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兴起的语言分析哲学运动对生存论哲学及生存理解起到了直接的引导作用，对个体生存观也起到了一定的治疗和校正作用，但依靠语言哲学并不能完全代替生存论哲学的努力。

应当说，在生存主义哲学之后，生存论哲学更主要的是融汇于语言学哲学的背景之中。当哲学家们在思考生存时，总是要求在语言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语言不仅标示着生存，而且语言本身就蕴含着生存的深度和意义，对语言的词源学及用法的分析同时也就是对于生存论的结构分析。因此，在此意义上，语言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展开了一种可称之为语言生存论的领域。

语言分析哲学大体有两个主要背景，一个背景是欧洲大陆哲学，在这一背景中，生存的内涵与语言的历史性相汇合；另一个背景是英美分析哲学，在这一背景中，生存通过与语用的结合表达为对生活形式的内在承诺。这里不妨分别以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阐发语言哲学对生存论的承转意义。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已经明确认识到：“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开展这一生存论建构中有其根源。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就是话语。”[105]所谓话语既是关于某物的谈论内容与方式，又是“解释和描述的根据”[106]。生存与语言的源始关系在话语中呈现出来，“话语是此在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建构，它对此在的生存具有组建作用。”[107]从这一意义而言，话语构成“生存之道”，但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并未特别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在那里，话语倒是作为凸显诸如倾听与沉默等富于生存论意蕴的方式而被提出来的，而在所谓从此在存在论向语言存在论的转向（kehre）之后，海德格尔实际上是要求穿过承载着生存之道的话语，而直接向历史性的语言还原，并从这种还原性的追溯中寻求存在之道与生存之道。此在存在论也由此转换为语言存在论。语言不仅是“存在之家”，也是“存在之在场之庇护”[108]。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无疑具有存在论意义，只有它才能“给出事物的本质”，我们不妨剖析海氏关于存在与语言关系的如下断定。

（1）“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里的“物”，按海德格尔的理解，并不是精神与物质二分意义上的“物质”，而是一切物的总称，物“指任何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东西，任何一个当下存在者”[109]。神本身就它与自然相通的意义上也是一种“物”，相比之下把技术化的物件称之为“物”却不免让人踌躇，理由就在于我们称之为物，并且赋予其名的存在总是意味着与人的生存具有源初的和内在的相关性。而“名”即最初的语言的存在，或者说语言乃存在的承载者，正如老子所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2）“哪里没有语言，哪里就没有存在者的敞开……语言第一次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称首次把存在者携入语词，携入现象。名称根据其存在并指向存在为存在者命名。”[110]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者曾被看成存在的假象，但它实际上就是指那些缺乏自身超越性的实存物，实存物常常由语言携带，并且反过来使得语言滞着于某种实存状态，但语言本身的流动性意味着它必然要超越这种状态。语言的短暂的停留表现为名称，语言通过名称与存在者发生关联，但又不应该将名称等同于语言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为万物所命的名仍然只是形式，其内容则寓于流动性的且又总是归之于其源头的语言本身。

（3）词语“把作为存在着的存在者的当下的物带入这个“存在”（ist）之中，把物保持这个“存在”之中，与物发生关系，可以说供养着物而使物成其为一物”[111]。命名的结果即是词语，词语中不仅包含着存在的信息，而且还直接蕴存着存在因而使物成其为物。词语并不只是表达存在或生存的工具，那样的话，存在或生存的信息永远不会向我们敞开，因此应当把词语看成某种沟通存在与生存的关联。“词语不光处于一种与物的关系之中，而且词语本身就‘可以是’那个保持物之为物并且与物之为物发生关系的东西；作为这样一个发生关系的东西，词语就可以是关系本身。”[112]说存在与生存通过语言而显现出来，这实际上意味着语言本身并不是一种实体，语言的根本结构是生存论结构而不是概念结构。因此，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并不是固定于语言之中，而是沿着语言的方向。语言是有生命的，它蕴含着存在与生存的深层结构。

