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马克思和尼采，《启蒙辩证法》对虚无主义的反思探究有两个重要的推进。首先就是把虚无主义的反思核心从崇高价值的虚无化聚焦于基本价值的虚无化。

马克思和尼采都把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力量视为对崇高价值追求的消解和泯灭，认为资本的力量中蕴含着一种必然的、致使崇高价值虚无化的虚无主义力量。这种虚无力量一向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解释为一种进步：封建的崇高是靠不住的、虚假的和意识形态的，而资产阶级的这种判定却一向被奉为科学的真理。马克思和尼采都坚定地批判了这种自封的真理。尼采认为，认识都是视角主义的窥视，却自封为全景观视角。而基督教自封的普遍而崇高的价值，更是出于内在的恐惧抽象出来的、一种并无现实基础的虚幻存在，而且，越是被视为超验崇高，越是反映出设想者本人的虚幻无力。因而，所谓的崇高本是软弱无力的东西，事情是完全颠倒的。而马克思认为那是以特殊来冒充普遍：这“特殊”或者本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冒充普遍，或者是以历史上特定的阶段冒充普遍。因而，尼采把真正的崇高价值视为未来超人新创造的文化才有可能生发出来；而马克思认为只有超越资产阶级、继承了历史进步精神的无产阶级文化才能成功地避免在资本的逻辑中孕育出来的虚无主义力量。

可以说，他们的虚无主义思考之重心在于超验和崇高价值王国的坍塌以及这种价值的不被信任。他们在中产阶级的平庸、世俗价值的追求中意识到更高价值不再被信奉，看到了无甚更高追求的资产阶级日益陷入对按部就班、平庸、保守、舒适、胆怯、例行化、标准化、形式化事物的追求之中，变得麻木、胆怯、规矩、知足、失去创造性，没有了驾驭风险和担当责任的能力。但对马克思和尼采来说，问题就在于沦为平庸和停止对更高价值理想的追求，而不是别的更糟糕的境况。对他们来说，不再有更高的价值理想，不再有对历史的进一步推进和提升，就已经是一个令他们难以忍受的问题。他们是想要将现有状况进一步向前推进，进一步提升、发展，而不能让人们陷入碌碌无为、麻木不仁。他们没有担忧出现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担忧的更坏状况，也就是对基本价值的践踏，对基本的生命、生存的摧残和否定。不管是像《群魔》中韦尔霍文斯基那样以追求更高价值的名义，通过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恐怖活动来行使可怕之事，甚至在沙托夫决定脱离暗杀小组时安排人杀掉沙托夫，还是像《克拉马佐夫兄弟》中为了自己的更大利益而弑父的伊凡和斯麦尔佳科夫，都会为了自己的世俗利益(生命、金钱、地位、女人)而不惜践踏基本价值，不惜突破价值底线。或者像伊凡教诲斯麦尔佳科夫所说的，“既然没有永恒的上帝，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就什么都可以做”①。

《启蒙辩证法》虽然受尼采的思想影响最大，但在虚无主义思考方面，似乎没有那么明显。尼采的虚无主义思考重点在于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缔造物的“上帝”的死亡。霍克海默、阿多诺虽然也通过批判同一性哲学与这种“形而上学”批判通达起来，但侧重点显然与尼采不一样。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首先着重于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即形而上学的宗教方面，而《启蒙辩证法》的侧重点却是苏格拉底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科学主义传统，以至于还把这种科学作用传统延伸到与技术结合的工业化之中，通过科学技术驱动的工业化所发生、强化的物化统治，通过艺术的科学化、工业化所导致的文化工业现象，揭示在现代性平庸之中崇高存在的失落现象，揭穿现代性的平庸并不止于中庸，却很可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导致价值追求层次的降低：从崇高价值的失落延伸到基本价值的失落。法西斯主义就是典型的例证。

