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一方面肯定尼采“是自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尼采憎恨弱者，认定“尼采的理论就是弱者有罪”,从而使尼采对弱者的憎恨和轻蔑“毫不亚于萨德”①,从而使主张“自然”是一种更崇高、更健康的强力意志的尼采跟主张“自然”是一种千奇百怪的欲望之实现的萨德竟然成了“一丘之貉”。从这种抹杀两者重要区别的立场之中，完全可以推导出相互冲突的(至少)两种“启蒙辩证法”来：走向极致化甚至虚假启蒙的自否式辩证法，以及通过自我反思拯救启蒙推进启蒙的辩证法。深刻影响了《启蒙辩证法》的尼采到底站在哪种启蒙辩证法的立场上呢?

霍克海默、阿多诺解读的尼采富有矛盾，这样的尼采似乎更趋向萨德，甚至希特勒。这除了他们深受当时法西斯主义横行的历史处境的刺激，深受被法西斯主义歪曲了并当作幌子的尼采解释模式的“强横式解释”的影响，尼采思想理论本身的复杂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待启蒙的态度，尼采的确是处于一种合理化理解与极致性理解的困囿之中，有一定摇摆倾向的。

启蒙的合理限度对于哲学是个敏感而麻烦的问题。在人们的印象里，尼采是一个推崇彻底启蒙的人。“通过其自我反思将启蒙运动彻底化，从一开始就是尼采的筹划的核心。”②彻底化的启蒙还有没有一个合理性界限?尼采推崇的启蒙有没有走向极致与极端?特别是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成书后，尼采写作的目标对象已不是普通人，而是未来哲学家后，尼采尤其给人以走向了极致、极端的印象。在很多场合，尼采反对柏拉图式的启蒙，反对那种为了避免苏格拉底的命运让哲学臣服于高贵的谎言之下，保持一个形而上学的崇高世界，以利于民众和当局对既定秩序的维护的做法。尼采试图揭穿一切真相，相信世界本来是非逻辑、非进步、永恒轮回式的，相信身体、肉体、意志、情感相对于精神、理性是根本的，以便解除一切套在人身上的锁链：“尼采以彻底启蒙的**探讨了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主题，以便人类能全部或者至少部分解脱身上的锁链。”①

这是真正的、唯一的尼采吗?

不是的。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写于1876—1877年),尼采明确了最高启蒙的要求：如果摆脱宗教、迷信，摆脱恐惧，达到一种“解放”,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形而上学了。达到最高启蒙之后超越了形而上学，但仍需要形而上学作为初级阶段的基础，并不需要完全否定形而上学。尼采明确指出，在这样一个“无疑非常高级的文化阶段”,在达到了“最高启蒙境界”的阶段，达到最高启蒙者时，“他还必须极为审慎地克服形而上学。这样的话就有必要向后倒退，即他必须理解这类观点的历史合理性和心理合理性，他必须认识到，这类观点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如若没有这样一种后退运动，就会失去人类迄今为止的最佳成就”。达到最高启蒙者也需要“到了梯子顶端后向外展望，而不应该执意停留在最上面的这级横木上”①。这个“向外”包括山外有山、不要故步自封，也包括向下看看没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奉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初等数学”辩护，认为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关系，而是初级和高级的关系，因而初等数学、形而上学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合理性一样，这种启蒙早已超越了形而上学。达到很高水平的最高启蒙者仍然认定形而上学具有合理的适用空间，因而它不能对形而上学一概否定。这跟早先彻底否定形而上学、否定柏拉图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至此，尼采终于明白，构建了柏拉图主义的柏拉图并不相信这种主义，只是在维持社会生活、面对民众和当局时采取有益的基本立场。持这种立场的依据，不是哲理，而是常识，不是理论，而是生活。“达到最高启蒙境界者能做到的只是摆脱、然后自豪地回顾形而上学。”②因而还应该有合理地对待形而上学(在历史和现实的层面上)的价值与意义。实际上，尼采并不解构一切崇高价值，并不敌视一切弱者，而只是解构本能、意志基础不健康因而假冒的那种崇高，反对的只是冒充强者的弱者，冒充超验的形而上学。尼采并不彻底反对形而上学，只是反对以形而上学为传统崇高价值体系做论证，把形而上学当作传统价值体系的理据。形而上学不能成为崇高价值的理据，不能作为至高的哲学而存在，并不等于形而上学不能成为维持基本生活秩序，不能主导心智不成熟者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启蒙辩证法》是明显误解尼采的。《启蒙辩证法》引述的尼采著作，除了3次出自《快乐的科学》,其他16次全出自《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的著作：《重估一切价值》2次，《道德的谱系》4次，《遗著》7次，《善与恶的彼岸》1次，《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次，《尼采瓦格纳事件》1次。引证次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前、之后的比例是3:16。《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写给未来哲学家的书不能以适合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前书的常人眼光来看，否则便会走偏。

所以，尼采跟(构建柏拉图主义的)柏拉图相比的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的受众是普通民众，而尼采后期写作的目标对象是未来哲学家。对于普通人，尼采在成熟后(认识到柏拉图并不信奉柏拉图主义之后)跟柏拉图没有什么根本不同，都认可一种面对不同对象的不同话语的区分性模式，而不是视所有人都一样都应该按最高启蒙者要求而规定的模式。只有对未来哲学家来说，最高的启蒙才是合适的，但即便如此，这些未来哲学家也是要戴上面具跟民众打交道。因为，“每个深邃的心灵都需要一个面具：并且，每个深邃心灵的周围，都有一个面具在不断生长，这是由于人们不断地对他所说的每个词、走的每步路、显露出的每个生命迹象作出错误的，也就是说，肤浅的阐释”①。尼采成熟后也会偶尔戴上面具出现在不同的人面前。他的扎拉图斯特拉也是如此。《启蒙辩证法》没有区分这两种尼采，只是把尼采定位于没有看透柏拉图两套话语分别适用于不同对象的前期，把不够成熟的尼采视为唯一的尼采，没有看到尼采思想的变化和深意。因而，两位作者对尼采的看法是滞留于尼采前期的。