关于语言生存论的思想，在伽达默尔那里得到进一步的确证。不过，伽达默尔将海德格尔的语言生存论拓展为诠释学生存论。在伽达默尔看来，人的本质即语言性的，语言不仅只是工具或表意符号，而且是我们生存的基本方式，“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113]。因此，它蕴示着我们与世界的基本关联，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的，“语言是我们在世存在的基本活动模式，也是包罗万象的世界构造方式”[114]。所谓世界就是对于人而存在的世界，其他生物尽管也存活于世界之中，但世界对于人而存在的特有方式就是语言。语言表达了人之在世的真理，也表征着人对于世界的基本态度。进而言之，语言与世界本身就是同一的，“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语言的世界经验是‘绝对的’。它超越了一切存在状态的相对性，因为它包容了一切自在存在，而不管自在存在在何种关系（相对性）中出现。我们世界经验的语言性相对于被作为存在物所认识和看待的一切都是先行的。因此，语言和世界的基本关系并不意味着世界变成了语言的对象。一切认识和陈述的对象都总是已被语言的世界视域所包围”[115]。伽达默尔虽然继承了海德格尔有关人必定是在世的生存思想，但他并没有把语言直接看成存在，而是看成存在向我们显现的唯一通道，这一显现过程即生存论的理解活动。很明显，对伽达默尔而言，“存在论”不再是实体性的，而就是生存论理解活动，因而在海氏那里语言前定并包含生存论理解的思想就进一步表达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按照这一表达，生存论理解无疑具有相对于语言的更本源的地位。语言的本质即理解了的存在，在此，我们可以把“理解了的存在”把握为生存。但是，语言与生存的沟通则取决于理解活动本身，语言只有在谈话中，也就是基于某种共同的生命共同体的“生活过程”中的“相互理解”活动才可能使语言真正与生存沟通。因此，理解这一交互性的实践活动就具有了一种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理解使得语言与生存沟通。

海德格尔代表的是人本主义的语言哲学观，其语言观很明确，就是要超越把语言当作一种认知对象与方法的工具主义的观念，挖掘语言本身的源初的和生成性的生存论存在论意蕴。从此在存在论向语言存在论的转变并不单纯是从所谓此在向语言的转变，在此在的分析中已经贯彻着语言分析方法，中后期的语言生存论方法也没有完全排除此在。此在也好、语言也好，都是海德格尔致力于探寻在的真理的通道，此在生存论的分析方法并不在于使用了此在这一词，而在于它所切中的个体陷入某种主体主义困境并为萨特过于散漫的“人学”提供了缝隙。语言分析的本质在于彰显“在”的历史性，并使得这一历史性与人的生存相遇从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诠释学视野与前景。

海德格尔语言生存论的迷误在于：回返到一个词的古希腊或者别的什么原（源）头，不过只是揭示了这一语词在当时的生存喻义。海德格尔确实揭示了一个事实：随着词语数量及其内涵的繁复多样和歧义丛生，一些原生的生存喻象特别耐人寻味的词（诸如自然、真理、逻各斯、在，等等），其本源性的意义反倒被该词在后来使用中所带进的含混多样的词义所遮蔽。比如古希腊本义为“无蔽”的“真理”概念，在当代的语境下，常常意味着人的主观认识的“退避”。但这里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追溯语言也即寻求返家之途，那么我们反问：这种生存意义的回返对于理解当代人的生存意义究竟何益？生存作为问题意识是在当代出现的，也只有在当代，人的生存才展开出如此丰富的内涵和矛盾，既然如此，也就不能指望从古希腊语言中寻求人生存的当代意义。可见，生存论的前提并不是语言，而是肯定我们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那种打着历史解释学旗号的生存理解其历史意义本身就是可疑的。