尼采的“上帝之死”喻示着，作为“主体”之最后根据的“上帝”死了之后，给真实性、真理性提供最后根据的“基础”也就坍塌了。主体成立的根据和理由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任何视角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根据的。“真实”不再依赖于坚实的、唯一的形而上学，而是随每个独立的个体性向每个人无限开放着的。每个人所认定的“真”都平等、有效。正如尼采所言：“什么都不是真的，一切都是允许的。”②如果把视角的开放性等同于任一视角的平等有效性，就会把尼采的视角主义引向彻底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正是《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极为担忧的。他们就在这本书中坚定地批评被如此解释的尼采。如阿多诺所说，沿这样的思路，“它把道德的原则从社会存在中解脱出来，把它放进私人的信念之中”①,于是就会导致，社会中不再存在固定不被怀疑的自然性的实在，只有依赖于个体都同意的基本共识才是可以建构的。“真实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从此来自于人们的共识，而不再来自于独立于人(自然本质)或高于人(形而上学)的实在。”②

阿多诺对同一性的坚决反对给这种通向上帝之死的传统“形而上学”批判进一步的支持。通过这种支持，尼采支持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常担忧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形势就更加严峻了。当阿多诺把形而上学理解为对超验的批评和对经验的拥抱时，在对暂存、个别、碎片化存在的肯定中人们如何能避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此想必阿多诺肯定意识到了，不然他怎么会强调“最低限度的道德”?他在与《启蒙辩证法》几乎同时的另一本书中说：“启蒙不仅消解了所有跟美连在一起的品质，而且同时把自己置为美的品质。”③它把一切事物都商品化了，品质、美、崇高，都日益消融进物化系统之中，成为数量的奴隶。完全拒斥形而上学，会直接陷入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所以，如埃斯彭·哈默所说，对阿多诺来说，“形而上学应该在这个似乎已拒绝了它的世界找到某种避难所，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替代它的会是一个以彻底虚无主义为标志的状态”。阿多诺对此极为担忧，他“不愿让真理、超验和意义这样的现代主义价值流失”①。所以他不像霍克海默那样抬高经验研究的意义，也不像后来的哈贝马斯一样鼓吹“后形而上学”思考，因为那会招致虚无主义恶魔的来袭。

阿多诺对完全拒斥形而上学的反对意味着，这个时代推崇理性，但却不要绝对的价值判断，或者把这种判断交给每个人，甚至每种文化，这就“意味着承认所有的价值都平等；而这又意味着，尊重一切价值、普遍宽容，乃是科学理性的命令”②。在这种境遇下，科学无法断定自己是好的，更不用说是最好的了。根本自由是唯一非假设的东西；其他一切全都立足于这个根本自由上。这就是存在主义告诉我们的，也就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这就是说，拒斥了追求普遍、永恒、绝对实在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又迎来了坚信每个个体是根本自由的另一种形而上学。它不再提供一种传统的根基，却提供每个人都与众不同、相互之间都面临深渊的新的根基。因此，“客观地看，最终只有无意义性、虚无。

在焦虑中可以体验到这种虚无……”③

如何避免现代人坠入这种虚无之中?

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反思、批评引发出这种虚无主义来的过度启蒙，批评他们认为已陷入相对主义、认定弱者有罪、主张弱者就是强者自我实现之手段的尼采，也就是把困于极致化启蒙与合理化启蒙之间的尼采解释成极致化注释的启蒙，甚至主张后来所谓强横派理解的尼采的立场。①虽然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明确说过有两个尼采：一个是著名的时髦哲学家、闪光的诗人和别具风格的语言能手，其中含有误解、可疑的公共形象；另一个是深不可测、未被理解的思想家和心理学家，一个以尚未达到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力量指向更远未来的可爱者。第二个尼采见解丰富，并且在未来不断呈现给现代人，是一个哲学家和高尚的人。②但他们的确在《启蒙辩证法》中忘记了第二个尼采，直接按照第一个尼采形象看待尼采了。