也就是说，后期的尼采已从极致化启蒙引发的困境和矛盾中摆脱出来，不再认为柏拉图建构柏拉图主义是出于确信有一种形而上学真理存在(而是出于策略),不再认为应该祛除一切的形而上学，甚至不再认为确认为唯一真理的基督教道德之具体信条没有意义，而走向了合理的启蒙。尼采不是极致、彻底、极端启蒙的倡导者，虽然他也时常说些疯言疯语，给人以不顾一切言说真相的哲学家的印象，但他还是明白合理启蒙的界限的。

从总体上看，不考虑具体的场合和具体情境，尼采是困囿在极致性启蒙与合理化启蒙这两者之间的。时而这边，时而疯癫地滑向那边。但从最后达到的认识来看，基本上是坚持在合理化这边的，并对极致化持有谨慎的预防态度。形而上学有合理性，批判基督教只是否定其理据，而不是全面否定具体信条的任何价值意义，不是否定基督教的任何价值，使尼采说出“宁可让人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的话：当没有更好的价值时，追求理据不能成立的价值，也比没有任何追求更好。所以，否定一种尚不确定是否具有理据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的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中，这种价值体系是跟何种其他价值相比。在对比中，才能确定何种价值更积极、更有意义。如果没有其他价值，那即使是缺乏论证理据(即基础不成立因而是虚无)的价值，也是值得追求的。如果都缺乏充足的理据，那应该支持理据更充分一些的那种。当我们质问，能够有一种理据至为充分的价值系统吗?我想，按照尼采的视角主义逻辑，是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的。如果据此推论得出，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同样有效，无所谓优劣好坏，那肯定也是极端误解了尼采的。正如内哈马斯指出的，尼采的视角主义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视角主义坚持认为的是，一个人自己的观点，是最有益于他自身的观点，但视角主义并没有暗示，这些观点需要有益于其他任何人”①。具有不同强力意志的人分别具有不同的看待世界的视角和立场，各有自己的理据。这是一个权力意志决定的基本事实。尼采肯定这个基本事实绝不意味着每个视角和立场都一样、都具有同样的价值。虽然尼采反对持有一种不偏不倚的视角和立场，反对“总是要求我们考虑一只完全不可思议的眼睛，一只不向任何特定方向转动的眼睛”②,但也绝不是说每一个视角都无所谓高低好坏。尼采判断好坏、价值高低的标准是依赖于一种自然性的健康、强力和伟大。他绝不认为任何论证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坏优劣。否则，如果推崇相对主义，“那样的话我们会失去一切等级观念、价值观念和判断观念”③。

进一步来说，尼采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更不能被理解为主张追求与批判对象正相反的那些道德价值，或者说，“尼采并没有倡导这样一种人生，它仅仅由(甚至多半由)我们现在认为是非道德的那些行为构成”。即使尼采自己说过“摆脱一切价值”,“要肯定与相信一切迄今为止被禁止、被鄙视、被诅咒的东西”。①尼采自己反而明确地强调过，“我对道德的否定”是否定其前提，否定其作为真理的理由，但“不用说——除非我是一个傻瓜——我不否认，许多被称为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加以避免和抵制，或许多被称为道德的行为应该加以实施和受到鼓励，然而我认为，当我们鼓励一些行为而避免另一些行为时，我们的理由应该是一些与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的理由不同的理由”①。所以，内哈马斯说得很对，要严格区分尼采所反对的具体内容和这些内容作为道德真理、不可怀疑的价值信仰成立的理由。尼采反对的不是具体内容，而是把它们说成真理、崇高价值的理由或根据。否认它们是真理，跟否定它们有意义是两码事。不是真理，不等于没有意义。

从哲学上说，极力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尼采，最后却肯定形而上学在历史上和心理上的合理性，肯定同一性具有的基本价值和意义。当他明白以形而上学为根据的基督教道德没有成立的理据时，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基督教及其具体道德信条，更没有主张野蛮高于文明，反而明确肯定基督教的虚无意志“但它的确是，而且还仍将是一种意志”,并由此主张“宁可让人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②。尼采不是极致化启蒙的主张者。

把尼采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批判性重估解释成世界毫无意义，一切都是没有任何方向的永恒轮回，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相对的杂多，甚至认为这是尼采所谓秘而不宣的“隐微的言辞”,那是把尼采神秘化了，把尼采解释成他一贯反对的“上帝式”的既具有上帝神秘能力，又能看透一切能做到一切的神了。只有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角度上看，才能得出一切都无所谓的虚无的结论来。可那正是尼采一生坚决反对的。

所以，尼采不是极致化启蒙的主张者，而倒是这种启蒙的反对者。偶尔不顾对象、模仿神谕说出的疯言疯语，还不足以改变尼采是合理性启蒙者的这种形象。他对启蒙的批评是把启蒙自身作为反思批评的对象，而这恰恰是真正启蒙的特征所在。在一个启蒙过度自信的时代，人们对待启蒙持这种态度是很合理的。而他对形而上学的历史合理性与心理合理性的强调，则是他保留启蒙合理边界的明显例证。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受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影响，把尼采视为违背了启蒙基本原则，不顾文明的规则而一味赞同暴力，因而把他所主张的“强力意志”视为没有文明约束的自然法则。《启蒙辩证法》对尼采的这种解释是有失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