按照英美分析哲学，语言的用法已经包含了我们对于生存的基本理解。生存问题要么是所指明确、可以分析的实存意义；要么是指涉含混、难以分析因而需要加以治疗的“形上”问题；要么是语言无法说“清”而又具有宗教或诗性意味的非语言问题。按照上述见解，分析哲学对人的生存采取了某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在第一种情况下，人的生存如果是给定的，并且是可以量化的事实，因而就是可分析的，这种生存我们可以谈论，也不会发生不必要的争议，这为人们能够从“客观性”的角度理解人的生存活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在第二种情况下，人的生存无疑被转化成了一个形上问题，它说的其实是存在问题而并不是人的生存问题，这种言说无疑是应该予以拒绝和治疗的。在治疗了关于生存问题的形上病症之后，分析哲学可能发现生存虽“大”却并非“不当”，因为人们平常对存在的思考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人的生存的思考。可以不思考存在，但人的生存却不能不思考，并且，在这一思考活动中，语言确实是无能的。这时，与其让无能的语言去无力地承载这一“大”意义，不若干脆以“沉默”的态度面对人的生存。人的生存就是不可说的。而哲学作为语言分析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语言为思想本身划界，“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116]。

后期维特根斯坦发现，有些在人工语言分析方法看来无意义的问题在日常语言中却有其特定的意义。一个孤零零的词当然没有任何意义，语词的意义总有其经验性，但单个的词语却缺乏经验性，语言的经验性存在于语言的具体用法上。词的意义全部在于其具体用法，因此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应当转换为语言与世界的语境关系。“如果我们必须把某种东西指定为符号的生命，那么我们只能归之于其具体的用法。”[117]语言本身不能被定义，也不存在语言的共同本质，语言的运用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维特根斯坦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逻辑主义，在他看来，逻辑分析确实有助于使人们思路清晰，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人们在使用日常语言中出现的混乱，更无益于使人们真实地观察和理解日常语言的各种用法以及生活形式。语言分析的重点在于回复到日常语言的正确使用上，让人们分析和把握日常语言的用法进而理解生活形式与生活的意义。照此看来，所谓“大”而“有”当的问题并不是形而上学，而是生活形式本身。维氏明确宣称：“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118]在此，维氏强调向日常语言以及生活形式的还原，其实就是向生存的日常状态的复原。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分析也就直接变成了日常生存活动的澄明工作，这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溯源以及伽达默尔的生存论解释学活动具有殊途同归的效价。

维特根斯坦基本上属于科学主义的语言哲学观。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前后期有别。以前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对生存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对存在及本体问题的消解间接表现出来的。在分析哲学视野里的“生存”是指可说的“生存”，即“给定的事实”，诸如生存条件、生存结构与生存的知识背景等可以通过逻辑与能指的方式确定下来的东西。而诸如须通过必要的直观方法才能把握的“意义性生存”，分析哲学干脆就将它划归到无法分析的形而上学范畴（甚至于当维特根斯坦本人涉及理解问题时，也不触及人的生存意义）。但是，分析哲学所陷入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分析哲学看来可分析的“生存”，即给定的事实，实际上恰恰是作为人的生存所要超越的传统哲学的“实存”观，而被分析哲学拒绝给予分析的形而上学中倒潜存着人生存的内涵并需要作出语言意义的澄明。人生存的丰富内涵并非一句“沉默”就可了结的；何况这种沉默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导向了神秘主义。不可说的还得要说，这是人类文化不断实现自身超越且超越活动永无终结的表现，也是理性化的人类行动及其思想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在生存理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超过以前的超验实存观。另外，分析哲学存在过分迷信逻辑，却不追问逻辑本身的意义的倾向。在我们看来，追问逻辑，说白了还是追求道理，因此我们倒是应该把逻辑从其过分外在化的自我约束中解放出来，还原其生活理解；任何形式的逻辑，包括传统逻辑和现代语法逻辑，都来自于生活逻辑，而生活逻辑又根源于生存事实。就这个意义而言，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人工语言哲学到后期日常语言哲学的转换就不只是一种思维视角的转换，而是思维方式、研究主题、工作方式以及哲学功能的全方位转换：从思维方式上看是从语言本质主义转变为非本质主义，从研究主题上看是从语言与世界的逻辑关系转变为语言与行动的关系，从理论重心上看是从逻辑图式转变为生活形式，从哲学功能上看是从对世界的解释功能转变为对世界的描述功能。“当他抛弃了逻辑分析而转变为现实的语言活动时，这就意味着他不再关心对语言和世界进行逻辑上的建构，而是关注我们作用的日常语言，关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119]