霍克海默、阿多诺之所以把尼采视为“自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正是因为尼采“解释了启蒙与统治之间的矛盾关系”③。尼采强调启蒙的贯彻，以揭示神职人员、国家的欺骗性真相：启蒙的任务就是揭穿贵族和政客装腔作势的谎言。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始终是圣王的工具，政权操纵者的工具。另外，大众也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是维系进步过程的重要因素。尼采把启蒙视为苏格拉底文化的进一步完成和延续。在这种延续和完成之中，蕴含着焦虑、恐惧的隐秘情感，为了克服它，就拼命地宰制他者，维持这种宰制后不仅依靠启蒙理性了，也依靠启蒙理性的反面：欺骗。因为，或者由此可见，启蒙不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维持这种宰制秩序。为此，启蒙变成了手段，或者更明确地成了、进一步地证明了自己原本就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作为手段的启蒙与作为手段的欺骗是等值的，都是维系宰制秩序、解除内心焦虑和恐惧的有效手段。“尼采对于启蒙以及荷马的态度仍然摇摆不定，他认为启蒙既是宰制精神的普遍运动(他认为自己是集大成者),也是仇视生命的‘虚无主义’的力量，可是在法西斯主义以前的尼采追随者，却只看到第二个环节，并且把它扭曲成意识形态。”①这种虚无主义力量针对的、消解的不是崇高价值，而是基本价值，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启蒙辩证法》针对尼采以来的虚无主义批判，已经悄悄地发生了一个继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来的非主流的虚无主义概念：虚无主义不只是崇高价值的陨落，象征着传统形而上学世界的坍塌，更令人忧虑的是，它下滑到基本价值的陨落、最基本价值底线的突破，象征着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价值的被背叛和扼杀。这是更加令人忧虑的虚无主义力量，是法西斯主义的虚无主义。它甚至可以在某些场合还带着雅致、“神圣”“脱俗”的假象外表，比如希特勒爱好素食、绘画等。

霍克海默、阿多诺在法西斯主义中看到了比韦尔霍文斯基、伊凡·克拉马佐夫更为可怕的虚无主义。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策略也是典型的惧怕—扼杀—心安(空虚)的路子：法西斯主义并不把犹太人看作少数民族，而把他们看作敌对种族，看作消极原则本身的体现。只有灭绝这个种族，才能保证世界的幸福。因为这个种群“的愿望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拥有所有财产，摄取无限权力”,就是做统治者。①犹太人是统治者的代名词；反对和消灭犹太人也是出于对犹太人统治的惧怕与担心而采取的反向措施，其目的一样是获取统治地位，这种措施就是争夺统治的斗争。双方都是统治哲学的信奉者和实践者，都在争当这个统治者或主体!“理性连同统治一起仍旧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在攻与守的盲目较量中，迫害者与他的受害者都属于同一个不幸的阵营。反犹主义行为方式是在因为被剥夺了主体性而变得盲目的人重新获得主体性的情况下出现的。”迫害者与受迫害者都是为了获得主体性和统治。因此，“反犹主义是一种精致的图式，也是一种文明仪式”②。这种精致的文明图式隐含着无边无际的仇恨，在不断地寻找着憎恶的对象。通过露骨的反对摧毁(对不听话的殖民地野蛮人，以及犹太人等)和温和的统治改造(对自然和本国公民),通过以这些憎恶对象和仇恨对象为靶子，以及对这些靶子的制服，统治者获得了满足感。这种满足体系不断地、持续地需要这些对手，需要不断地制服他们，使他们就范，从而获取主人感、满足感。就像韦尔霍文斯基为了某种美好理由组织暗杀，并为自身安全杀害沙托夫一样，阿多诺指出，反犹主义这种谋求统治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地寻找更合理美妙的理由，比如通过“发展生产”或无上光荣的劳动，来掩饰的统治支配的目的，掩饰谁阻碍统治的实施就扼杀谁的虚无主义本质。“资产阶级反犹主义的形成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经济原因：即用发展生产来掩饰统治支配。”为了“进步”,势必要把阻挡者击溃：“犹太人也必须为一个新的人类种族让开道路，而这个种族正在把生意抬高到一种绝对的高度。”①