31]，即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在矛盾规律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而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要发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出现革命的客观形势，即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二是革命的主观形势，即异化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只有主、客观条件同时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成功。而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运动规律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是马克思立足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总结出来的，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危机的形式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危机的这种转换又是同消费领域的矛盾，即需要、商品、消费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密切相关的，因此根据新的时代条件的变化，修正和完善马克思的需求理论，对于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就是至关重要的。“对理解社会变革运动背后的、在解决严重制度危机过程中产生的基本原理来说，需求理论是必不可少的。”[32]那么，如何才能修正和完善马克思的需求理论呢？

对于上述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实际上暗含了一种需求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供私人消费的社会生产的不合理性和无政府状态，而且指明无产阶级由于失业或处于一贫如洗的状态就会起来革命。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是建立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的，从这个角度讲，并不能认为马克思的需求理论是错误的。问题只在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充分分析消费领域，错误地认为（这已得到证明）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如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33]。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借助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危机，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使马克思所设想的由于经济危机而导致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认为，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进一步发挥其活力的办法就是“分析目前存在于像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这样一些危机的新形式”[34]。这就要求首先弄清当代西方社会中人的需要的本质，进而分析需要和商品的辩证关系。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莱斯在《满足的限度》一书中的分析最为系统和深刻。

莱斯首先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概念，而代之以“需要”和“想要”的概念。“需求”的概念用来表达人的客观和真实需求，“想要”的概念用来表达由社会作用于人而产生的主观愿望。莱斯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正在于它造成了人们在“需求”和“想要”二者之间的困惑，从而不能正确处理需求、消费和商品之间的关系，由此沉沦于异化消费中。为了说明他的上述观点，莱斯详细分析了人类的需求同商品之间的关系。

莱斯认为，人类的需求具有二元本质，它是指在任何一种文化条件下，人类的需求系统是一个包含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在内的统一体。人类需求的这种二元本质是和商品的特性密切相关的，这就需要分析商品的特性以及需求和商品的辩证关系。对于如何看待商品的特性，莱斯批评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划分。他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试图通过考察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分析一般的交换经济的独特性质。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一方面为人的个性创造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使市场关系普遍化又加剧了人类同自己的生产活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疏远。莱斯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的缺陷在于既没有重视内在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符号媒介的重要性，也没有看到使用价值不单是相对于人的有用性，它实际上也是商品的内在属性。莱斯主张采用美国经济学家克尔文·兰开斯特（Kelvin Lancaster）关于商品是“一系列特征的集合”的观点。这里所谓商品的“特征”是指“根据已确定的标准可被检查和评价的事物的真实的、物理的属性”[35]。如商品的尺寸、形状、性能的客观属性等，莱斯指出，克尔文·兰开斯特所说的商品的特征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克尔文·兰开斯特进一步把人和商品的关系划分为两个方面，“我们将把人和物之间的关系看成至少是两个方面的事情。它由事物与它们的特征（客观的和工艺的）之间的关系和特征与人（个人的，包括个人偏好）之间的关系组成”[36]。也就是说，人同商品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人同商品的特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达的是人同商品的客观属性，同商品的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其二是消费者个人对商品的符号象征性的关注，这实际上表达的是消费者对商品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并非商品本身所固有的特征，而是人们附加于商品的特征。人同商品的上述两种关系，使商品呈现出其固有特征和人为附加的特征的统一体。“当这两方面过程在形成关于商品自身本质的表达内容时，商品表现为一个客观和附加特征的统一体。附加的特征是那些人们相信存在于事物中的特征：这种相信产生于每个人熟悉的通过广告和其他消费者的观点传递的关于事物的大量信息。”[37]莱斯认为兰开斯特关于商品是一个由其内在客观属性和符号象征性在内的统一体，即商品的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的统一体，以及揭示消费者对一个商品使用价值的直接兴趣和由社会作用而产生的对商品的间接和派生兴趣的观点，是他的重要理论创新，莱斯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当代西方社会中人和商品关系的新变化的分析的。

莱斯指出，当代西方社会中出现了作为商品统一体内在组成部分的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二者分离的趋势，人们关注的是商品符号的象征性，而较少关注商品的物质性。也就是说，当代西方社会人们的消费已不再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是一种符号象征性消费，消费不再是用来满足人们真实需要的手段，消费已经成为标识社会地位和幸福的象征。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38]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源主要在于如下两个方面：其一，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它所生产的商品的内在构造日益复杂，造成了人们对商品信息了解的不充分，时间的有限性使人们很难断定商品对人是否适当，由此造成人们对商品的物质性，即使用价值越来越冷漠。其二，当代西方社会中盛行的广告把商品的信息同幸福的某种景象连接在一起，这些商品往往是同时尚、地位身份和生活的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外在于人的真实需求的。广告的刺激使人们在追求商品消费中不再主要关注其使用价值，商品的符号象征性成为人们消费活动中关注的焦点。显然，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从而加剧生态危机。通过以上论述，莱斯强调，要研究现代社会中人的需要和商品的辩证运动，就必须从社会和自然两个维度入手。从社会的维度看，在广告的牵引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对于什么是自己的客观真实需要，什么是被社会牵引出的主观欲望，实际上处于一种迷茫状态，人们所消费的也并非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商品的符号象征性，从而使异化消费成为当代人实现自我价值确证的方式。从自然的维度看，正是异化消费导致了人们对欲望的无止境追求，导致了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这说明，只有从变革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入手，才能处理好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断定，实现上述变革的动力正在于异化消费同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运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异化消费”使人们把物质商品消费看作是满足和实现自我的唯一方式，并造成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习惯性期待，而这一切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大，由此必然和地球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产生矛盾冲突，体现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使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习惯性期待走向破灭，进而使人们反思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合理性，改变对生活质量和幸福的看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是指“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正确的评价，尽管公认要进行这种评价是很难的。这并不是要提倡重新培育清教徒式的简朴精神，而是要调整人们对好生活的性质和质量的看法”[39]。“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会使人们从异化消费中清醒过来，摆脱对受广告操纵的异化消费的依赖，从而为实现社会变革提供动力。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第二，这种情况将要求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第三，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人们不再把劳动仅仅看作是为了获得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而是在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和价值。“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三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们摆脱异化消费，树立新的消费观和价值观的过程。这种新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就是倡导“生产得更少，生活得更好”，就是要求人们“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从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得到满足”[40]，从而实现对自己的真实需求的满足以及需求、消费和生态之间关系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