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演变

关于“人类中心主义”概念的内涵，学术界虽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但总体看来，它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9]第一个阶段是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它主要是基于古代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说”而作出的逻辑推论，主张人类处于宇宙的中心，它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第二个阶段是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它是建立在基督教神学目的论的基础上的。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不仅在空间方位的意义上位于宇宙的中心，而且也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地位。就是说，人类是宇宙万事万物的目的”[10]。第三个阶段是人类生态中心主义，其核心观点是把人看作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之外的存在物只具有相对于人而言的工具价值，因此，只有人才应该是道德关怀的对象。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以人的利益作为处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标准。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批判的是第三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导致了人类工具性地对待人之外的存在物，造成了科学技术的滥用和生态危机。

和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也把以“控制自然”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会造成生态危机，而是强调只有当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后，它才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揭示“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以及它是如何被纳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而成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力探讨的问题。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对“控制自然”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最为系统。在他看来，“控制自然”观念首先萌芽于古代宗教神话。古代宗教神话较早意识到机械技术既能增强人类控制自然，又能带来野蛮后果的两面性质。“人类社会在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增长上得益于机械技术，但另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剧毒、枪支、战争机械和这类摧毁性发明形成的行业……所具有的残酷和野蛮’。”[11]因此古代宗教神话也对技术充满恐惧，为了摆脱这种恐惧，古代宗教神话设想自然是具有“精神”属性的，并要求人们通过礼品和礼仪来安慰自然的精神。“统治古代世界宗教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相信所有自然的对象和场所都具有‘精神’的。为了确保人们自己不受伤害，必须尊敬这些对象，而在侵占这些自然对象为人所用之前，要求人们通过礼品和礼仪来安慰精神。”[12]莱斯指出，与古代其他宗教神话不同的是，基督教在圣经《创世纪》中通过上帝创世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类具有对地球生命所具有的派生统治权。人类之所以对其他地球生命具有派生的统治权是因为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精神属性的存在物，人胜过所有的动物不是靠力量优势而是因为其理性和知识。这一观念导致了“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根源了”[13]。可以看出，基督教关于人对地球主人地位的说教是控制自然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但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自然”在人们面前具有双重意蕴。一方面，自然作为神的创造物，它具有神圣性，是理解神的意图的辅助工具；另一方面，它又被看作满足人们需要的来源，由此必然产生对自然的功利主义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形成了一种新自然观。

威廉·莱斯指出，文艺复兴运动是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根源。文艺复兴运动的突出特点是重新发现了人和自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不仅高扬人的力量，把人的力量等同于神的力量，而且出现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自然‘奥秘’和‘效用’的迷恋和一种要识破它们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的渴望。这种情形日渐增强以至在17世纪有些作家已经描绘出了按他们的看法所形成的一种拜物教式的追求”[14]。文艺复兴的上述思想被启蒙思想家培根进一步发展，从根本上奠定了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培根的伟大成就就在于“他比以往任何人都清楚地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且在人们的心目中确立了它的突出地位”[15]。不仅如此，他区分了科学和宗教的不同职能。在他看来，科学和宗教是恢复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所失去的道德清白和统治权的两种形式，人类恢复道德清白依靠的是宗教，恢复对万物的统治权依靠的是科学，这实际上划定了科学和宗教的不同领域，将自然知识和道德知识区分开来，从而将脱离操作效果的自然哲学看作是无用的，价值问题由此成为科学领域之外的课题。这也意味着只有通过技术进步，人类才能成功地控制自然。通过以上区分，培根消除了人们关于科学研究会动摇宗教信仰的恐惧，把控制自然的观念彻底世俗化了，进而把科学知识和技术看作人们用以强迫自然服从人类需要的工具，由此，“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是一种向社会进步输出合理性的完整的、独立的力量，换句话说，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进步的方法”[16]。

莱斯指出，培根所阐发的现代“控制自然”的观念造就了17世纪欧洲人的新自然观。对于近代自然观的特点，柯林武德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指出：它“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它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秩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界强加的。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17]。正是由于这种机械自然观的确立，人们开始从关注自然的神奇转向了关注发现控制自然的工具，以便获得自然隐藏的财富。可以说，如何通过改变思想方法，发现和形成能够控制自然的工具和仪器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控制自然又必须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由此导致了“控制自然”的观念与现代科学的结合日益紧密，人类社会就是通过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工业体系，不断改造自然界，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的。由于人们把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视同为人类能力的增强，最后，一种新世界观得以确立。这种新世界观的特点是从实用的角度看待自然，用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来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这种新世界观的奠基人是培根，正是他赋予“控制自然”的观念以现代形式，并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看作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正确性证明，最终使控制自然和社会进步等同起来的观念成为现代社会的信念。

可以看出，正是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现代“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自然的尊敬，并借助科学技术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化为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片面强调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而这种“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资产阶级“控制人”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从而导致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当代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