当然，关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前后期的变化，也有另外一种视角，这就是肯定其前期哲学的生存论关怀。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人工语言观致力于为世界画界，从形式上看，人们过于集中于维氏断言的“可说的”领域，并由此抱怨维氏在拒斥形而上学语言的同时将生存论话语也同时排斥在外了。而对于需要沉默的不可说的领域，人们往往持一种简单的甚至是轻率的态度，好像维氏并不关注这一领域，但这一点恐怕也是维氏本人所不同意的。维特根斯坦曾说过：“我的著作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部分就是在此书中发表出来的东西，另一部分则是我没有写出来的东西。而重要的却正是这第二部分。”[120]但不管怎么说，由于人们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变化看成维氏本人哲学思想发展的根本断裂——这一断裂也由维氏本人所强化，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包含的生存论思想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挖掘。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生存论思想。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氏后期日常语言哲学挖掘的正是维氏自己所说的“第二部分”。

不管是肯定维氏思想前后期的断裂，还是肯定其前后期思想的连续性，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游戏说。特别是其中的生活形式说，在分析哲学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人们的理解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深刻印象，即把分析哲学看成与生命哲学或生存哲学对立的哲学运动，从上述的学理分析看，这一印象实在是一种误解。人们常常把生存哲学及生命哲学划归在现代德法哲学的范围内，而把英美分析哲学排除在外，这看来同样也属于一种偏见。就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风格而言，慎思明辨的思想者不应该徜徉于诸如人的价值以及生存意义之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不关注这类问题。在他看来，要弄清这类问题的人，往往处于生存的茫然状态，这种茫然状态促使人们弄清生存问题，然而，即使那些弄清了这类问题的人，往往讲不清生命意义的源头，这类问题是说不清的。因此，关键在于行动，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是说，而是做。维特根斯坦在某一个地方讲过：“生命问题的解决，是在于这个问题的消失。”[121]维特根斯坦的这种“生命观”事实上也渗透到了后来英美分析哲学的内部，分析哲学明智地把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当成实践问题，而不是语言问题。分析哲学确实不可能絮絮叨叨地阐发诸如人的价值以及生存意义之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人的生存与生存问题。实际上，在英美分析哲学中同样洋溢着生命哲学的精神。德国生命哲学家费迪南·费尔曼就说：“当我们阅读美国分析学者的文章时，常常会吃惊地发现，他们的文章里包含许多生命哲学的思想，起码要比近代的精通语言分析的哲学家们所猜测的多得多。”[122]

英美分析哲学与生命哲学及生存哲学的关联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理论资源上的关联，事实上，英国的经验主义和美国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本身就对欧洲的生命哲学的流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是英美分析哲学主流与生存哲学及生命哲学在理论内容上的互动，作为同时代的两股有重大影响的哲学运动，英美分析哲学与德法语言哲学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联系的纽结正是在生活世界的地平线上展开的生存论的沟通。当然，基于对自身语言的特点及其理解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观，英美分析哲学与德法生存哲学都影响着不同的语言哲学风格，但这不会影响两种运动在生存论问题上的沟通与融汇。我们注意到，在胡塞尔晚期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的世界、伽达默尔的世界经验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不仅意味着当代两大哲学传统的对话与交流，并且正日益成为引导时代精神走向的哲学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